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近照。
黑龙江新闻网讯他曾是一名英勇的八路军战士，保家卫国，出生入死；他曾担任过四家党报的总编辑，拥有着丰富的新闻宣传工作经验；他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蹲“牛棚”挨批斗，却矢志不渝；改革开放初期，他大胆进行新闻实践，创办的“群言堂”、“今日黑龙江”两个栏目，被誉为新闻战线盛开的“两朵鲜花”；他倡导的“新、快、短、活”办报理念，至今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报人……
在哈尔滨市道里区的松花江畔，每天清晨，人们时常会看到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在悠然散步。他中等身材，鹤发童颜，常穿着一条白色背带裤，配以淡粉色的衬衫，显得神采奕奕。
有时，他也到江边的早市上去溜达。置身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偶尔俯身问问菜价儿，或与商贩闲聊上几句。认识他的人问候一句：江老早啊！他报之以微笑；不认识的人竖起大拇指：这老爷子有风度，以前肯定是个大干部！
他，就是江村，黑龙江日报社原总编辑，已离休二十余年，年近90岁。虽然如此高龄，但江村耳聪目明，思想活跃。用他的一位老友的话来说：江老不但腿闲不住，思想也从未停歇过。
在东北三省乃至中国的党报发展史册上，江村都称得上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拥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传奇经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党报改革进程中的惊人之举，一直为业界所称道。他的许多新闻实践和理论创新，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90岁的江村，就像一本厚重的书，浓缩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新闻发展改革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深秋。在午后温暖的阳光下，记者与江村坐在小区的花园里倾谈。秋风微微拂动他额前的白发，偶尔有一两片黄叶从身后悄然飘落。江老用他那带有浓重的山东口音的缓缓讲述，将记者带回了那段风雷激荡、戎马倥偬的难忘岁月。
年少目睹民族危亡，毅然投身革命洪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枪林弹雨的严酷洗礼，铸就了一位信念坚定、作风顽强的新闻战士。江村，似乎就是为那个伟大的时代而生
1921年11月15日，江村出生于山东省章丘县(今章丘市)水寨镇水北村。当时齐鲁大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江村两三岁时就曾随全家逃避匪患兵灾，还遭遇罕见大旱，吃稗糠和树皮，差点饿死。
作为家族中三代单传的独苗，在家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江村很小就被父母送去私塾读书，学习四书五经。江村自幼天资聪颖，礼貌好学，深得乡亲和师长好评。后来私塾关门，10多岁的江村转入官办学堂，学习成绩仍名列前茅，连跳两级。进入高小后，江村开始接触到了“三民主义”、“五四精神”等进步民主思潮。特别是一位从城里来的叫王玉峰的青年教员，在民主平等思想方面给予了年少的江村很大影响。1936年，江村曾就读于济南中学一年时光，如饥似渴学习现代文化知识，决心以实业报国。然而随着日军对我国东北、华北的侵略升级，各地进步学潮迭起。学校停课，江村返回家乡后，又亲眼目睹了山东政府守军一触即溃，日军攻占济南残杀25000名民工的悲惨一幕。
怀着满腔悲愤，江村决心投身革命，抵御外侮。1939年秋，一支抗日队伍在他的家乡短暂驻扎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让江村眼前一亮。他深切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40年初春，19岁的江村对父母谎称外出教书，离开了家乡去寻找革命队伍。
江村率先投奔的是我党长山县敌后抗日武装，给县长当秘书，每天负责抄写工作。由于他思想上进，表现积极，不久就被选送去参加地委组织的一个党训班，并于同年4月5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训班结业后，江村被分配到了清河地委，在地委的《群众报》当记者。
这是江村第一次与新闻结缘，也就此开始了他半个世纪的新闻职业生涯。光荣与梦想，人生的苦乐酸甜，从此都与新闻紧密相连。
1940年夏，江村被调往刚成立一年多的《大众日报》工作，他与战友穿越重重封锁线，赶到位于沂蒙深处的《大众日报》社址——青驼寺。在这里，江村从校对、助理编辑做起，逐步踏上了职业生涯正轨。期间还被组织上派去抗大山东分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学习党史和政治经济学，并掌握了一定的军事技能。
当时，日伪军每年都对抗日根据地组织大规模的围剿扫荡，沂蒙山首当其冲。严酷的斗争形势下，报社一面积极反扫荡，一面坚持出版。当敌人来袭时，马上就地掩埋印刷设备撤离，敌人走后再重新组织生产。为了保护设备安全，报社还专门成立了一支武装战斗队，由江村负责带领。有一天深夜，报社紧急出动人员赴80里外的凤凰崖村外抢运印刷器材，江村与战友一路急行军，午夜赶到后，每人背上百余斤的印刷器械迅速返回。途中，江村的肩膀被磨破了，渗出的鲜血将前胸染红了一大片，但他咬牙坚持下来。
枪林弹雨中，江村既要当记者采写稿件，又要随时持枪与日伪军做殊死战斗。1942年正月，日伪军出动2万余人对我根据地展开春季大扫荡。2月12日下午，敌军1500余人返回蒙阴途中时，江村率武装小分队半路设伏。敌先头部队向西渡河进入山口，后面的部队押着群众和抢来的牛羊刚一进入开阔地，江村大喊一声“开火！”八九支枪齐射喷出愤怒的火舌。敌军大乱，纷纷卧倒躲藏，被挟持的群众乘机逃掉大半。由于实力相差悬殊，江村带领同志们袭扰了一下后，马上撤往山林隐蔽。
这次突袭毙敌3名，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鼓舞了当地军民士气。在不久后召开的军区劳模大会上，江村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这也是省直机关唯一的一名，得到了一支金笔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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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疯狂的扫荡、蚕食和分割封锁，给根据地生存造成了极大困难。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江村与同志们展现了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把在阳光下抓虱子戏称为捉“抗日虫”。虽然吃糠咽菜，却以苦为乐，一起高唱：沂蒙山好啊，就是吃不饱……油墨、纸张等印刷物资奇缺，他们就自己动手用土方法制作。在血雨腥风中，党报的声音仍顽强地回荡在齐鲁大地上，令敌人胆寒，给抗日军民信心与希望。
在此期间，江村采写了许多篇重要稿件。其中，有描写减租减息运动的通讯《打马虎》，有反映当时敌伪制造的无人区惨状的长篇通讯《惨绝人寰的临朐无人区》，还有推广先进教学经验的《一个新型的大学校——庄户学》等等，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后，都反响强烈。江村还采访过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同志，发表在1943年的《大众日报》上，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八路军年轻将领的风采介绍给了全世界。
在《大众日报》战斗五年多，江村由一名青涩的年轻知识分子，逐步成长为智勇双全的我党新闻战线上一名优秀战士。回忆起那段时光，江村深有感触地说：除了学会如何对敌斗争、如何采写新闻之外，还让我认清了一个真理，就是干革命要依靠人民，坚持走群众路线。罗荣桓在山东领导抗日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关键就是群众工作做得好，赢得了民心。
这一观点，对江村此后几十年的办报生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江村与战友们奔赴东北继续战斗。1946年1月，经历了惊险的渤海夜渡，他们在辽宁省庄河登陆，踏上了风起云涌的辽沈大地。在那里，他继续在新闻记者与战士两个角色间不停转换。先是在《辽东日报》任记者，屡次上前线采访战斗情况，亲历海城战役；1946年后秋，他率一支仅几十人的部队，在辽南山区与敌人周旋几个月，凭着对党的忠诚和顽强的意志品质，顺利脱险。出生入死的考验，让江村变得更为成熟。
1947年，江村调往《辽南日报》任通采科长，1949年后任《辽东大众报》总编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江村逐步走上党报的领导岗位。1951年8月，出任《辽东大众报》总编辑，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任党报“一把手”；1954年8月，到当时热河省的《群众日报》担任总编辑。期间，江村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深造。
1957年末，《热河日报》取消后，江村重返东北到《哈尔滨日报》就职。
从黄河之滨到松花江畔，从沂蒙山区到东北大平原，当年的小八路，如今肩负重任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自此翻开人生全新的一页。
倡导新闻“快、短、活”，把“日报”改成“晚报”，强调党报宣传的“三性”……江村屡出惊人之举。他近乎痴狂地推行着自己的新闻理念，由此招致“文革”中长达7年的批斗，但依然豁达乐观，无怨无悔
1957年隆冬，瑟瑟寒风中，江村走出了哈尔滨火车站，走进了位于道里区十二道街15号那栋斑驳的小楼。那一刻，他也许不会想到，这座城市会成为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落脚点；更不会料到，自己会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焦点人物。
到《哈尔滨日报》后，江村先任副总编，后任总编辑。那时报社反右派斗争大部分已经结案，复查工作开始，还有少数几人将要定罪。对此他提出三条意见：一是定性右派数量已经很多，打击面不宜再扩大；二是政治上从严了，生活上可宽些，这也是党的一贯政策；三是办报急需人才，新调干部一时不能到位，宜视工作需要留用少数有专长的右派分子，安排在非重要工作岗位。他的这些意见得到了市委领导的支持，保护了少数同志，部分“右派分子”能继续为报社工作。
采编队伍稳定后，他开始逐步实施自己的新闻构想。江村重点改进了成就和会议报道形式，采取制表和绘图的方式，创造了“报捷新闻”、“标题新闻”和“比较图表新闻”，一目了然；对一些很重要的新闻他也敢于采用文艺手法去报道，把会议思想和官方公布的建设发展数据改编成了快板和“顺口溜儿”的形式发表，琅琅上口，好读易记。如此一来，报纸的面孔亲切多了。
期间他最大胆的一个举动，是将工业劳模苏广明的照片在报纸上刊发成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大。江村认为，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党报就应该大力弘扬普通劳动者的业绩，不应过于教条。
经过进一步总结，他提出新闻要强调“快、短、活”的观点。快，即要会抢新闻，快速反应，快速发表；短，即摒弃长篇大论，宜短尽量短，哪怕只是一则标题，能说明问题即可；活，即活泼多样，语言通俗易懂。“快、短、活”在许多方面打破了老框框，堪称标新立异，社会反响良好。
1960年，《哈尔滨日报》被评为了全国文教先进单位，同一年的“五一”劳动节期间，江村代表报社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他第一个上台发言，阐述了党报新闻要不断创新，报纸要突出地方性，宣传真人真事。他还应邀在新华社编辑部大会上介绍经验，《新闻战线》杂志同期也刊发文章经验介绍。
来《哈尔滨日报》第五个年头后，江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给党报改名。他认为，中央、省和地市党报，应该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有各自的宣传侧重，体现出不同的面孔和不同的定位。要改革，就必须要从根本上动一次大手术。于是，经省、市委批准，1961年6月15日，江村主持将《哈尔滨日报》改名为《哈尔滨晚报》。改名后的《哈尔滨晚报》，又增加了许多新栏目，面貌焕然一新，深受读者好评，自费订阅数量猛增，发行量大幅增加。
把省会城市的日报改成了晚报，这在全国是第一家。此举得到了省、市和中宣部领导的肯定和赞许。一时间，哈尔滨的新闻改革在全国风生水起。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前来取经。不久，许多省会城市的日报相继改为了晚报。
为把报纸办成既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又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一张人民的报纸，江村与同事们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求索，提出了“三性一纲一杂”理论。“三性”，是指地方性、知识性、趣味性；“一纲”，即“以真人真事为纲”，强调报道内容上要见人见物，鲜活生动；“一杂”，是强调办报要有广博的知识和宽阔的视野，杂家办报，不能靠独家之言。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报纸推出了东莱派出所的典型。那个年代，公安干警常与“专政”、“高压”关联在一起，但东莱派出所民警牢记为民宗旨，尽心竭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做百姓贴心人。报道刊出后感人至深，东莱也自此成为全国公安系统的一面红旗，至今屹立不倒。
1964年初夏，东北三省报纸协作会议在大连召开。江村在会上顶住压力，联系自己办报切身体验，再次阐述了有关新闻“三性”的观点，引起轰动。
然而，改革为江村带来了名望，也拉他堕入深渊。“文革”开始后，江村很快就被当成东三省文化界的一棵“大毒草”揪出来，撤消职务。
几乎一夜间，江村就变成了千夫所指。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声讨江村修正主义办报路线。据粗略统计，仅在当地报纸、杂志上发表批判他及晚报的文章和消息，多达400多篇。
在运动初期，几乎天天要被当成“反面教材”押出去游街批斗。江村头戴大高帽儿，胸前挂着一块写有“走资派江村”的大牌子。车子缓缓地驶上了哈尔滨的大街，走过铺满面包石的百年老街，穿过古老的霁虹桥，经过已经被红卫兵捣成一片废墟的尼古拉大教堂……街边围满了市民。
白天批斗一天，晚上回到“牛棚”时，别人唉声叹气，他却照吃照喝，睡得也香。有一次，刚进批斗会场，他自己抢先喊起口号：打倒江村！打倒江村！现场人都愣住了。事后有人私下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我们可以不理解，但要理解群众，不能和群众顶牛，要尊重他们，正确对待他们，给他们理解的时间，一旦他们知道真相就好了。
那时，年迈的老母亲也住在哈尔滨，儿子的遭遇让她心如刀绞。她经常偷偷地来到报社楼后的小黑屋前，扒着门缝儿，看儿子在里面劳动，不觉脸上老泪纵横。有一次，趁监守的人不在，她像疯了一样冲了进去，一把抓住江村满是泥水的手：儿呀，娘只有你一个，你可不能死！当时，有个别被打倒的知识分子不堪凌辱，含愤自杀，因此母亲才会有这样的担心。江村目光坚定地说：娘，你就放心吧，我永远都不会走那条路！
昔日的好领导沦落到这种境地，许多同事都设法保护他。在制高帽儿的时候，工人们特意用竹丝做了1米多高的帽子，由于太高无法戴，他就自然可以用手提着走；胸前大牌子也悄悄换成了纸糊的，虽然看起来挺吓人，实则非常轻便。多年以后，江村回忆起那段时光仍心怀感激。他说，是非自有公论，真理在人民手中。
在“牛棚”断断续续“改造”了近7年。1973年，江村回到报社，重新主持工作。劫后余生，江村并没有变得圆滑乖巧，反而思想更加解放和大胆。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一些报道敢闯禁区，抵制“两个凡是”思想，积极为拨乱反正鸣锣开道，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
调到省委机关报，江村的职位变了，责任重了，但务实创新的作风没变，变革求新的锐意未减。站在一个崭新时代的大门口，江村依然是一名满腔热忱的司号手。他激浊扬清，高歌猛进
1978年暮春的冰城，笼罩在如烟如雾的丁香花海中。涂在街边红砖墙上的标语口号已经在风蚀雨剥下变得斑驳难辨，但社会上清除“两个凡是”思想的争斗仍在不断拉锯，就如那忽冷忽热的天气。
刚过完端午节，江村就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调他去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报《黑龙江日报》主持编务工作，任报社革委会副主任，一年后被任命为总编辑。
调令来得突然。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需要一个得力的宣传战斗团队，在舆论上引领和发动全省各行各业人民与中央保持一致，彻底清除极左思潮，团结一心开辟新的历史。
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霁虹桥旁的黑龙江日报社，建于1936年，是一座砖混结构的日式建筑，灰墙方窗，很远就能看见那尖尖的塔楼。
来到这座灰楼里的江村，无暇欣赏景致。当时，报纸工作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清除极左路线造成的混乱，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占领舆论阵地。江村认为，党报就要旗帜鲜明、大胆地破除现代迷信，宣传实事求是思想。在宣传党的思想路线、解放人们思想、推动工作重点转移上，江村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面对现实，敢于突破禁区、提出问题，走在了实际工作的前面。
面对社会上出现的来自左、右两个方面对三中全会方针的干扰，《黑龙江日报》先后发表了《用三中全会精神统一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解放思想》等社论、特约评论员和评论员文章。1980年上半年，报纸又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形势与任务的讲话精神，发表评论文章20多篇。在拨乱反正的关键历史时期，《黑龙江日报》旗帜鲜明，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群众反映良好，省委领导也十分满意。
在粉碎“四人帮”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报纸存在着语言僵化教条、形式呆板、信息量少等现象，严重影响了宣传效果。为革除积弊，江村领导《黑龙江日报》打破窠臼，按照新闻规律办事。措施包括：在要闻版和地方综合版上，通过精编增加了新闻的容量，还每周特设了短新闻版，增加人物新闻，强调新闻的鲜活生动。当时，全国党报的一版通常每天只有五六条新闻，江村要求达到十几条，而且要求增加更多的现场短新闻。这些改革，都为党报下一步全面改革并最终走上正轨打下了坚实基础，让当时的新闻宣传展现出了勃勃生机。
秉承江村一贯的“走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的办报理念，这期间《黑龙江日报》推出了许多精品栏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一是“群言堂”，一是“今日黑龙江”。
“群言堂”是一个群众性论坛，1978年10月23日创办，由评论部负责组稿编辑。取名“群言堂”，旨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广纳群言，纠正“文革”中万马齐喑的局面。
这个栏目很快成为思想解放的一块重要阵地。到1985年专栏正式结束，一共见报1500篇。它以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评论武器，为新长征路上新事物而高歌，为拨乱反正而呐喊。
1979年10月，省委决定恢复黑龙江日报社“文革”前的领导体制，成立了由14人组成的编委会。新编委会决心下大力气扭转“新闻少”的局面，决定在一版要位推出专栏“今日黑龙江”。以“新、快、短、活”四字为方针，刊发了大量真实、生动的独家新闻，及时传播了各行各业的最新信息，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改革初期的龙江大地蓄势待发和人文风貌，因此被人们誉为“观察今日黑龙江的窗口”，在国内新闻界也深受好评。对这个专栏，总编辑江村，副总编戚贵元、马放、张国昌等领导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平时悉心指导记者编辑，在编前会上，总是优先安排该栏目在显要位置刊出。
有人曾这样形容说，这两个栏目是江村精心培育的“两朵鲜花”，开得芬芳艳丽，光彩照人。作为拨乱反正初期新闻战线上一块改革的“试验田”，他所倡导的“新、短、快、活”的现代新闻理念，已经深深融入了一代又一代报人的血液中，激励着他们为此不懈努力。
江村办报有方，经营亦有道。
上世纪80年代初，江村在报社全体大会上就提出了四个目标：报纸要有创新，经营要有突破，改善职工生活要有真行动，建设队伍要抓紧机遇。在他主政的几年间，这些目标基本都得到了兑现。
他强调更新广告经营理念，加大营销力度，当年《黑龙江日报》的广告收入就由4万元增加到了70万元。
针对印刷车间浪费现象，他设立了节约奖，浪费现象大为减少，工人们的收入也相应增加了，为全国报社节约印刷纸张树立了典范。
在《哈尔滨日报》时，江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动大家义务劳动，在井街北端建了一座7层办公大楼和2层楼的印刷厂。
来到省报后，各方面形势稍趋稳定，江村就着手解决职工住房问题。1980年当年，就在现在的儿童电影院后身建起了9000平方米的家属楼，上百名职工喜迁新居；次年，在霁虹桥旁边又建起两栋“点式楼”；在道里区安国街附近的几栋家属楼也陆续完工；还把位于地段街上的工厂装修改造，变成职工宿舍……每次基建都有大动作，职工生活条件有了一个飞跃，心齐气顺，精神面貌一新，为此还得到了省领导的表扬。
经历“十年浩劫”，新闻界普遍遇到人才老化和青黄不接问题。1980年，黑龙江日报社新闻专业干部的平均年龄达45岁，其中50岁以上者80多人，占总数的1/3左右，全社30岁以下的编采人员仅3人。
引进人才，事关报社明天，必须抓紧。经过江村与编委会努力争取，省委同意了报社本着“先进后出”的原则，选调一些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充实新闻队伍。1981年末，迎来了第一批81届大学毕业生12名。此后连续几年，报社都选调优秀大学毕业生来报社工作。
为培养年轻人快速成长，报社还在职称评定、专业培训等方面改革。从1982年开始，采取了派青年编采人员轮流到一线记者站工作的方式。在基层，年轻人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许多人回来后成为办报骨干。
除了从学校里选人，江村还不拘一格从基层发掘有实践经验、写作能力出色的优秀人才。先后从省市的一些部门挖来了李振滨、毕国顺、王建家等“笔杆子”，他们后来都成为省报的资深记者和重要岗位的负责人。《老年报》原总编王福林当时是一名小学教师，也是在那个时期调过来的。
江村识才、爱才，在新闻界是出了名的，堪称伯乐。当年，他从北大荒挖到《哈尔滨日报》的贾宏图、蒋巍等几名拔尖儿人才，后来成为新世纪报业改革的领军人物和全国文坛名家。他还多方奔走，先后将已在外单位工作的田登高、陈桂琛、王同经调回《哈尔滨日报》。为了调王建家到省报，他几次去道外区与区领导交涉，软磨硬泡，终于如愿。他不仅将省报的“右派”全部安排了工作，还接纳了哈报的四名摘帽“右派”。陈臻同志担任了省报副总编辑，江南同志担任了省报总编室副主任。
以江村为首的《黑龙江日报》编委会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方面的不懈努力，使一支政治强、作风正、业务精的第三代报人队伍茁壮地成长起来，为党报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人才储备，奠定了坚实基础。
江村的人格魅力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个人。在同事眼中，他是一位办报奇才、敢做敢当的好领导；在群众眼中，他是一位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仁厚长者；在儿女眼中，他如一棵参天大树，风雨中傲然挺立
上世纪60年代，江村在《哈尔滨日报》二版曾办起一个“红绿灯”专栏。有人指责其格调低下，给社会主义抹黑，大肆声讨。编辑十分紧张，江村说，办这个栏目是我的主意，出了问题由我来负责！
勇于担当，不居功，不诿过，江村在这一点上让人尤其敬佩。
即使在“文革”中自身难保情况下，江村依然为人着想，在多次批判大会上主动承担责任，尽力保护部下。有一次，报社一名中层干部因为某事遭到大批判，江村当场主动说：这件事虽然不是我具体布置的，却是受我的思想影响去办的，我承担责任！对于这种高风亮节，大家心服口服。江村的部下、毛体书法家梁青山赠他条幅：新闻生涯，道义在肩；雍容大度，海纳百川。
《黑龙江日报》老干部卢昌宏说，与江村共事多年，他从不做“甩手掌柜”的，大家在办公室很难看到他，他一直在各个部门转悠，与记者、编辑们唠嗑儿，交流看法和思想，出谋划策，面对面地指挥。他的身体力行，在报社内部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
曾任《哈尔滨日报》财贸组组长、总编室副主任的王士凡说：在报社度过了20个春秋，最难忘的是总编辑与编辑、编辑与记者之间的民主商量的良好风气。有时为了一条报道的标题，江总编竟与我们讨论半小时之久，组内同志七嘴八舌，有不同意见都敢与总编辩论。真是心情舒畅，其乐融融。
“文革”后期江村复出，报社中曾批斗和打骂过他的人一度非常紧张，担心被穿“小鞋”。但江村平等对待这些人，有能力的照样提携重用。江村认为，人难免会犯错，再说他们也是政治狂热的受害者。
江村从骨子里有一种民主平等思想。对领导，他不卑不亢，有礼有节。对下属和普通群众，他从不端架子，平易亲和，以礼相待。他的朋友当中，有许多是司机、工人，还有外县的农民。
这也许与江村从小接受的传统教育有关。生于孔孟之乡的江村，深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君子坦荡荡”、“与人为善”等孔孟思想影响，铸就了他一生正直忠厚的个性。
黑龙江日报社车队老司机李树文说：我给江总编开了5年车，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星期天很少休息，不是到市场就是去医院，了解社情民意。记得一个礼拜天，我和他一起去哈医大二院，他东转转西看看，看完后他拉着我到院外的一个小饭店吃了顿饭。中午人很多，我俩就站在窗台边吃，吃完接着走，接着看。
摄影部原主任刘洪山说：作为总编辑，江老出差可以享受坐软卧的待遇，但他经常坐硬板。一次我和他下去采访，他就要求到硬座车厢坐，和乘客聊天，他说从中可以发现不少报道线索和体裁。
江村多年来任单位“一把手”，虽然位高权重，但江村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关于他“两让”的故事，至今仍为报社职工赞叹。
一是让房子。黑龙江日报社原房产科工人仲跻敬说，江村为职工盖了不少房子，按资历和贡献，他分一套四屋一厨毫无争议，但他没有申请，说：我不急，让大家先住上。一年后，另一处改建楼再次分配，他分得了小三屋，而且格局不太好，但江村很高兴地住了进去。
二是让职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闻界试行评定职称制度。当时有这样一句话：哪怕省内新闻界有一个正高级职称，也应该是给江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投身革命、做过四家党报的总编辑，又在延安“抗大”山东分校、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进修过，江村评正高，资历无人能比。但江村推辞了。他说：办报最重要的是留住人才，正高级职称一定要给业务骨干！
所以至今，江村仍然只有一个普通编辑的中级职称证书。离休后，工资待遇比大多数部下都低，持续了十几年。他却无怨无悔：我今天活着，就满足了。那么多同志年纪轻轻就牺牲了，和他们比起来，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受父母影响，大女儿和二女儿都喜欢搞新闻，也很有这方面的天分。当她们从乡下返城后都想到报社工作时，江村却生硬地阻止了。他说：“我当头儿，你们就不能进报社。”当时很多子女都在父母的单位工作，其实不算搞特殊，可江村就是不同意：“别人行，他们不是头儿，我是头儿，就不行。”
无奈，两个女儿只好一个去了杂志社，一个去了医院。二女儿江红云在医院一干就是16年，尽管年年是市卫生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却始终为不能继承父业而耿耿于怀。直到1988年父亲离休，她才调到《黑龙江农村报》工作，这时她已经36岁了。
言传身教，江村的五个儿女在为人做事上深受裨益。他们爱岗敬业，在各自的岗位上表现都很优秀。江村欣慰地说：我们家的孩子没有当权的，也没有管钱的，但都是正直的人，没有走错路。
年近九旬的江村，身板硬朗，鹤发童颜，声音洪亮。许多老朋友见到他经常惊叹：江老啊，你是怎么保持得这么年轻的？
经过战争年代的生死考验，走过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江村早已淡看秋月春风。他曾对老友说：心胸开阔，豁达大度，思想境界高一点，生命力则会强。凡事要想得开，放得下。在位时宜宽容，退下来不失落。有余力时就做点儿有益之事，有益于身心健康，也体现了生命的价值。
他还常说：要坚持勤学多思，关心国内外大事。虽不谋政，但思想必须与时俱进，保持思想不停滞不僵化，思维不糊涂，人就不会衰老。
作为全国新闻学会的理事，离休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经常组织和参加重要的新闻学术研讨活动。好友吕凌柯说：几年前我看望江村，江老还与我兴致勃勃地聊起温家宝总理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维敏捷，很有见解，而且精神头儿实足，根本看不出是一个八九十岁的耄耋老人。
江村还撰写了数万字的《弯路》一文，回顾自己大半生追寻革命的历程，以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评价，警示错误的思想指导路线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巨大危害。
对眼下年轻的一代新闻人，江村并未像别人那样一味地发出“今不如昔”之类的抱怨。他说，不同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年轻一代知识技能更现代、更全面，有独立的见解和思辨质疑精神，这种品质对办好报十分重要。
他还寄语年轻人，新闻工作者要有对高尚道德品质的追求，具有敬业精神和不断奋进的良好性格，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才能完成时代赋予的重任。
编后
滔滔的松花江水，日夜奔流不息。江村凭栏而立，银发在萧瑟秋风中微微颤动，深邃的目光久久凝视着远方。也许，他的思绪又飞回到了60多年前那战火纷飞的沂蒙大地，又忆起了与报社同事们同甘苦共创业的难忘时光。
流年似水。在岁月的浩瀚长河中，每一个人都渺小得像一滴水。如何把渺小的“我”放大至生命的极限，甚至映射出日月璀璨的光辉，带给人以温暖与力量，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显然，江村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江村同志简历
江村，原名隗乐德，又名魏若愚，笔名若愚。
1921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章丘县(今章丘市)水寨镇水北村。
1940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长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群众报》任记者，《大众日报》先后任校对、助理编辑、记者，山东“抗大”学员。曾在沂蒙地区的几次战斗中表现英勇，获“战斗英雄”称号。
1946年抗战胜利后，前往东北工作。历任《辽东日报》记者、《辽南日报》通采科长、《辽东大众报》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
1954年-1957年，任《群众日报》总编辑。
1955年-1957年，进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深造。
1958年-1978年，任《哈尔滨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
1978年-1983年，任《黑龙江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
1983年-1988年，任黑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1988年离休，继续担任黑龙江新闻学会会长、老年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等群众团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