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5月25日电 “易中天热”刚刚潮起潮落，“于丹热”又风声水起，“百家讲坛”凭借这一波又一波的“文化造景”创造了中国现代传媒史上新的“神话”。
于丹的走红，既得益于“百家讲坛”这一平台的放大效应，也受益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下国人消费需求的层次变化，由此引发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式的话语冲突也就不难理解。“于丹现象”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镜像，这里有市场经济带来的消费主义问题，也有文化发展的自主性问题，更有思想的多方博弈问题。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于丹的出现究竟带来了什么，于丹现象在现代社会，一个文化缺失的年代又意味着什么？
核心观点
于丹的“心得”并非从两部经典中得出，而是她个人的生活体验的结晶，两部经典只是充当了提供佐证材料的角色。换句话说，于丹精心炮制的“心灵鸡汤”，其主料并不是两部经典，它们只是两种配料而已。
缺乏问题意识和历史眼光
张晓琦 黑龙江省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硕士
于丹的《〈论语〉心得》和《〈庄子〉心得》讲座受到了大众的热烈欢迎，但我在这里不无遗憾地指出，她对这两部经典的解读，误读之处不少，理解比较肤浅而不到位的地方就更多了。
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于丹的“心得”实际上不是从这两部经典中得出的，而是她个人生活体验的结晶，这两部经典只是充当了提供佐证材料的角色。换句话说，于丹精心炮制的“心灵鸡汤”，其主料实质上并不是这两部经典，它们只是两种配料而已，这就使得她对这两部经典的解读必然要出现一些误读。这一点在她对《庄子》的解读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其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理解都是与《庄子》本意无关或相违背的。
从根本上说，于丹的种种误读和浅读，是由于她还没能深入到两部经典中，没能真正掌握它们的内涵及特质的缘故。比如于丹对经典的解读缺乏高屋建瓴的大意识和大眼光，所以她就没办法把经典读深读透。
首先她缺乏问题意识。我们今天之所以有重读经典的必要，是因为经典产生的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从大的方面看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从人类的史前阶段结束后开始，直至人类的灭亡，人类始终都要面临三大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以及人和自我的关系。其实只有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才能把这两部经典讲明白。比如庄子是在全力面对和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孔子是在全力面对和解决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解决了人和自我的关系，达到了自由自觉的审美境界，实现和张扬了主体人格。因此庄子的核心是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是一种自然本体论中的人格审美论，而孔子的核心则是追求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和谐，是一种社会本体论中的人格审美论。
其次她缺乏历史眼光，比如她没有讲孔庄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及其社会历史实践，没有讲孔庄思想的历史局限和缺陷。总之，要想讲清孔庄思想就无法回避的许多重大问题于丹都没有讲。
于丹可能要说，她不是在讲学术，而我上面谈的都属于学术范畴。我的看法是，这些问题既可以作为专门的学术问题在专业的范围内来谈，也可以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向广大人民群众去讲。因为它不像科技领域的许多高深知识那样难于普及，是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普及到广大群众中的，用于丹的话来说，就是“道不远人”。
实际上，孔庄思想是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通的。比如孔子的仁爱思想，是原始氏族生活中君、臣、民的原始和谐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原始人道主义的产物，是其理性化的结果。我们发现，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本位意识，基本上是一种虚幻的群体意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必须建立在法制和民主的基础之上。于是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发现，当人类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法制和民主制建立以后，孔庄思想的生活基础才真正建立了起来，它们的文化优势才能真正显现和发挥出来。因为只有当人类能比较好地解决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后，孔庄这种人类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文化立场，这种用儿童的天真来解决大人所遇到的复杂问题的早熟性文化价值体系，才能被吸收到现代性文化体系的核心中作为主体部分。梁漱溟早就预言，中国文化将来一定会在世界文化中占据优势地位，但当时他还无法讲清这其中的道理。时至今日，作为负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使命的专家学者，到了把这一点向广大群众和世界讲清楚的时候了。于丹不能做到这一点，不等于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不等于不需要做到这一点。所以于丹“心得”的遗憾，也是我们专家学者们的遗憾。
核心观点
每人都应有自己对经典的解读方式。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不顾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全力自由的、毫无证据地说经典。学者还是要忠实于元典文本，有严谨的态度、敬畏的心理。
“以情伤理”于丹的硬伤
唐魁玉 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首先，想申明的是，我虽然认同于徐晋如、杨昊鸥、申郁文等人关于于丹系列演讲中的某些不够严谨和混淆是非、或是热衷于制造“心灵鸡汤”的观点，但并不赞成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非常尖刻、揶揄味十足的“博士精英”态度，什么“解‘毒’于丹”，什么“孔子很着急”，什么“庄子很生气”，其实这种表述本身就很俗。因此，我想采取一个辩证的文化批评立场。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在CCTV上遏制和警惕所谓“文化苏丹红”的大行其道，而不承诺凭一己之力“正本清源，坚持真理，捍卫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尽管这将是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要为之奋斗的事业。
其次，从演讲的立场上看，应本着一分为二的观点，辩证地解释《论语》和《庄子》。然而，于丹却不是这样。她总是“以情伤理”，简单而又不加批判地对待孔子和庄子的几乎每一句话，观众固然受用，也挺通俗易懂，甚至不乏教化之辞，但是，我们毕竟是21世纪的人，我们和先贤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思想和行为的互动。事实上，孔子和庄子思想里都含有很多消极因素，这已是被冯友兰、张岱年、侯外庐、杨树达、钱穆和李泽厚等思想家早就指出来的。可是，于丹还是单纯地把孔子当成一个高尚的人、理想主义者。比如，她说：“《论语》中孔夫子的形象，就是一种审美的化身”。这样拔高的话，我想孔子活着都未必敢接受。很显然，讲孔子、庄子也要“去粗取精”。
第三，从讲演的深度上看，应忠实于元典的文本，要有严谨的态度、敬畏的心理，不能随意地在中央媒体讲自己的心得，也不能任意降低受众的文化水准。于丹的路子有人说很接近南怀瑾和傅佩荣，但难以达到龚鹏程的境界，这是由学养和市场的问题所决定的。而于丹的强项只是电视策划和修辞技巧。毫无疑问，每一个《百家讲坛》的登坛学者，他们不是一坛一坛的所谓好酒，而应该是一个又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担当以及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于丹在和易中天、鲁豫等人的谈话节目里一再强调说，那只是她自己的心得体会，每人都应有自己对经典的解读方式。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不顾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全力自由的、毫无证据地说经典。再者说,CCTV在当下中国人的媒介生活中已取得主流媒体地位，老百姓的文字崇拜已变为图像崇拜，弄得不好就会误导公众，从而降低全体人民的阅读水平，把自己推上“学术超女”的尴尬境地。名气、收视率、书的利润是上去了，但“快餐化”的副作用也注定了，央视的社会教育与知识传播功能也下降了。所以，《百家讲坛》所创造的从收视广告、出版到DVD的产业链的经济效应问题，也实在值得反思。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说法，任何媒体节目都必须在调整社会要素的关系的基础上，来提高其社会传播功能。在我看来，中央电视台的科教节目绝不能把受众的文化程度假定为初中，但也不是研究生，而应以大一学生的接受能力为基础。久而久之，文化程度较低的受众也可以提高水平。
我们在承认于丹、易中天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所作出的普及性贡献的前提之下，寄希望于他们不断地累积知识和创新演讲方式，以及促进彼此之间的学术互动，摒弃一切用电视媒体来降低人民精神生活质量的“商业化”、“娱乐化”、“庸俗化”的文化行动，为把布尔迪厄的两个文化场域(大众趣味与精英文化生产)结合起来而不懈地努力。
核心观点
我们应该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这里不存在谁激进谁保守的问题。不能说于丹激进，讲学问就保守，有批判有继承才是正确的态度。现在青少年都像于丹这么理解孔子庄子，这对传统文化就不是继承，而是有害了。
于丹讲孔庄缺少科学性
高云雷 黑龙江大学教授
我看过《百家讲坛》许多节目，整体说挺好。它传播传统文化，从策划到运作都是现代传播方式，可以说做到了雅俗共赏，而且其中也有一些学术成果，如阎崇年对清史的研究。易中天也不错，他有见解，讲课生动活泼。他是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现在的主要意见是针对于丹的。
于丹讲孔庄缺少科学性，她歪曲了孔子，庄子，虽然她口才很好，但是缺点也是突出的。对古代典籍的阐释历来讲究信达雅，信是排在第一位的，这就是必须要尊重原著，要强调“我注六经”的原则，而不应该是“六经注我”。于丹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让孔子为自己的观点服务。我们首先应该把孔子的原意阐释清楚，他对在哪里，错在哪里？然后自己再去理解。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它的意思之一是对女性亲近或疏远都不行，这就是歧视妇女。于丹在这里把“小人”理解为小孩绝对是错的。“小人”与“君子”对立。君子是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是道德卑鄙的人，历代阐释都是这一固定的含义。
不论是对孔子还是对传统文化，都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孔子对的地方，我们要坚持，错的地方，我们就是要批评。孔子讲“仁义礼智信”，这就是应该坚持的，但是这里的“信”本是“诚信”之义，历代的阐释也都是“诚信”，于丹却阐释为“信仰”，这就是对“信”的歪曲，这是典型的为她自己的想法服务。孔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于丹却说，孔子是在表示他内心所得到的安静和快乐。这实际是在迎合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不平衡心理。你有上百万资产，而我只靠工资生活，我的心理能平衡吗？于丹迎合了这种心理，你读了孔子的话，你就安静了，你就不再怨天尤人了。这不仅是对孔子的歪曲，也是亵渎。
怎么对待传统文化这个问题呢？有人认为于丹口才好，讲课生动，因而对她厚爱。可是她讲的是错误，这不就造成谬种流传了吗？这对观众是一种毒害。回顾历史，对传统文化都是要批判地继承的，鲁迅、胡适等大学者都是这么做的。如果当初没有鲁迅和胡适，我们的文化现在不知道要僵化到什么程度呢？“仁义礼智信”是要发扬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也是要发扬的，但是歧视妇女就该批判。我们应该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这里不存在谁激进谁保守的问题。不能说于丹激进，讲学问就保守，有批判有继承才是正确的态度。现在青少年都像于丹这么理解孔子庄子，这对传统文化就不是继承，而是有害了。核心观点
于丹、易中天引起公众注意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当代人的心灵需要。
现在的传统文化热，从时代的角度看，可以视之为目前改革开放的基本而必然的需要，就像提倡和谐一样。传统文化本身没有完满，不是“圣经”。传统文化同样有一个与世界潮流整合更新的问题。
于丹不可能遮蔽其他解读
任海天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文学博士
改革开放到目前的程度，物质成就体现的最明显，制度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进行，但在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树立以及这种文化的更新整合方面还任重道远，这既是现代化进程的需要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因此反映在公众中，体现为在精神世界或者信仰范畴开始寻找，其中一部分人寻找到民族传统文化领域。这些寻找、树立、整合、更新，是决定现代化进程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当前必须关注思考并有所作为的一个问题，说得简单点，就是人心的问题。
如果换作一个更为专精的学者能否达到于丹的影响力呢？很难做这种假设。因为学术的专精和学术的传播不是必然一致的。于丹有其魅力，比如她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结合个人体会及现实问题做深入浅出的讲解能力，而在这个同时，她也迎合了观众的需要。她的个性解读会有广泛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也不会遮蔽或取代其他解读，因为学术思想乃天下之公器，任何人都不可能“惟我独尊”，否则不成“教主”了吗？如果这样的话，就算取得了“遮蔽”，那么这样的“遮蔽”范围也是有限的，其“遮蔽”时间也是暂时的。
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因材施教举一反三，令人有如对春风的感觉，这本是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最基本的一些教学手段和教学效果，是简单的“幽默”所不能涵盖的，但是可以以“幽默”的风格呈现其中的一部分魅力。出于智慧的剩余可以，出于为幽默而幽默则不必。先秦时期是思想碰撞开放的时期，也是逐渐形成民族传统文化要义的时期，因此讲授解读先秦诸子最需要的是“会意”，然后让听众意会。这是一个思想的交流讨论过程，是一个思想的传承吸收过程，也是一个思想的阐释传播的过程，总之要落实在思想上，落实在人的精神上。这就要求讲授者自己的体会能和听众共鸣，能为听众带来启示，这当然也需要讲授者本身的深刻、专业。
从五四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到今日传统文化一定程度的回归复兴，看起来大相径庭，其实没什么根本区别，都是时代运行的必然反映和必然要求。古代的思想，总是要被后人挑挑捡捡为我所用为时所用。具有超越时空局限而有普世性的思想，应该既有专门的研究，也应该有专门的推广普及，同时结合当下的时代精神，成为终古不变而又光景日新的东西。于丹做的工作，我还是认可的，至于她本人的学养以及信仰，不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就像没有南怀瑾的话，也会有北怀瑾，同样，各样的“丹”在当前会陆续出现的。
不要怀疑那些质疑者的人格和诚意，这样的质疑对于丹本人以及她所依托的传播平台，都是一个警醒。如果被提醒者有净化升华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质疑应该能够接受。但另一方面，某些质疑者来势汹汹仿佛要把于丹们一棍子打死，这样的质疑就没有价值了。于丹们为什么被质疑而海外其他学者仿佛没被这么“苛待”过？这和大众媒体缺乏公众知识分子有关，当然于丹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公众知识分子。
核心观点
某种意义上讲，于丹的错误也像著名体育解说员韩乔生的“语录”一样，已成为一种招牌式的“文化专利”，如果换成了朴学家式的实事求是、言必有据，那么，于丹的魅力和风格也就荡然无存了。于丹不是一个很好的语文老师，但她是一个很好的励志专家。
于丹的错误像韩乔生的“语录”
杜萌若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客观地讲，现阶段普及学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大众传媒。《论语》和《庄子》这样久已淡出大众视野的古代典籍迅速成为人们热门的谈资，当然是好事。于丹现象利大于弊。
易中天“品三国”常常是先就一个问题罗列学术界的各家解说，而后再陈述己见，你即便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了解到别人是怎么说的，于丹解读《论语》、《庄子》则全然是“我认为”，结果《论语》和《庄子》之间的巨大思想差异不见了，一切全被“于丹化”了。于丹该学学易中天，也讲些“如是我闻”的东西。
于丹授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错误，这可能恰恰是于丹式魅力产生的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于丹的错误也像著名体育解说员韩乔生的“语录”一样，已成为一种招牌式的“文化专利”，如果换成了朴学家式的实事求是、言必有据，那么，于丹的魅力和风格也就荡然无存了。于丹不是一个很好的语文老师，但她是一个很好的励志专家。
怎么阅读古代文化典籍的问题，从王国维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融入西方学术文化的理念和思维已是大势所趋，以至于有的学者惊呼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陷入中体的“文化失语”。“失语”的确很痛苦，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到传统注疏、经解的老路上了。普及版本的《论语》解读，应推荐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普及版本的《庄子》解读，推荐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这两种注译本的特点都是准确明晰，不会误导读者。
核心观点
于丹被人称为“学术超女”，红极一时，甚至成为时尚生活的一部分，但她的“走红”只是一个阶段，就像流行的东西，早晚要过时。
于丹约等于麦当劳汉堡包
李元 黑龙江大学历史旅游学院教授
从大众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我很欣赏于丹。她以通俗化、快餐化的方式讲解经典，符合现代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希望快速充电，同时渴望回归传统的心理需求，自然受到了大众的热烈欢迎。这就形同于赵本山的小品，麦当劳的汉堡包，你能说它没有深度或没有营养，就取缔它吗？只要人们需要、喜欢，它就有存在的道理。
从学术的角度看，我却不能同意于丹对《论语》的许多错误讲解。譬如她说，孔子所说的“民无信不立”，其中的“信”是指信仰，其实这里的“信”是指“诚信”。像这样常识性的错误，我能指出很多处。此外，于丹对孔子和庄子一味地肯定，不加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也是我不能认可的。
思考比判断更有价值
李树泉
“于丹事件”甚嚣尘上，起因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推出的三个讲座：女学者于丹讲授孔子与庄子，学者易中天讲授《三国志》。随之而起的是质疑与批评，其中尤以于丹受到的质疑最多。这中间比较有影响的是以徐晋如为代表的“十博士”，而于丹的支持者也开始进行反驳。
支持者肯定于丹传播与普及传统文化的做法，同时他们也想厘清于丹是否真的有错，错在哪里？错误仅是枝节性失误还是结构性硬伤？比较盛行的观点是：于丹即使有错，也可以不必关注，因为传播传统文化本身就已足够好了。
反对者不仅挑于丹的知识错误，而且对于丹的观点进行批评。其中不乏将问题上升的人，如捍卫国学纯粹性、学者求真的学术态度、教育职业精神、现代大众传播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底线等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开始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这其中包括我省的部分学者。也许思考本身比判断更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