东北网4月9日电 “这是一本既让我幸福又让我伤心的书。出版社对于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应该在他们面前点一盏明灯，而不是让行业内的潜规则毁掉了文学本身所具有的美好性与纯洁性……”近日，女作家科娃(本名胥春丽)带着她的处女作长篇小说《罪》来到本报，讲述了她与作家出版社之间的纠葛。

　　“遇热情‘老乡’编辑，匆忙中签下‘不平等条约’。”

　　出生于黑龙江省木兰县的科娃，现为自由撰稿人、省作家协会会员，《罪》是她于2005年历时5个月创作完成的处女作长篇小说，该书讲述了北京某娱乐城几个“坐台小姐”充满悲剧性的故事，作者以批判的态度、悲悯的情怀娓娓道来，从而给社会、给世人敲响了警钟。

　　科娃谈起了《罪》的出版经过：“2005年5月，时任省作协常务副主席的陈修文为我的处女作《罪》作序，出于对青年作者的鼓励和支持，陈主席将我的书稿推荐给了作家出版社的编辑贺平。8月，贺平来电话说，《罪》顺利通过了三审，经过了市场论证小组的论证，作家出版社准备出版这本书，但考虑出版社为初出茅庐的作者出书有风险，故科娃需交付3万元的风险补贴。作家出版社拟出版2~3万册，作者按8%%的版税获取稿酬，这样算下来，科娃可得稿酬2~3万元，而且将来还可再版。此外，贺平还承诺书出版后将由作家出版社在京组织研讨会，邀请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还暗示有个影视剧制作中心的导演看好了这部书……贺平开出的一系列优厚条件令我心动，但考虑要拿3万元风险补贴，我很犹豫，就把情况反映给了我原单位北京某投资公司的总经理盛亚军。他当即表示，公司将全力支持我的创作活动，3万元由公司支付。就这样，我与陈主席于8月26日到京与贺平签约。贺平是哈尔滨人，为人又很热情，基于这种对老乡的信任，我没怎么看合同，就在她的催促下签了字。随后，她当着我的面将合同中第14条中关于稿酬的第1、3条勾掉，并在第2条加写了一万册以内不付版税，第一万零一册起按图书定价的8%乘以实际销售数付版税的字样。我当时提出了疑问，但贺平一再保证这不影响2万元稿酬的获得，我也就没再追问。事后，贺平提出3万元的风险补贴能否开行政事业往来发票，这样可以为作家出版社免去税收3000余元，盛亚军一口答应了。”

　　“我付了3万元风险补贴，他们赚了近20万，我却一分版税没得到。”

　　2005年11月，《罪》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令科娃没想到的是，原定2~3万的首印册数却变成了1.5万册，而贺平许诺召开的研讨会也一直没音信，此后，她与贺平纠纷不断。

　　“2005年11月，我除领取出版社赠与的10本样书外，又先后购回4000余元的图书。这期间，贺平多次动员,让我原单位再出钱多买书；对于研讨会一事，她说‘让科娃单位再出6万元，我来操办这事’；对于首次印刷为何只有1.5万册，她先解释说当初说两万册，是把再版的册数也算上了，后来又说是出版社领导不同意首印那么多册。这时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于是仔细阅读了出版合同，发现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按合同规定，书出版后6个月应给我结算稿酬，但2006年8月，贺平却打电话说，图书只售了1万零9册，然后依然鼓动我加大宣传力度，并毫不隐讳地讲一些作者出书花了几万块，又买了几万块的书等等。有些作者还不计较稿酬，出版社通知他们结算他们都不去，因为在他们看来出名更重要。为了缓和矛盾，我退一步讲，这本书我付出了极大心血，哪怕是把合同约定的5000册稿酬共计8000余元给我也可以。但贺平说，书卖不动，我这个当编辑的总不能帮你去卖吧？我反问她，我把书给你了，同时付给你三万元风险补贴，你们卖了一万多册，赚了近二十万，难道我一分钱稿费也拿不到，还要帮你们卖书？”

　　2007年1月，科娃与陈修文再次到北京找贺平索要稿酬，贺平避而不见。这期间，他们发现，新浪等几家知名网站已全文刊登了《罪》，除了购买订阅，还有手机订阅。最早全文转载的新浪公司在2005年12月25日即刊载完毕，也就是说，《罪》出版不到一个月就已在新浪全文转载了。科娃说：“作家出版社在未经我许可的情况下，授权网络公司全文刊登《罪》，这势必影响到该书的销量以及再版等一系列问题，而且倘若按合同约定，所谓图书销售不畅，我将一分钱稿费也拿不到。”

　　“出版社的管理漏洞纵容了某些编辑的不当行为。”

　　对于科娃与作家出版社的纷争，另一当事人陈修文对记者说：“2007年2月初，我受科娃委托，与贺平谈了近40分钟，内容有录音为证。贺平在谈话中大吐苦水，说出版社每年给她5个书号，她必须交回社里50万元，如果一本书她不赚10万元就算赔了。这是社里的体制问题，她也没办法，现在跟她闹的不止科娃，还有一个浙江写《猫》的女作者……随后，为了证明自己的合同条款无过错，她还拿出一个新签好的合同(8000册以内不计稿酬)给我看，说现在的出版社都是这样的合同。对于应付科娃的稿费则只字不提，被我逼急了，她又提出能否用卖剩下的书抵稿酬，被科娃拒绝了。”

　　陈修文说：“我认为这个纷争有代表性，暴露了出版界存在的问题。贺平利用青年作者初出茅庐的优秀作品，在出版前先以影视改编、研讨会宣传、稿酬多、可再版等一些口头约定为诱饵，从作者手里获取一定的金钱补偿；在出版过程中，又推翻口头约定，用降低应付稿酬册数(如一万册内不计稿酬)、减少印刷册数等办法剥夺作者应有的权利；出版后又以销售不畅、需加大宣传等理由进一步向作者要钱，且侵犯作者的网络电子版权，授权网络全文刊登小说，从而客观抑制了图书销售，达到让作者主动放弃稿酬的目的。而作家出版社在管理上的漏洞，也直接给了某些编辑可乘之机。

　　出版社本身是否欠缺一种好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应多强调社会责任感，不能仅着眼于每册书的利润空间。”

　　“我要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警醒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

　　日前，科娃已决定同作家出版社打官司，状告其侵犯作者获得报酬权及履行合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代理此案的宋恒玉律师说：“科娃一案，作家出版社侵权与违约的事实是存在的。科娃一是可以诉作家出版社侵犯其著作权，并且要求新浪公司承担在网站上转载时未尽审慎审查义务的责任。虽然科娃与作家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约定，科娃将《罪》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授予了作家出版社，但这种授权是有限制的，在合同中约定得非常明确，即网络宣传在不付酬的情况下，使用部分不得超过全文的50%%；如果付酬，出版社必须将全部收入的80%%付给作者。作家出版社并未与科娃协商就授权网站全文转载，超出授权范围，构成侵权，而新浪公司未审查作家出版社是否享有转载权就全文转载，亦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二是可以诉作家出版社违约，合同中约定，《罪》销售到第10001册起开始付作者版税，而《罪》首印1.5万册,也就是说出版社应将5000册稿酬共计8800元付给科娃。即使图书销售不畅，作为出版社也有义务向作者提供图书销售数额的证据，而不是拖欠作者稿酬至今。”

　　宋恒玉感慨地说：“科娃一案胜诉的可能性很大，但即使胜诉，法院判决的赔偿也不会太多。而这种知识产权的案件很特殊，请律师的费用相对较高，加上诉讼费及其它相关费用起码要几万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青年作者与科娃有同样的遭遇，却选择了沉默的原因。”

　　宋恒玉建议广大青年作者，不要因为出书心切，对出版社光环的过度崇拜或责任编辑的盲目信任，在匆忙中与出版社签下“不平等条约”。作为文学作者，一定要有清醒的法律意识，在出版前仔细阅读出版合同，不卑不亢，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不被侵犯。而一旦发生侵权行为，就要像科娃一样勇敢地站出来，用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