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发展与加快转变——龙江发展的必然选择
栗战书
站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新的历史节点上，实现黑龙江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期，迫切需要解决好加速发展与加快转变两个重要问题。所谓加速发展，就是要进一步加快龙江经济发展；所谓加快转变，就是要切实转变我省的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在加速发展中实现加快转变，在加快转变中实现加速发展。
一、必须全力以赴加速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加速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我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去年以来，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家把转方式、调结构摆在突出位置，有的省份提出不再刻意追求发展速度，以转方式为主。我省之所以还要提出加速发展，这是由目前发展的客观环境和现实状况决定的。
(一)加速发展的现实背景——“背水一战”的选择
经济发展慢一直以来是我省的一块“心病”。这里的“快”与“慢”不是纵向的自我比较，而是与全国兄弟省份的横向比较；不是绝对速度的比较，而是相对速度的比较。就如同同场竞技的运动员，虽然你的速度比先前快了，甚至进步很多，但人家比你进步得更快、更多，你就“慢”了。我省的经济发展与兄弟省份相比就是这样。改革开放初期，我省GDP总量在全国排名第八，第六、七、九位分别是四川、河北和河南。1978年我省GDP为174.8亿元，与四川(184.6亿)、河北(183.1亿)、河南(162.9亿)上下相差不到20亿。到2009年，我省的GDP总量增长了46.4倍，以上三个省份增长量分别是75.7倍、92倍、118倍，比较而言就能看出“慢”在哪里。这种“不是我们慢，而是兄弟省份太快”情况的长期叠加，使我省在全国各省竞相发展的潮流中，逐渐成了落伍者。由相对落后向绝对落后的演变，导致各种矛盾日益突出。
1.“慢”，使我省在全国各地竞相发展的过程中处于越落越远的尴尬境地。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讲，发展就意味着缩小差距。对于我省来说，则意味着缩小与发达省份的差距，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还在呈现逐渐拉大的趋势。截至目前，改革开放之前经济总量高于我省的上海、江苏、辽宁、山东、四川、广东、河北7省市一直继续保持领先我省的态势，且级差越来越大。原来经济总量小于我省的北京、河南、湖南、湖北、安徽、福建、浙江七个省市，也纷纷赶超我省，全部进入了“万元俱乐部”。从图1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我省GDP在全国排位第8，2009年下降到第16位。基本上是平均4年下降1位，而且是越往后下降的越快，由第8位降到第13位，用了13年时间，而由第13位下降到第16位，只用了7年时间，基本是每2年下降1位，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位次下滑最多、最严重的省份。如果与东北地区兄弟省份相比，形势也不容乐观。改革开放之初，我省GDP与辽宁省(229.2亿元)相差无几，是吉林省(82亿元)、内蒙古自治区(58亿元)的2.1倍和3倍。到2009年，延续多年的辽、黑、蒙、吉发展位次发生变化，内蒙古连续8年全国GDP增速第一，终于一举超过我省，使我省让出三省一区的第二把交椅。吉林省的发展势头也很迅猛，近些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我省，如果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省的境地将非常尴尬。
2.“慢”，使我省经济发展缺乏强有力的内生支撑力。经济学、社会学领域中有一条通用的定律，叫作“马太效应”，概括这样一种现象：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由于我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不仅没有形成强势发展的“马太效应”，而是出现了负的“马太效应”，即经济积累处于弱势，获取进步的机会被经济发达地区获得。具体体现，一是生产要素的净流出。我省是资源大省，但多年来，始终摆脱不了原煤、原粮、原油等产品不加工、粗加工、初加工出省的局面。(下转第六版)
2009年，我省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大行业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为8：2.4：1。其中占据主力地位的采矿业，产成品与工业销售产值的比例仅达到1：22。由于自身加工能力不强，原材料“本色”外流的同时，产品附加值的提高环节也流到了外省。因为经济实力弱，科技研发硬件设施不强，福利待遇不优厚，不仅很难吸引人才，还致使大量人才“孔雀东南飞”。2008年，我省科技活动人员占全省人口总数的2.4%。,低于全国3.7%。的平均水平，比北京、上海、天津分别低22.1、14.2、12个点，比辽宁、吉林分别低2.3、1.3个点。企业外流也成为一种趋势。从早期的昌宁给水到近期的华义食品等众多企业外迁，减弱了我省的经济实力。二是传统优势的弱化。我省是国家的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在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尤其是在工业上，“一五”时期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项目中我省就占23个，“三大动力”、“十大军工”、机床、工具、亚麻、橡胶、造纸、轴承等一批产业和企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这些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不断下降，在全国原来处于龙头地位的企业逐渐衰落，有的甚至被重组、停产和破产。我省工业总产值最高时曾在全国位列第四，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工业骄子”。而现在不仅不是工业强省，更不能称为工业大省。2009年，我省第二产业增加值在全国排名已经退居到第18位。我省是全国著名的大粮仓，去年粮食产量跃居全国第二位，商品量多年位于全国第一位，但产粮大省却不是农业强省。2009年，我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全国仅排名第14位。三是项目投资主体实力不强。投资一直是拉动我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企业实力不强，扩张能力弱，因此缺乏强劲的投资能力，使得我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大项目建设很大程度要依赖于国家直接投资和财政金融政策。国家的政策松一点，我们的投资和项目建设就好一点，一旦国家政策收紧，我们的投资和经济发展就要受到明显的影响。四是民营资本扩张缓慢。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没有民营企业的加快发展，一个地区不可能成为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我省经济发展缓慢，致使民营经济成长、扩张的要素不充分，发展空间不广阔，始终没有形成强大的民营资本群体。目前，全国民营经济总量已占经济总量的55%，民营经济第一大省——浙江这一比例达到70%，辽宁为59%，我省仅为48%。在2009年全省企业销售收入50强名单中，民营企业不足1/5，属于我省“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仅有5家。
3.“慢”，使我省民生的改善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举步维艰。由于经济发展滞后，财政收入水平低，再加上特定发展周期的双重作用，使我省近些年来积累了很多社会矛盾。为此我省提出“民生财政”理念，千方百计落实“民生预算”，近年来对民生和社会事业的财政支出比例在逐年加大，一些社会矛盾得到初步化解。但财政的刚性支出要服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我省本已是“吃饭财政”的紧张状况雪上加霜，民生和社会事业的支出虽然仍在增加，因为总体财力有限，“保增长”的首要任务迫使财政支出结构必须有所调整。如2008年，我省对于文教科卫事业和社会保障及就业的支出比例降到了31.5%，同比下降了3.6个百分点，2009年回升到32.3%，也没有达到之前的水平。即使这样，财政的支撑几近极限。同时，由经济实力弱、财政底子薄伴生的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能力不强等问题更加突出。2009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566元，在全国排位倒数第三，与排在前两位的上海、北京相比，分别是两市的43.6%、47.0%，分别低于内蒙古、辽宁、吉林3283元、3234元和144元。
(二)加速发展的可行性——有利条件的支撑
经济发展是要遵循经济运行规律的，需要有各种必要因素的支撑。加速发展不仅仅是主观愿望，更需要有必备的条件，需要抓住每一次发展的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经济发展所以相对缓慢，就是因为错过了几个较好的加速期。如改革开放初期“短缺经济”最有利于民营经济资本原始积累，上世纪90年代是加快市场经济转变的体制机制创新期，以及扩大投资、壮大支柱产业期等，在改革开放后很多机遇期面前“慢半拍”，导致了我省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与先进省份有明显的差距。从某种程度上看，不是我们没有发展的机遇，没有加速发展的机遇，只是我们没有抓住机遇。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所以提出要加速发展，是因为我们面临着新的机遇，具备加速发展的有利条件。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和优势，牢牢把握住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展机遇，铆足劲头，全挡加速，就可能在新一轮的发展竞赛中实现“弯道超越”。
1.全球经济的复苏
黄金定律中有一条叫“蝴蝶效应”，蝴蝶在热带轻轻扇动一下翅膀，遥远的国家就可能造成一场飓风。应用到全球经济关系中也很恰当。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每一个地区的发展都与周围的大环境紧密关联。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使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遭到了重创。随着以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主导的经济刺激政策陆续出台，世界经济逐渐走出谷底，开始复苏。从已经公布的统计数据看，全球主要经济体今年上半年都实现了正增长，显示出明显的复苏迹象。虽然不断蔓延的欧洲债务危机为全球经济复苏带来风险和挑战，主要国家就业市场持续低迷，库存调整仍在继续，但权威经济预测机构普遍认为，全球企稳回暖的发展态势不会因此改变。世界银行在6月9日发布的《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上调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上调幅度为0.6个百分点。国际经济与发展组织(OECD)也表示：全球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正在逐渐恢复，很多经济指标已经走出了最坏的境地。6月末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并认为世界经济复苏速度超过了预期。大环境由坏转好，随之而来的外贸形势趋暖，国际油价上涨等利好因素，对于我省来说，都会对加速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撑。
2.国家政策的支持
一是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从去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今年3月初的全国“两会”，到最近央行的明确表态，一再强调“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对我省至少意味着三方面的利好：滞涨和通胀压力减小，发展的外部环境平稳；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有充足的资金解决一些制约我省发展的瓶颈问题；人民群众对未来发展信心稳定，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发展建设中去。二是国家实施“一揽子”计划，仅去年我省就争取到了96个专项、4748个项目，获得中央投资135亿元，带动企业和民间资本超过900亿元，干成了多年想干而没有能力干的大事，基础设施上了一个新台阶，上了一批产业项目，民生得到了明显改善，还带动了我省建材行业的发展。截止今年7月份，我省又争取到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64批，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113亿元，预计全年可争取国家扩大内需投资137多亿，高于去年的水平。三是国家政策重点支持的产业，正是我省目前着力推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三农项目，以及传统产业的调整振兴，有利于我省加快结构调整，加速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四是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情况，国家继2004年的《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工作要点》、2007年的《东北地区振兴规划》之后，于去年9月份又出台了《进一步实施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若干意见》，为我省发展提供了更加宽松的政策和机制保障。五是国家即将实施的资源税改革，对于我省这样资源经济特征显著的省份来说，属地税费的增加，不仅能提高财政收入，传导效应也会非常明显。总的看，国家政策的支持对于我省的发展非常有利，仍然是我省经济发展强大的“助推器”。
3.丰富的资源依托
我省的矿产、生态、科技、人力、土地等资源丰富，让很多资源贫瘠的地区十分羡慕。这些资源一直是我省得天独厚的优势，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关于资源是不是优势的问题，目前社会上却存在不同的观点。近年来有些人以“资源双刃剑”和“资源诅咒”理论为依据，认为黑龙江丰富的资源不仅不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优势，而是我省经济发展缓慢乃至落后的原因。“资源双刃剑”观点认为，资源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具有两面性，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有时消极的一面还要大于积极的一面。资源诅咒理论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地区增长得更慢，由此衍生出“路径依赖论”。路径依赖观点认为，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具有惯性，一旦选择资源利用这种发展方式，就会在惯性的作用下一直走下去。从对某一特定时期个别国家，或一个国家个别地区的经济发展现象，以及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描述看，这些理论是有一定道理的，部分内容甚至是科学的。但是这些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是揭示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思路、模式、理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否定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纵观人类经济发展史，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没有资源，经济发展都是“无米之炊”。当今世界科技越来越进步，但是对资源的争夺却越来越激烈。资源已经成了很多国家的发展瓶颈，由此更加凸显了资源的重要性。所以，资源是不是“双刃剑”，利用资源是否会陷入“诅咒”，问题不在于资源本身，而在于如何发挥资源的作用，在于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方式。所以出现“双刃剑”、“资源诅咒”和路径依赖等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落后导致的，只要切实转变发展方式，资源对经济发展永远是正效应。因此，把落后的原因归罪于资源丰富是站不住脚的，也是有害的。
4.较好的发展基础
虽然横向比较，我省的发展确实不快，但回顾我省的发展历程，经过建国六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全省人民的不懈努力，我们还是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为加速发展提供了必要基础。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全省经济发展更是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一是GDP持续增长。2003年以来，我省地区生产总值呈现出持续增长势头，由4057.4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8288亿元，增长了1倍。二是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全省地方财政收入2003年为293.4亿元，2009年增长到885.6亿元，增长了2倍；一般预算收入由2003年的248.9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641.6亿元，增长了1.6倍。三是固定资产投资跨越式增长。我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2003年的1190.7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5029.1亿元，增长了3.2倍。近三年来的投资增长势头尤其迅猛，由3000亿元直接跨过4000亿元台阶，达到5000亿元。如果按照年初预定，今年继续实现35%的投资增长速度，全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6700亿元，又跨入了一个新台阶。这些都表明，我省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巩固的，态势是良好的，潜力正在发挥，加速发展的势头已经初露端倪。尤其是省委确定的建设“八大经济区”和实施“十大工程”的发展战略，符合我省现阶段发展的实际，使全省发展的思路更加清晰，重心更加突出。围绕“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全省上下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大项目建设速度加快，结构调整成效显著，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加速发展的基础进一步巩固。
(三)加速发展从今年开始——实现“双一”目标
今年一季度结束后，面对全国各省竞相发展的态势，针对我省位次逐年下滑的现实，结合“十一五”规划目标的完成，省委、省政府提出，全省上下必须振奋精神，奋力登攀，坚决实现全年GDP10000亿元、财政收入1000亿元的目标。“双一”目标提出后，省政府为了确保目标的实现，对目标进行了分解，把分解指标分配给了各市(地)和有关部门，明确要求地市和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今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电视电话会议上，省政府又对“双一”目标的落实情况进行了分析，对确保目标的实现进行了再部署。从上半年的情况看，全省经济的总体运行情况较好，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同步向上拉动经济增长，重点行业、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主要经济指标增幅比较明显。上半年全省GDP实现4202亿元，同比增长12.9%，是1992年国家实施按季度GDP核算以来我省同期最高增长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590.7亿元，同比增长35.1%，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力量。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1844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6.8个百分点。农业生产形势良好，粮食播种面积、高产粮食作物面积创历史最高水平，苗情明显好于往年，如果中后期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有望创历史新高。全省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640亿元，同比增长11.4%，是近年同期的最高增幅，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15.4亿元，同比增长19%。外贸进出口改变了危机以来被动局面，上半年实现107.5亿美元，同比增长41.3%。地方财政收入完成575.9亿元，增长46.6%。按照我省的发展规律来讲，GDP一般大半体现在下半年，下半年只要石油价格每桶维持在70美元以上，今年GDP过万亿应该不成问题。地方财政收入按照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全年达到1000亿元目标更没有问题。实现“双一”目标，是保持我省经济总量在全国位次、提高财政支出能力的需要，同时也是我省在后危机时期加速发展的开始。如期实现“双一”目标就能证明，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发挥优势，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加速发展就不仅是美好的愿望，而是完全能够实现的。通过实现“双一”目标，不仅能够坚定全省上下的发展信心，更重要的是为加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开端。常言道“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有了良好的开端，经过努力我们就一定会取得成功。
二、必须下更大力气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现代经济词典》的定义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发展”一词替换“增长”，实际是拓宽了这个概念的外延，除了GDP数量的增长，还要兼顾发展的质量、生态的承载以及经济社会的协调。在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中央明确提出要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我省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也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全国上下对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视程度空前，这既是我们对发展认识的深化，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转变发展方式是时代潮流
1.对传统发展方式的反思
自18世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创造出惊人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把物质财富当成了那一时代的图腾，当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基础。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把自利和对功利主义的追求，上升为社会繁荣进步的源泉，助推了功利主义对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渗透。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商品拜物教、财富拜物教、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虽然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在增强，人类近100年来创造的财富，是以前人类创造的财富的总和，但是人类对自然的大肆索取，已经超出了生态和资源的承载能力，造成了当今全球的生态和资源危机，危及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转变破坏生态、浪费资源的传统生产方式，从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受到重视。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问世，作者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带来的可怕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0年后，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受联合国委托，58个国家150多名专家共同合作的著作《只有一个地球》也于同年问世。25年后，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30年后，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认可。从《京都议定书》到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全世界都在利用各种平台，积极地寻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尽管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争夺发展权利，在承担减少碳排放责任方面存在很大争议，但是在转变发展方式是人类共同责任方面，已经形成了共识。
2.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方式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非常关注的问题。党的十二大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十三大提出，经济发展要从粗放型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十四大提出，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占的含量，促进整个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十五大、十六大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报告中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替换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标志着我们党在发展理念上的创新和经济发展路径的战略转变。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党和国家经过深刻思考和论证，指出“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际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在今年2月初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题，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习近平副主席、李克强副总理分别发表讲话，对为什么转变发展方式、如何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转变的保障等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随后在3月份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明确了全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主线就是转方式、调结构。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关键词从“转到”到“逐步”、从“促进”到“加快”的变化，就可以明显看出党和国家对发展观念的逐步深化。
3.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需求
如果说我国的发展方式落后，我省的发展方式更加落后。具体体现，一是资源型经济既造成了低效益、又大量地浪费了宝贵的资源。随着资源的减少和枯竭，不仅传统的优势消失，很多行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也难以为继。二是由于对资源路径依赖，制造业比重太低，而且更新改造缓慢；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民营经济发展慢、规模小、质量低等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益突出。三是相对封闭的经济使我们在发展中没有很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不大。四是由于国有经济比重过大，农村非农经济弱小，致使城镇化步伐不快，城乡一体化程度不高，“二元”经济结构明显。五是长期“三高一低”的产出方式，使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下降；重生产、轻生活的发展思维，留下了大量的民生欠账，群众的生存质量亟待提升。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加快转变与加速发展的关系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速度永远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我们提出转变发展方式，不是不要速度、不要发展，而是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使经济长期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不至于速度过低，乃至萎缩倒退。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在处理加快转变与加速发展的关系时有所不同。经济发展长期较快、实力较强的地区在一定时期可以为加速转变而暂时放慢一些发展速度。如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当前把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内蒙也明确提出不再争当GDP增速的“领头羊”。我省所以加速发展和加快转变二者“鱼”与“熊掌”要兼得，是由我省经济发展的特殊情况决定的。由于我们经济发展长期相对缓慢，经济总量排名在全国不断后移，如果我们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放慢速度，就会被先进省份越落越远。那么我们靠什么加速发展呢？传统的发展方式已经无法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依靠转变发展方式来实现加快发展。因此对于我省而言，加速发展和加快转变是紧密相联、密不可分的。加速发展是加快转变的目的，加快转变是加速发展的途径。加快转变的过程也就是加速发展的过程，加快转变的途径也就是加速发展的途径。
(三)我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
由于不同地区、同一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具有不同的要求和重点。从我省目前发展的情况看，应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1.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由注重资源粗加工、初加工，向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转变。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等结构性问题，一直是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009年，我省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3%，第三产业的比重低于第二产业近20个百分点。在工业经济内部结构中，采矿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高达64%，是制造业的2.3倍。自从1963年大庆油田初具规模，我省“油经济”特征一直延续至今，2009年，全省天然原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加值占据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的1/3强。不仅矿产资源的加工程度低，农、牧、木等其他资源的粗加工现象也很普遍。作为产粮大省，我省粮食加工量仅为粮食总产的50%，深加工只能占到20%。吉林省去年的粮食产量是4920亿斤，是我省的56%，由于原粮基本不出省，其第一产业增加值却是我省的85%。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省对资源的开发利用远远不够，资源初加工、粗加工多，产业链条没有延长，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产品发展不够。要改变我省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必须沿着现代产业的发展方向，进行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一是做大做强资源型产业。充分发挥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矿业经济，迅速做大经济规模。同时积极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技术改造和产品开发，大力发展粮、油、煤、木等资源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搞好资源的综合利用，实现多层次加工增值，把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二是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把握好产业发展规律变化方向，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信息、现代装备制造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新兴产业的加速发展，用较少的资源消耗，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使产业结构由资源支撑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变。三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彻底转变“重实业、轻服务”的观念，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更多地投向服务领域，提高第三产业的竞争力，短期内在第三产业中形成一批支柱产业。
2.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物质投入，向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转变。产业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的“微笑曲线”，指加工制造业如果处于产业链附加值曲线的最底端，利润相对薄弱，要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就必须向两端延伸(如图2)。
我省目前发展主要依靠物质投入，正处于微笑曲线的下端，“三高一资”特征显著，高投入低产出，出大力赚小钱。使微笑曲线的嘴边靠拢，就要强化两个方面工作。一个是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我省科技资源目前在全国虽然排名第八，拥有哈工大、哈工程、焊接研究所等国内外知名的学府和科研机构，具备一定的科技基础和优势，但科技对经济的拉动、带动、促动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科技、经济“两层皮”的情况依然在延续。这一点从科技活动发展情况的三个关键指标就可以看出：2008年，我省科技活动人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6万人，仅为9.5万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48.9亿元，仅为75.4亿元；技术市场成交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6亿元，仅为41.7亿元。要把科技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就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我省战略发展的核心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加快构建创新体系，建设高水平的创新平台，推进系列创新活动，充分发挥企业主体的作用，加快科技与经济的融合，使科技真正长入经济。另一个是强化管理，提高质量和效益。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曾说：“管理是一种器官，是赋予机构以生命的、能动的、动态的器官。”在当今时代，管理水平已经成为衡量生产力的重要标准之一。万向集团创始人鲁冠球做过这样一个比喻：“在一个企业内，如果投资占1分，科技占3分，则管理占了6分”。一直以来，由于特有经济结构的制约和传统发展思路的影响，重生产、轻管理的观念普遍存在，管理价值的无法体现，成为我省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必须将管理方式转变纳入进来，千方百计实现由分散化向集约化管理、由粗放型向精细化管理、由个性化向标准化管理转变。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市场经济理念和现代管理理念，真正使“管理也是生产力”成为企业管理者的共识，激发管理者通过加强管理促发展，依靠管理要效益的内在动力。实施“品牌战略”，巩固既有的国家、省级知名品牌，加强新品牌的培育和推广，从过去单一经营商品的三流企业发展模式，向注重品牌培育和经营的二流企业递进，实现管理层次阶梯式跨越，为向制定标准的一流企业迈进奠定基础。
3.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由高能耗、高排放，向发展低碳、绿色、循环经济转变。我国能源消费存在严重的不合理性，工业能源效率较低，电力、钢铁、有色冶金、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八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钢、水泥和纸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分别高21%、45%和120%。我省作为能源主导型的省份，“高碳”特征则更加显著。2009年，煤炭、石油在我省能源消费中占95.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8.1个百分点，而相对碳排放量低、对环境污染小的天然气和水电的消费仅占4.5%。对于煤炭、石油的消费依赖，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主观思想中，“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现得力”的思想仍然占据主流，因此要转变这种高耗能、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变传统的能源观，用科学的能源观念引领能源的开发、利用和消费。现阶段我们要着力树立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发展观。关于这三种经济发展形态，专业领域是这样界定的：低碳经济是指以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洁开发为基础，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是指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发展形态。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应用到我省实际，一是提高能源利用率和清洁开发程度。进一步开发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建立完善的能源开发机制，鼓励支持能源清洁开发。二是促进经济活动全面“绿色化”，大力发展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加快“三高一资”产业绿色化改造，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减少碳排放量。增强全省人民群众的“绿色”发展意识，倡导“绿色”生活模式，促进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绿色经济”创建活动。三是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积极发展新型替代型能源，争取新能源产业在“十二五”时期对节能减排、环境友好、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
4.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由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城区和县域是区域构成的两大元素，共同决定了这个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我省是农业大省，农村比重较大，县域容纳着全省2/3的人口、80%以上的国土面积，但经济总量不大，只占全省的37.5%。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发展失衡。农村基础建设严重落后于城市，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缓慢，农村人均受教育程度不足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由10年前的2.1：1扩大到2.4：1。对于占据全省经济62.5%的城区经济，近些年我们的重视程度反而不如县域经济，政策、措施的导向性致使城区经济多年来始终处于“散漫型”发展的状态。我们要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一手抓县域，一手抓城区，既着眼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提高城镇化水平，又着眼于提高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巩固、提升经济发展主体竞争力。一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把财政投入、公共服务等继续向农村倾斜，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逐步消除工农、城乡差别，调整优化县域经济产业结构，打造立县、兴县支柱产业，加快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二是大力发展城区经济。充分发挥城区经济的资源要素汇集优势，积极发展总部经济、创意经济等现代服务业，完善各类园区、开发区建设，促进经济集群发展。充分发挥城区经济的引领、辐射和服务作用，加大城区改造建设力度，提高土地利用水平，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三是以城镇化建设带动一体化发展。城镇化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结合点和支撑点。国际上的发展实践证明，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就进入了“刘易斯转折点”，迎来城镇化的加速期。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格局，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成本保持低廉。等到非农产业的发展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逐步变成一体化、均衡的现代经济。劳动力这种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即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参见图3)。如图所示，
横轴Q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P表示工资水平。AD1阶段表示工资水平P长期不变，劳动力持续供给，劳动力过剩明显；AD2阶段表示随着工资水平P缓慢上升，劳动力供给仍在增加，但速度高于工资上涨速度；AD3表示工资水平P急剧上升，劳动力供给趋缓，进入劳动力短缺时期。随着AD1右移到AD3,到了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专家普遍预测，这一拐点将会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南方持续出现的“用工荒”，已经是“拐点”的先兆。我省去年人居GDP就已超过3000美元，也应该到了城镇化的加速期，垦区、林区、油区、矿区带动的城镇化模式初步形成，今后要从我省的实际出发，统筹规划，重点推进，走出龙江特色的城镇化之路。
5.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弱的传统农业，向集约经营、规模生产、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转变。多年来，我省农业农村发展始终保持良好势头，粮食连年丰收，第一产业增加值稳步增长。但同时，农业大而不强、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也日益显现。全省农业集中程度低，产业化进程慢，规模经营仅占全省耕地面积的25%。小规模、分散经营严重，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仅覆盖全省不到1/4的农户。生产方式粗放，全省粮食平均亩产不到500斤，与世界同纬度农业发达国家和我省垦区相比低200斤，奶牛平均单产在5吨左右，而发达国家奶牛平均单产超过8吨。掠夺式经营严重，全省水土流失面积1100多万公顷，占幅员面积的24%，土壤平均有机质由建国初期的8~11%下降到2~4%；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现有1亿亩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一半，截蓄地表水能力仅为23%，有效灌溉农田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13%；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低，农村市场建设落后，农民获得有效信息渠道窄。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加快向现代农业转变，必须以“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为目标，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一是以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为主线，以松嫩、三江两大平原农业综合开发试验区建设为载体，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加快水利化、农机化、信息化、规模化、标准化步伐，夯实农业基础，增强现代农业发展支撑能力。二是充分发挥农科院、东北农大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科研力量雄厚的优势，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深入开展农业科技合作共建，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强实用技术推广力度，大力培养新型农民。
三是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强化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做大做强优势主导产业，确保实现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收入增加。四是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发展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培育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提高规模化、组织化水平，力争培育出几十个百亿元的大集团，形成一批具有龙江特色的农牧业品牌，推动我省农业从“种植+养殖+加工”与“贸易+工业+农业”的组合形式，向“市场+企业+基地”与“名牌+优质+特色”的现代产业化方向迈进。
6.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由忽视生态环保和过度消耗生态资源，向保护环境、合理开发、建设生态文明转变。我省是生态大省，是我国北方乃至东北亚生态的天然屏障，多年来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长期过度的开发，生态保护和修复重视不够，过度地消耗了生态资源，造成了污染，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环境局部恶化，整体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已经很脆弱，如果继续遭受破坏和损害，将造成不可逆转、难以挽回的历史性损失和灾难。目前，大庆油田石油可开采量不足可开采总量的1/4。森林可采量不足蓄积量的1/5，其中，大兴安岭林区每公顷蓄积量仅为78.26立方米，比开发初期下降了近一半；伊春林区可采伐成过熟林蓄积量已由3.2亿立方米下降到320万立方米，下降了99%。现有煤田储量不断减少，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煤矿濒临资源枯竭,以七台河为例,全市煤炭储量为9.3亿吨，可开采量不足4.7亿吨,平均开采年限不足10年。全省草原面积由解放初期的880万公顷减少到目前的433.3万公顷，其中，“三化”面积已达112万公顷，占现有草原总面积的25%。最新普查显示，我省湿地面积急剧萎缩的状况已得到有效遏制，但总量下降的事实已不可逆转，以三江平原湿地为例，已由建国初期的536万公顷减少到156万公顷，减少了71%。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和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消耗的增长，人均资源占有量下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要转变发展方式，就要尊重自然规律发展经济，从人文关怀和道德关怀的层面出发，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按照“严格保护、合理开发、持续利用”的原则，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寓生态资源开发于生态建设中，融产业发展于生态建设中，积极发展生态主导型经济，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一是积极实施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区建设，全面停止主伐，力争让大小兴安岭休养生息四十至五十年，重新恢复开发初期面貌。二是继续推进“三优”文明城市建设，推广农村新型能源建设，减轻面源污染，加大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力度，提升城乡文明水平。三是结合两大平原农业区建设，搞好三江湿地、扎龙湿地的保护，增强湿地涵养水源、蓄洪防旱以及保持物种多样性的功能。四是结合松花江污染治理工程，大力推进江河湖泊水体改善和休养生息，保护“母亲河”、维护“国际河”、开发“经济河”，实现“水养人”、“水养水”、“水生金”。五是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推动煤城、林区、油城大力发展以高新技术产业等为代表的替代产业，确立经济发展新定位。
7.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由传统的、常规的对外贸易，向对外经贸合作适应性战略调整转变。多年来，尽管我们依托对俄开放前沿和地处东北亚腹地中心的优势，始终坚持“南联北开”，初步形成了“一线多点”的开放格局，但由于开放层次不高，开放领域不宽，开放基础还不稳固，一旦国际形势出现大的变化，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去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俄罗斯经济政策变化的冲击，2009年我省进出口总额仅完成了162.2亿美元，下降了29.2%。主要原因是，我省传统贸易占比过高，2009年我省边境小额贸易为21.3亿美元，一般贸易为57.9亿美元，分别占对外出口额的21.1%和57.5%；对外贸易市场单一，这些年对俄贸易一直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50%左右，2009年尽管受外部影响占比出现下降，但仍高达34.4%；地产品出口比重偏低，“飞地性”明显，2009年全省出口完成100.8亿美元，其中地产品出口仅占20%多，近80%为转口贸易或过境贸易；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长迟缓，2009年出口机电产品29.3亿美元，出口高新技术产品2.4亿美元，两项合计仅占全省出口总额的31.4%，即近70%的出口都是附加值较低的商品；“走出去”步伐缓慢，2009年全省核准境外投资仅为1.04亿美元；引进外资增速下滑，全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金额23.6亿美元，同比下降5.5%。针对以上情况，我们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主要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推进对俄适应性战略调整。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构建全国对俄合作桥头堡和枢纽站”的要求，深刻总结对俄经贸多年来的经验教训，规范出口方式，提高地产品质量，优化出口结构，拓宽科技经贸合作方式，夯实对俄贸易大省地位。另一方面，要由对俄经贸比重过大向开拓多维市场转变。从历史经验看，我省外贸发生的几次起伏，都源于俄罗斯市场的变化或政策的变化。虽然我省占据对俄地缘优势，但不能因此蒙蔽发展视野，应该以全球战略眼光寻求外贸合作伙伴。坚持“省外即外”的开放战略，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与发达经济体的经贸合作，积极拓展新兴市场，构建央企和地方、省与省之间的合作共赢格局，不断扩大外国、央企和外省在我省的投资、贸易比重。立足东北亚，巩固港澳台，深化欧美非及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构筑集外资、外贸、外经、外事、外宣于一体的大开放格局。
8.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由偏重经济发展，向突出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民生转变。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先生产、后生活”的发展理念，让我省在为国家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留下了巨大的民生历史欠账，经济社会发展失衡问题十分突出。其中，城市棚户区和农村泥草房问题最具代表性。尽管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建设，但棚户区和泥草房仍然是我省的“历史之痛”。2007年底实施“三棚一草”改造工程之初，我省共有各类急需改造的棚户区总面积高达1.2亿多平方米，农村泥草房180万户。经过两年多的全力推进，全省已经完成棚户区改造面积3518万平方米，改造农村泥草房42.18万户，但仅占棚户区和泥草房改造总面积的29.3%、23.4%，急需改造的棚户区和农村泥草房面积和户数依然很大，广大人民群众渴望住上设施齐全的好房子的愿望十分迫切。同样的问题还有集中供热等。我省地处高寒区，取暖期长达半年，住上暖屋子是每一个家庭的愿望，尽管实施“三供两治”工程以来，我省已经新增集中供热面积7400万平方米，但集中供热率仅为46%。现有的管网很多是上个世纪50年代甚至日伪时期建设的，已经严重老化，不堪重负，必须改造更新。据初步统计，我省现有急需改造的老化供热管网5772.5公里，每年漏失率高达10%，浪费煤炭折合标准煤128万吨。因此，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把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作为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今年我们提出，不管财政收支形势多么严峻，仍要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投入不能减少、水平不能降低、规模不能缩小”，继续实施“民生财政”，落实“民生预算”，全力推进就业、城乡居民生活保障、公平教育、医疗卫生、文体繁荣、“三棚一草”改造、“三供两治”建设等十大民生工程，推动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为全省人民谋取更多福祉。为此省委专门召开全会，讨论并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生工作的决定》。今年将着力推进全省新增就业6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万人；建设19个县级医院、20个中心乡镇卫生院、200个村卫生室。全省社区卫生服务人口覆盖率达到85%以上，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8%；完成棚户区3100万平方米，改造农村泥草房2000万平方米；新增廉租住房10万户。全面启动供热管网改造工程，力争用三年时间完成现有5772.5公里老化管网改造任务；新增城市日供水能力40万吨、集中供热能力6000万平方米、燃气用户40万户、污水处理能力100万吨、垃圾处理能力4000吨。要通过“十大民生工程”的逐年、深入推进，让全省的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三、为加速发展和加快转变提供有力的支撑
加速发展与加快转变是一项长期复杂动态的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我们在明确“为什么”、“怎么样”的同时，认真考虑和深入谋划如何保障加速发展与加快转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加速发展与加快转变成为深入持久的自觉和常态行为，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思想解放滞后是我省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关键所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体制改革“慢半拍”，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慢半拍”，城市改革和国企改革“慢半拍”等等，每一次“慢半拍”，经济发展就落后一大步。思想解放步伐慢从客观上找原因，有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有资源型经济结构造成的发展路径依赖，有“条块分割”等体制上的制约等等。从主观上找原因，就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理解得不深不透，对“改革开放的时代就是不断创新的时代”没有很好把握。客观原因使我们长期在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式中打转，没有市场经济的新思维，拿不出适合市场经济的新办法、新举措。主观原因使我们在改革发展的矛盾面前，尤其是涉及到的深层次矛盾面前，看到的只是“禁区”和风险，没有看到“禁区”和风险背后的重大发展机遇，在人家“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我们站在“石头”后面等待、观望。在先进地区在争论和非议中积累了一系列经验、创造了一个个发展奇迹后，我们才恍然大悟，才想起跟在人家后面学，但是仍然没有悟出“真谛”，在“禁区”和深层次矛盾面前仍然在“红头文件”中找方法、找措施，等到“红头文件”有了明显说法，人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又一轮发展阶段。我们为什么总是“慢半拍”？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摸着石头过河”之前是没有成型的规则可遵循的，一切正确的结论只有在“禁区”突破以后、深层次矛盾解决后，“红头文件”才能有一个明确的定论。因此在我们一次次等“红头文件”的过程中机会在一次次丧失。那么人家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是不是就是在违反国家政策、在与中央唱反调呢？像有人说的“谁胆大、谁发展”吗？这种认识当然也是错误的，因为人家的“闯”和“试”，正是在落实中央一个最根本的“红头文件”，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创新，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发展。正是他们认真贯彻了这个“红头文件”，才能在争论、责难中不断破解改革和发展难题，在敢为天下先中成为发展的“领头羊”。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思想解放的步伐。要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有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勇气，善于化解矛盾，克服困难。要形成这样的共识：这问题，那问题，不发展、慢发展是最大的问题；这风险，那风险，不发展，慢发展是最大的风险。
(二)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全省经济加速发展与加快转变，必须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来推动。是否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是否能够建立起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更利于发展的体制机制，决定了这项事业的成败。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省体制创新“慢半拍”的历史教训都告诉我们，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深化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体制机制创新突破，才能破解加速发展与加快转变中遇到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赢得发展的主动权。因此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收入分配制度、土地优化配置制度改革，重点加快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尽快理顺水、煤、电、油、粮食等基础资源和产品的价格关系，切实发挥价格杠杆在资源有效配置和节约使用过程中的作用；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努力营造非公有制企业竞相发展的浓厚氛围；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和民生各个领域的改革，使社会事业发展获得新的动力。
(三)努力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尽管这些年我们为优化地方经济发展环境做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无论是省内企业还是外来投资者，对我省的发展环境都还存在很大的意见。为什么我省创业艰难，新的经济主体发展缓慢？为什么外来投资者来前热情很高，考察之后望而却步？为什么现有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步履维艰，不得不外迁发展？为什么我们丰富的生产要素不能留在当地，而是不断地流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甚至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发展环境不优上。因此，在优化环境问题上已经到了下大决心、有大动作的时候了，这个问题既躲不开，也绕不过。要不断优化政治环境，使各级干部提高执行力，想干事、能干事、干好事。要不断优化服务环境，深入推进行政机构改革，实现由“官员”到公务员的转变，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要不断优化社会环境，使广大干部群众不仅是当改革发展的“观察员”、“批评家”，更要当积极的参与者，形成全民创业、人人都为优化发展环境出力的良好氛围。要加快法制和机制建设，尽快建立与科学发展理念相匹配的干部考核指标体系和政府绩效管理体系。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经济结构是否优化、自主创新水平是否提高、就业规模是否扩大、收入分配是否合理、人民生活是否改善、社会是否和谐稳定、生态环境是否得到保护、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否增强”的政绩考核导向，着力推进“四个兼顾”，既要注重考核物质指标，又要兼顾考核以人为本指标；既要注重考核经济数量指标，又要兼顾考核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指标；既要注重考核经济发展速度指标，又要兼顾考核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指标；既要注重考核近期利益指标，又要兼顾考核可持续发展指标，用科学发展的旗帜来导引各级干部，积极推动加速发展与加快转变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