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丽万诺娃在发言中说，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远比战略伙伴关系，远比基于经贸关系与文化交流建立起来的关系更加长远。从深层意义上讲，这是我们需要世代铭记的历史，是我们祖辈与父辈用鲜血浇灌出来的历史。2015年，时逢战胜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伟大胜利70周年，这一年将在我们的历史史册中留下浓重的一笔。这一伟大胜利也开创了俄中两国交往历史和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中俄两国人民为此也做出了巨大牺牲。3500余万中国人、2000余万苏联人为夺取胜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巨大的代价将我们两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并将永久地固化在我们两国人民的记忆中。时隔70年，记忆犹新。到访中国时，我多次体会到这一点。

　　回想起我访问大连和旅顺，不能不提到旅顺的苏军烈士陵园。在这座陵园的前一部分中，埋葬了1万名牺牲在解放中国东北战场上的苏军将士。他们为帮助中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陵园的入口处是一座高高耸立的苏军烈士纪念碑。我刚刚迈进陵园，就见一位年轻人从值班室迎了出来，见我是俄罗斯人，便用俄语与我打了一声招呼。

　　简单寒暄过后，我得知他是一所中国高校俄语专业的毕业生，因为有俄语情节的关系吧，他对俄罗斯非常感兴趣，也很喜欢俄罗斯。他对二战历史，特别是苏军陆军、空军在中国东北作战的历史有深入研究。他对这里的每一座陵墓了如指掌，他负责这些陵墓的日常维护，收集牺牲将士的信息资料，寻找他们的亲属，并保持通信联系。他自豪地告诉我，他已经找到了许多烈士的亲属，其中一部分人找到这里，就为在墓前给自己的亲人深深地鞠上一躬。

　　说实话，我被他的讲述震撼了。他引导我瞻仰了陵园里的烈士墓，讲述了长眠于此的烈士们的不凡经历。这次邂逅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当时想，如果中国的青年人中有像我的这位新朋友的一样的志愿者，无怨无悔地从事着这项繁重的、但又如此神圣的工作，这说明，历史没有被忘记，我们祖辈、父辈抛洒的鲜血没有白流！

　　还有一次会面是我不能忘记的。我在北京见到了一些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上世纪40年代的苏联度过的，时值卫国战争爆发，他们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中国儿童被转移到苏联伊万诺沃的国际儿童院，他们在那里留居和学习。苏联的卫国战争爆发后，56名年龄大些的孩子上了前线，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他的俄文名字叫谢尔盖，那时国际儿童院里的中国孩子都有俄文名字)。当年，毛岸英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连的连长。当时生活在孤儿院的还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朱德、刘少奇等人的孩子。我曾有幸推介过这些人撰写回忆录俄文版，他们在书中记述了自己的父辈和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最后出版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回忆录系列。这套书的策划，当然不仅仅是策划，还有筹备出版都要归功于一个人，也经历过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磨练的阿纳托利•李(李多力—译者注)。这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俄语讲得棒极啦，就像其他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回到祖国的孩子一样，认为俄罗斯是他的第二故乡。蒙他的盛情邀请，我去了他在北京近郊的一处住宅，一座非常有特色的四合院，山墙上是一幅壁画--俄罗斯画家瓦斯涅佐夫的《三勇士》，室内也挂着俄罗斯画家的画作(阿纳托利•李还为一些中国画家订购了复制品)，主人想为传统的中国建筑增添一些俄罗斯元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阿纳托利•李和其他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从俄罗斯驻华大使手中接过了俄罗斯总统颁发的勋章。而5月9日胜利日这一天，阿纳托利和其他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一起受邀到访莫斯科。阿纳托利还参加了名为“不朽军团”的红场游行，与俄罗斯人一起走过了红场。

　　每次读到阿纳托利写的几段话时，我都会激动不已。例如：我们高举着中国抗日战争将领的肖像，骄傲地走在红场上，接受了检阅，而后和普京总统一起，走在“不朽军团”的队伍中参加游行。习近平主席坐在观礼台上。看到中国方队后，观礼台上的人都站立了起来。“中国，万岁！”“节日好！”“祝贺胜利！”观礼台上的人挥舞着小旗、肖像和鲜花，人人喜笑颜开。青年人跑到我们身边，拥抱着我们，和我们握手。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我们是英雄！是红场上的英雄！是英雄首都莫斯科的英雄！是我们第二个祖国的英雄！我们和俄罗斯人民在一起！全中国人民都通过电视看阅兵式，我的手机不断响起，我不停地接受着来自各方的祝贺！我们本来是代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出席阅兵式的，可结果却成了全中国人民的代表！我们参加“不朽军团”的游行向全世界证明：那就是中国和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胜利者。两国人民的友谊天长地久，牢不可破。

　　我相信，阿纳托利会把这一切告诉他的女儿，而女儿又会把这一切讲给自己的孩子们听，就这样，代代相传。人不可能长生不死，可艺术、文学，尤其是诗歌却能永存于世。它们是我们所有经历的最好保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