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大早赶了个晚集

　　要说尊师重教，那还得说数我妈。也许是因为自己一天学都没捞着上，我刚八虚岁，她就早早把我领到学校去报名———北大荒人，成熟晚，不比人家江南才子余秋雨，四岁就上学了。

　　就这，学校还嫌小。说是入学规定八周岁。

　　没办法。妈妈把我领回家。

　　没隔几天，一趟房住着的小军却美格滋儿的背上了书包———他和我同岁。我妈就又领我找上了学校。学校说：“噢，八周岁的没招满。差几个。就补了几个八虚岁的。”

　　“那我这孩子？”

　　“不行。满了。”

　　就这一步，造成了如下后果：十二年后(1966)，我高三毕业，高考体检都完了，却要“停课闹革命”。下乡，回城……又是十一年(1977)，我才重新走进高考考场。这时我已三十一岁，属狗，有犬子两个。

　　小军，“文革”那年读大一，闹了两年“革命”就分配了，叫“学生”、“老五届”。先来的不如后到的

　　不知是不是因为童年的情结太牢固青年的创伤太深重，从此我不再着急。没用。

　　而且，我还养成了睡午觉的好习惯。我怀疑自己大脑的质量不如别人过硬———他们怎么能从早忙到晚一直精神抖擞目光如炬？而我午间要是不眯一觉就稀里糊涂恍若隔世什么也不能干了。还不如先痛痛快快睡一觉再做道理。

　　高考这三天我也照睡不误。

　　这是第几天呢，骑着自行车奔赴考场就觉着心里有点发毛气氛有点儿不对———每天这道上缕缕行行热热闹闹今天怎么就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呢？慌忙赶到考场大门口才发现一切都完了：大铁门铁链紧锁，几个红袖标站在门里一脸严肃。

　　“开门！快开门！”我大喊。

　　“怎么才来呢？迟到时间十八分钟———取消资格了！”红袖标深表遗憾。

　　“谁迟到了？还有十二分钟才到一点半……”

　　“一点半？一点考试，你一点半来干啥？”

　　“谁说的？”我一怔，递过去准考证：“这不明明印着呢嘛……”

　　“你再翻过来看看———改了！”

　　我的头嗡一下子涨得老大：可不是，改了！我怎么早没翻过来看看呢？我慌不择路垂死挣扎：“你们怎么能乱改呢，这么严肃的事情？……”

　　多亏那是打倒四人帮的第一次高考，人心顺，厚道，都连忙说：“快进去吧，别废话了，以后少迷糊一会儿吧！”

　　也多亏那天考的是语文，考别的我就不赶趟彻底报废了。

　　发榜后才知道，那些早早坐在考场上又早早交了卷闹得别人心里七上八下的熟面孔基本都没考上。谁知哪片云彩有雨

　　恢复高考的消息一下来，同事们的眼光就有些异样：仿佛我已然金榜题名梦想成真就要离他们而去了似的。他们高看了我。因为我挺闹。报纸上发文呀，课堂上讲课呀，好像都有一套。遇到个大事小情的———运动会解说呀，文娱汇演哪，诗赛会呀……也是阵阵落不下。

　　我虽说终于有了继续进学的机会，却还是心里没底犹犹豫豫。

　　一是家里拖累重，考上也不一定能去念。父母年高体弱，妻子带着两岁的老大而老二又要临盆。又是上班又是照顾老人又是哄俩孩子，能行么？

　　二是我能考上么？十一代同堂，570万考生，录取机率4%%。

　　“录不录？就怕他不录。只要录———要一个就是你！”数学老师，我的好哥们儿———吉林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老大学生魏守智忽悠我。

　　“不行。我一直教语文。在农场时也是。可是有一张数学卷！占100分！四分之一！十五年前———刚上高一时我就决定考文科而把数学彻底扔了。”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我给你补。保证一个月让你考上大学！你脑子那么好使……”

　　我脑子好使？要好使当年我就学理科了。看魏大哥信誓旦旦的样子，我将信将疑。

　　一个月后，我走上了考场。

　　又过了三个月，我到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报到。从中文系老师口中我与其他一些年龄相仿的同学知道了，是黑大收留了我们———北大等名校年龄限定在25岁。黑大拟办一个师资班———因而不嫌我们老。

　　我的四科总成绩是350分。北大平均分数是321分。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的分都扣在了自以为绝对优势的语文、政治两张卷上。而我的数学卷得了97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凭数学成绩考上了中文系。身在曹营心在汉

　　大学是好。特别是老学生云集的大学里大家仿佛心有灵犀，一句话就能碰出个响来，特别过瘾。现在叫“有共同语言”。记得当时有篇小说引起了争论，叫《杜鹃啼归》。说的是当时的一个社会问题：知青回城了，上学了，眼界宽了，感情变了，发现原来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婚姻”。而“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于是弃旧图新、离婚结婚……

　　我们班的老大学生还真没发现有这闲肠子的。我就更没这福分了。

　　心不静。老是放不下。老大发烧退了没？老娘的病也不能干挺着。这个月的口粮得抓紧买回来，自行车外带不行了得换了……妻子自行车前边带一个孩子要送托儿所，背上绑一个孩子要进哺乳室，车后座上还夹着装有淘好的苞米米查子的缸子，要到单位蒸锅上做好晚上一家吃的……

　　于是，就想大学能不能转学呢？我转回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念不就不用操那个心了么。到系办一问都说不可能，也没人再理我那茬儿。

　　于是，周末往家跑成了我的常态。那时没有大礼拜。就歇一天。这也阻挡不住我归心似箭。我还有优越条件。我是铁路世家，对铁路熟悉得很，还不时能开出一季公用免票。齐齐哈尔籍的其他四个考生也没少借我光———与我组成了“铁道游击队”，流窜于齐哈两地之间，以逃票乘车为己任。偶尔被捕斡旋失败惨遭罚款也在所难免。谁呢？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有的还是博士导师教授大款之类，不提这“走麦城”也罢。

　　忽一日，系办秘书周老师把我找了去，问我还想不想转回去了，现在刚好有一个哈籍齐师院的学生想转回来，你们可以对换……

　　我对黑大对同学已然有了感情。一边说着“好啊”一边却又犹豫了起来。回到寝室和同学们一叨咕，没想到遭到一片迎头痛击。李明英骂道：“老狗你傻呀？黑大和齐师是一个层次的么？”我下铺兼同桌李立华也属狗，人家是小狗，与我差一轮；所以我这狗上须加一“老”字以示区分。小狗也开始汪汪帮腔：“真没出息……”

　　于是，我彻底打消了归思，破釜沉舟，就在黑大与老狗小狗们共命运了。

　　大学的美好记忆。(左起：李福亮、秦东耕、刘允洲、凌家民、唐忠民)

　　作者简介

　　李福亮，齐齐哈尔市人。燕山大学教授。1982年2月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长年从事新闻记者与文学编辑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与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曾任《北方文学》杂志主编、哈尔滨工业大学传播学系影视科技教研室主任、燕山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系主任。

　　主要作品有评论集《文学·影视》、《此情可待成追忆》、《一个自由的精灵在歌唱》，随笔集《憧憬高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