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报12月1日讯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在庆祝黑龙江日报创刊70周年之际，我总不由得想起父亲赵扬，一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一位曾在省报那座笔尖形老楼为党的新闻事业不懈耕耘的老报人。
他生逢战乱，幼年辍学，只读了几年小学和私塾，却成为国内闻名的诗人，被誉为“浙东才子，诗词里手”，并受到文化名人郭沫若的赞赏；他16岁进钱庄学徒，几经失业，后来却成为学识渊博的省报总编辑。他在白色恐怖下投身革命，几十年来经历了从城市到农村，从地下到地上，从部队到新闻界，从南方到北方，从工厂到报社，从“干校”到“插队”的无数变迁，但永远不变的，是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
投身革命许家国
1914年3月14日，赵扬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清湖乡(现宁波市镇海区骆驼镇)杜塘畈赵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17岁的赵扬义愤填膺，奋笔疾书：“忍看烽烟遍吉黑，拼将热血染江山；男儿殉国寻常事，不捣黄龙誓不还！”在民族危亡之际，爸爸经常阅读鲁迅、郭沫若、邹韬奋等左翼作家的作品，成为申报流通图书馆的常客。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爸爸加入地下党领导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合会，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因思想进步，文笔出众，爸爸被选为银钱业联合会的理事，并担任出版委员会委员、文艺座谈会干事，主编《银钱报》副刊，从写稿、抄稿到编辑、校对，样样上手，以犀利的笔向黑暗的社会宣战。1938年9月，爸爸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张承宗同志(建国后任上海市副市长)代表党组织找爸爸谈话说：“你是我们上海钱庄业里发展的第一个党员。”爸爸深感自豪。
1940年5月，上海地下党组织调爸爸去文艺界工作。看到汉奸文人霸占文坛，反动黄色书刊充斥市场，爸爸十分气愤。他找到地下党员夏其言(后任解放日报副总编)、杨凤采一起出资，合办刊物《新文丛》。出了三期后，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因日军进入租界而被迫停刊。这一时期，爸爸以笔作刀枪，写了许多杂文在《奔流》、《职业生活》、《草原》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成为打击敌伪政权的利器，因此引起敌人注意。
1942年11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爸爸随潘汉年(后任上海市副市长)等撤离到新四军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当时爸爸写下一首《从戎》诗：“不甘低首作臣从，别妇抛雏入路东。愿为斯民尽绵薄，敢将身世叹飘蓬。枕戈热爱河山好，携手共谋筑长城。南望金陵笑群丑，健儿杀敌气如虹。”
爸爸离家后，妈妈领着四个孩子生活倍加艰难。1943年夏，党组织派人联系妈妈，带着我们一家人，扮作难民，艰难地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一家人终于与爸爸团聚了。
1944年10月，爸爸被分到新华社华中总分社工作，刚去时协助范长江同志编《上饶集中营》小册子，后来编辑新闻稿，又任资料科科长。日本投降后总分社进入淮阴城，创办《新华日报》华中版，范长江任社长，爸爸任秘书处主任，兼管党支部工作。
1949年5月，杭州解放，爸爸离开他参与筹建的《新潍坊报》，作为军代表，率队接管国民党《东南日报》，创办《浙江日报》，他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既要撰写社论，又要审稿把关，还要整编、改造留用人员，工作异常繁忙。
从1944年到1951年，爸爸在新闻战线工作了七年多。他搞过通讯社、报社的行政工作，做过编辑、记者，熟悉报社各个方面的工作，成长为一名省报的领导者。他跟随华东野战军南征北战，历尽艰辛。一家人天各一方，直到杭州解放后，1950年初，妈妈才调回杭州，孩子才陆续找回，一家人才重新团聚。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他又送大儿子赵亨艺随宋时轮的第九兵团入朝参战。在工作中，他坚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围绕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地方政权建设，做好新闻报道工作，鼓舞了军民士气，促进了各项工作。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爸爸被党组织派遣到哈尔滨从事工业战线的工作。1958年汽轮机厂建成，他又重返新闻界工作。他的一生都是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从不讲条件，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高标准做事，低调做人。
荣辱不惊树报魂
1958年初，爸爸到黑龙江日报社任副总编辑，1965年3月任总编辑，兼黑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刚到报社，爸爸便于当年3月带领两名工业记者去采写“两参一改”企业管理经验。他对同去的记者提出严格要求：采访一定要深入，稿件一定写实、写活，写出高质量。他还为这组报道精心撰写了两篇社论：《领导作风上的革命，企业管理上的大改革》、《重要的问题在于贯彻执行群众路线》。这组报道发表后，对全省工业企业的管理改革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1958年下旬，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李立三来东北视察工作时，把庆华工具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和业务改革的经验，同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经验一起，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后来毛主席把“两参一改三结合”誉为新中国工业企业管理的《鞍钢宪法》。
爸爸注重新闻队伍建设，提出新闻工作者应树立“三心”(事业心、责任心、进取心)。他主张：“应该发展年轻有为的记者、编辑入党。应该把有能力、有贡献的同志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爸爸大局观念强，他要求记者要善于换位思考，坐在省委书记、省长的板凳上想问题，坐在群众、读者的角度想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就会有新高度。他要求副刊编辑都要努力学习，勤于练笔，成为省内一流的专家、权威。编辑有权威了，投稿人才能信任你，好稿子才会来。他对人才的喜爱是一贯的，在爸爸的鼓励和支持下，编辑、记者们积极钻研新闻业务，写出了一批好新闻。同时，黑龙江日报社也成为出人才的单位，不光走出了一批领导干部，还涌现出一大批省内一流的名编辑、名记者、小说家、散文家、诗人、评论家、摄影家等等。谢树、陆伟然、谢俊芳等同志的作品经常在《人民日报》及其他兄弟报纸发表，一时声名鹊起。李振盛则成了中外闻名的摄影家，后来曾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摄影讲座，曾在国内外举办多次摄影展。
爸爸很注重调查研究实际情况，他经常深入工厂、农村了解第一手材料，除写了不少高质量的社论和杂文外，还指导采编人员抓典型报道。全省有名的刘美泉、宋恩珍等英雄人物报道，就是在他的参与、指导下采写的。他还在编辑部提出“假如我是一个读者”的讨论，来推动业务改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爸爸的一些文章也被批判，处境异常艰难。8月的一天，一群造反派冲进报社，把正在工作的爸爸拉到报社大门口批斗，强迫他低头弯腰，用墨汁在他的白衬衫上写“打倒黑帮”，并涂脏他的脸。他拒绝承认反党反毛主席的罪名，惨遭批斗，回来后洗把脸，换件衣服，又继续工作。许多人都觉得他委屈，他却说：“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运动，难免会有过激行为。省报是党的喉舌，要传播党的声音，一天都不能停。只要不罢我的官，我就要坚守岗位。”爸爸就是这样不计个人荣辱地为党工作。
云开日出留清名
这是一位可敬的人。“文革”中虽身处逆境，仍刚直不阿。爸爸1944年与范长江在新华社华中总分社一起工作，造反派让爸爸写揭发材料，爸爸坦诚地写道：“范长江是我国新闻界的老前辈，是周总理亲自介绍入党的，我对他很崇拜，没发现有什么不当言论。”
1969年10月，爸爸被下放到清河“五七”干校劳动。我去道外船站给爸爸送行，望着眼前萧瑟秋风卷着落叶的景象，不禁潸然泪下。爸爸一边帮我擦泪一边说：“阿潍，别哭了，这比蹲牛棚强多了。”他坚信，不管怎样，总会有云开日出的一天。1970年3月，爸爸又被下派到通河县三站公社三合大队插队落户，不论到哪他都忍辱负重，从容面对。
爸爸虽然是高干，可由于家里子女多，生活并不宽裕。爸爸唯一的一件西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做的，早已瘦小不能穿了。妈妈要给他做件新的，他说：“改改还能穿，别浪费了。”他让裁缝把后背中缝放开，仍对付着穿。新放开的地方色深，但他一点也不在乎，仍穿着这件衣服上班、开会。他穿的皮鞋也破的打补丁，仍舍不得扔掉。后来，我把这件衣服和皮鞋捐给了黑龙江日报社报史馆，向人们展示着爸爸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俭朴的爸爸也有慷慨的时候。当年上海地下党的老战友夏其言，因受江青迫害被投入监狱，被释放后，生活窘迫。爸爸得知后立即汇去一千元钱，这相当于爸爸当时五个月的工资。在“四人帮”横行之时，能有如此侠义之举，实在难能可贵。对待老同志如此，对群众也是一样，他的警卫员姚承煜在浙江日报社当通讯员，后来在一次车祸中摔断了腿，家境困难，爸爸经常予以接济。
爸爸在“文革”中受到长达六年的迫害，平反后恢复黑龙江日报社总编辑职务，又夜以继日地工作，使爸爸得了严重心脏病。1974年12月28日晚，爸爸外出突发心肌梗死，与世长辞。时任省委书记任仲夷评价爸爸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忠于党，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他的逝世，是我省新闻事业的一大损失。”
我和妈妈清理爸爸遗物时，只发现30元钱，爸爸没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足够我们受用终生。他的妻子和八个子女追随他的信仰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各自岗位上作出积极的贡献。爸爸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可以没有官位，但不能没有品位；可以没有天分，但不能没有勤奋；可以一辈子不出人头地，但不能一辈子没有崇高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