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报11月25日讯 白汝瑗的小女儿白以众说，她最喜欢的就是父亲的这首题为《铃之记忆》的诗，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位诗人，更不知道他曾以“玲君”的笔名，闪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诗坛，其诗作在当时的国统区风靡一时，并曾获得过闻一多先生的赏识及高度评价，甚至声称：“要想了解新文化，请读玲君的诗”。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激情四射的诗人，自从离开重庆去延安参加革命之后，却再没有写过诗，也几乎很少跟人提及过自己的诗人身份，甚至好像，他连自己都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位诗人。以至于国内很多诗歌选家和研究者在对玲君做生平介绍时，都含糊其辞，甚至干脆说：“生平不详”。
难道诗歌之于白汝瑗，真如“铃之记忆”，只是“零落如过时蔷薇的花瓣，传出单纯的辽远之音”？还是依然在他的心里，“魔法的摇动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作为时时思忆的依据”？
那个曾经作为诗人的玲君，去哪儿了？
诗归何处
黑龙江日报的资深编辑，也是著名诗人身份的陆伟然，曾与白汝瑗共事多年，他1960年到黑龙江日报当副刊编辑时，白汝瑗是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兼黑龙江日报总编辑。陆伟然后来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说：“认识他27年，没有听见他谈过文学，更没有听到他谈过诗。所以，在我的心里，他与诗人二字是无缘的”，还是在白汝瑗去世之后，陆伟然才获知他的诗人身份：“得知白汝瑗就是玲君，我曾经好一阵不平静。与诗界明星在一起生活多年，竟然擦肩而过，全然不觉，激动中充满了遗憾与悔恨。”
据白汝瑗的大女儿白以群回忆，她第一次听说父亲的诗人身份，也是在她成年之后，从她表哥口中听到的，听说闻一多非常欣赏她父亲的诗，她非常兴奋，“因为我知道闻一多，但也只是对闻一多兴奋，对我爸没觉得有什么兴奋的”，而之后，她的父亲也从来没有跟她交流过诗歌的事儿。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白汝瑗的侄子，也是钱学森的弟子、如今中科院院士的白以龙，在去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学者时，无意间发现了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现代中国诗选》(上下册)，其中收有7首署名玲君的诗，因为他曾经从父母口中听说，八叔白汝瑗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大学生，是个诗人，笔名玲君，曾经在上世纪30年代出过一本诗集叫做《绿》，但当时这部诗选中却在诗注中写道：作者不详，于是他携书回国，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了八叔。也正是这部诗集，似乎唤醒了白汝瑗“已经尘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诗的梦想”，他开始寻找45年前流失于炮火硝烟中的诗集——《绿》，1984年，白汝瑗的辅仁大学校友马英林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了此书，并做了缩微照相送给了白汝瑗。这部诗集收录了白汝瑗19岁至21岁之间发表的诗作，也正是这部诗集，奠定了他在当时诗坛的地位，被称为象征派诗人，而与此同时，因为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由此踏上革命之路。后来白汝瑗在写给燕京大学校友、北京大学教授郭心晖的信中说道：“诗集正好出版于一个旧时期的终结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也是自己新生活的开始。这就是以后我为什么写不出那样的诗和现在我为什么还珍视它的缘由。”或许，这就是他为何跟诗人身份告别的一个答案，就像他的侄子白以龙在诗中所写：“天殷地动飞琴韵，国难驱才弃诗文。”
但是，他真的就放弃诗了吗？他真的不再是一个诗人了吗？
琴知我心
无论是白以群还是白以众，回忆起父亲最深的印象就是父亲爱笑，几乎从来没有看见他发过脾气，跟人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是和风细雨，只有笑的时候声音非常爽朗。“他不开心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或者独自拉小提琴。”似乎放弃了诗歌的白汝瑗，在他的后半生，几乎把音乐当做了自己灵魂上的全部寄托，当做心里唯一的倾诉口。白以众回忆说，父亲年轻时曾经有一个理想是当首席小提琴师，他一生最珍爱的那架铃木小提琴，还是在抗战胜利时，他的战友送给他的战利品，“父亲一直将其看做生命一般”，甚至在他生命最后时期，重病住院从哈尔滨到北京来回转院，也都一直随身捧着这把小提琴，谁也不能碰。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1957年到黑龙江日报社当总编辑的白汝瑗，甫一到任，就提出10条办报纲领，指出我们报纸的性质是省委机关报，又是人民群众的报纸；报纸应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报纸上开展自由讨论，把社会上的不同意见引向正确的道路……可惜不久之后的反右斗争中，他的办报思想受到批判，而且改革的骨干也被打成右派。但白汝瑗却还是勇敢地在1960年3月，再次发起办报思想的大讨论，并提出“新、全、高、快、短、活”的办报“六字要诀”，让当时的黑龙江日报焕然一新，并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先进集体，白汝瑗亦因此出席了全国文教系统群英会。而在这背后，他付出了多少恐怕是别人都无法了解的。只有他的大女儿至今还记得，当年她随着父亲从北京来到哈尔滨，母亲因故未能随行，她就随父亲住进了报社后身的圈楼里，虽然离父亲工作的地方只有几步之遥，可是她却基本看不见父亲的身影，只能经常上邻居家蹭饭。而在文革期间，白汝瑗又被打入“黑帮”，关进牛棚。1971年恢复工作后，到黑龙江大学出任党委书记，亦是焦头烂额，在“反复辟、反回潮”运动中，重又被卷入到风暴之中，成为“黑大理论组”斗争的焦点，拿他当时在黑大就读的大女儿白以群做文章，最终逼得白以群退学，而白汝瑗也在一夜之间脱落了三颗牙齿。白以群回忆说，“那段岁月中，家中时常回荡着父亲的琴声——《我的祖国》”。
值得一提的是，“四人帮”被打倒后，那个带头批斗他父亲的学生，正面临毕业分配，他本来是从上海来的，可是却被退回农场。白以群记得，有一天晚上，这名同学突然找到她家，白以群开门后见是他，因为生气躲进了自己的小屋，但她听见，父亲依然很热情地接待了那个同学，一番恳谈之后，又亲自将他送出门去，白以群问：“他来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当年批判咱们的那个人吗？”父亲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行啊，都是孩子！在不违反政策的情况下，能帮他说句话就说句话吧！”
岁月识人，江湖如鉴，一片琴心剑胆，此君依然如诗。
如死坚强
爱，如死坚强。这句西方的诗谚，似乎可以作为白汝瑗一生的注脚。他对诗歌的爱，对革命的爱，对生活和生命的爱，莫不如此。
1987年，白汝瑗罹患白血病，可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依然乐观且坚强，每天坚持记日记，拉小提琴，甚至要开始写自传。在他去世前20天的日记上，还曾经这样写道：“对于我的病情的发展前途，我也有三种思想准备：一是争取病情能有所好转；二是维持病情不再发展；三是不能战胜疾病，反而被疾病打败了，这也是一个不能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只有服从自然规律，走完自己最后一段路，但是希望能够尽力争取一点儿时间，按自己原来的设想做到一些事情。”可惜不久之后，白汝瑗就与世长辞，遗憾的是，直到临终，他也未能看到诗集《绿》的再版。
虽然白汝瑗后期从不写诗，也不跟人轻易谈诗，但他的外孙女范昕却记得一个细节，那就是在她小时候，姥爷常常把她抱在写字台上，面对面轻声朗诵自己的诗，一坐就是一下午。当时年幼的范昕并不知道姥爷的诗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很好听。现在想来，姥爷其实从来没有放弃过诗，他只是将诗埋在了自己的心底。
无论写诗还是不写诗，白汝瑗其实始终是那个诗人玲君，善良纯粹，激情浪漫，让他的一生如诗悠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