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用另一种方式

　　姜德利—— 38岁的个体铆焊厂老板第一次见到记者，便唉声叹气地说：“我对生活已经要绝望了。”

　　姜德利是一起涉嫌交通肇事案的当事人。当时，一位老中医猝死街头，出事地点恰恰就在姜德利驾驶的、停在铆焊厂门前的面包车旁。死者家属认为是姜德利肇事，姜德利争辩自己当时不在现场，并且闻讯赶来后还加入了对死者的抢救行列。数日后，姜德利接到一份责任认定书，上面冰冷的文字判定，他就是肇事者。飞来的横祸打破了姜德利的正常生活——用以经营的面包车被扣押了，铆焊厂停工了。为了讨还清白，姜德利四处奔走，耗去家中大部分钱财。一纸诉状，他将某执法部门告上了法庭，但当时很多的迹象都对他不利，姜德利愈发感到前途的渺茫。记者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也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因为这起肇事案触及了“民告官”这一敏感话题。

　　首次采访并不顺利。姜德利情绪激动，但有两句话深深地印在记者的脑海里—— —“如果按着判决执行，我现在就是犯罪嫌疑人了，应该蹲在拘留所里。”“涉及到××部门，你们敢报道吗？”

　　给予姜德利以鼓励，成了记者每次对他采访的必要部分。几次采访之后，姜德利的冤情慢慢浮出水面。本报以特别报道的形式对姜德利的遭遇做了客观、翔实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生活报》全文转载，哈尔滨广播电台在报道的同时，又引发了一场关于“见死救与不救”的社会大讨论。

　　一起普通的民告官诉讼案，因为社会的关注，成为一起公案。事隔不久的一个下午，记者接到了姜德利打来的电话，他用沙哑的声音告诉记者—— “我胜诉了！”那一刻，记者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今年“十一”国庆节前夕，记者意外地收到姜德利发来的短信：好人一生平安！★本报记者王伟

　　我和“江湖”少年有个约定

　　结束校园江湖的采访已有3个多月了，可每想起那次采访的经历，仍心绪难平。2005年6月20日上午，我接到采访校园“江湖”的任务。次日，我在基层派出所了解到，校园江湖帮派众多，各帮帮主都是学校的打架头子。如何走进校园“江湖”少年的圈子是此次采访的突破口。

　　当天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所中学的大门口站着3名十六七岁的男孩子，他们嘴叼着香烟、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我主动上前和他们搭话。果然，从这些孩子身上，我了解到很多鲜为人知的校园内幕，并通过他们联系上了“飘渺风”帮主。

　　见到他们后，我发现他们的思想虽然偏激，但有理由——他们多数是差等生、父母离异，只有在帮派中寻求暂时的慰藉.与他们分手时，“飘渺风”一自称“军师”人物的吴重(化名)对我说：“姐姐，我们将来要开个快餐店，你就等着瞧好吧！”《直击校园江湖》发表后，我和这些“江湖”少年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11月1日，我意外得知：吴重因涉嫌刑事案件被拘留。我的心再次陷入了低谷。

　　此时的吴重也许忘了和一个记者姐姐的约定，但我不会忘记，因为，我相信他的愿望终会实现。★本报记者张晖

　　走进“孤独”女孩的内心世界

　　今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孤独”女孩刘月的内心世界。

　　那是个充满稚气、楚楚动人、比同龄人多了几分孤独和忧郁气质的女孩儿，两年前，因患紫癜性肾病，刘月远离了正常的生活。由于体质敏感、免疫力低下，她曾经3次休学、4次住院。在她失落和无助的时候，父母、老师和同学的关心和鼓励给了她莫大的自信。在极少和外界接触的日子里，她每天自学功课、创作动画故事、吹奏葫芦丝。刘月的故事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带着女儿先后几次来到刘月的家中。也许是孩子们年龄相仿的缘故，很快女儿便和刘月成为好朋友。刘月也敞开心扉，向我道出了内心的苦恼和渴望。

　　4月19日，通过一个多星期的深入采访，《女孩刘月渴望外面的世界》见报了。许多好心人向她伸出了热情的双手，社区也为其申请了低保。今年6月，刘月顺利地考上了第九中学，我衷心地为她高兴。★本报记者张艳

　　我给孤儿当家长

　　2003年，报社与大商集团佳木斯华联商厦组织了一次活动，在“六一”那天，给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当家长。

　　6月1日，我见到了赵乐，一个眼神忧郁的男孩儿。我试着和他沟通，他只是问一句答一句，并不多说一句话。游园活动开始了。我轻轻地牵起他的小手，乐乐没有拒绝，心理距离向前迈进了一步。来到猴馆，我开始履行起家长兼讲解员的职责，我看见乐乐的眼睛不时闪起明亮的光芒，脸上也有了笑容。

　　在百鸟园，看到美丽的孔雀，他高兴地跟在孔雀身后跑来跑去，不一会儿跑来问我：“这孔雀会下蛋吗？”小家伙的问题让我感到十分有趣，我告诉他，身上有美丽羽毛的是公孔雀，公孔雀是不会下蛋的。午饭时间到了，男孩子身上的好动天性显露出来，还没等我为他剥好鸡蛋，他就蹦蹦跳跳地去找小伙伴了，我只好跟在他身后转来转去。乐乐知道为我这个临时家长着想，懂事地要把自己的那份午饭让给我吃。没有了那份陌生，乐乐变得开朗多了。活动结束的时候，我拉着乐乐在图腾柱前照了张相，在记忆深处留下一个叫乐乐的孩子。★本报记者孙卓

　　记者的良知

　　我们都是从充满幻想、激情的年轻记者成熟起来的，所以懂得要保证自己笔下文字的真实性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有时候，你必须在写与不写之间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的背后，其实是记者的良知的抉择。

　　有一次，我们得到一条线索：近郊一个村子竟将村小学改成了猪圈，几十名小学生放假回家了。第二天，我们乘车赶到该小学，调查结果是孩子们放假已有一周时间了。我们找到村委会了解情况，50多岁的村主任把卖房子的原因和经过说得很详细。

　　原来，学校新建了一所小学，可暖气还没安上，由于已到了11月份，所以只好放假，而原来的学校已经用作养猪了。他百般解释，并请求我们“高抬贵手”，别报道了。

　　我们上车时，村主任特意追到站点，没容我们反应，他攥着一把钱的手就伸进于淼崭新的皮大衣的口袋。遇到这样的事，我们有些不知所措，只顾着和他撕扯。只听“咝”的一声，皮大衣的口袋裂了一个大口子。村主任愣了，我们急忙离去。

　　文章见报后，立即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新建的学校很快安装上了锅炉，学生们又背起了书包。我们为自己的选择而会心地笑了。★本报记者孙吉春于淼

　　读者的关注承载着记者的感动

　　瘦小的身材，手持拐杖的老人颤巍巍地站在寒风中的三轮车旁.这是一幅将永远刻在我脑海中的画面。

　　今年10月，本报连续报道了有关4个孩子异乡寻母的事情。孩子的遭遇让我们同情，读者的关爱更让我们感动。

　　10月20日，气温降至零下5摄氏度，记者接到一个齐姓老者的电话。80多岁的齐大爷有些耳聋，吐字也不清晰。通过十几分钟费力的攀谈，记者终于明白了他的来意，按捺不住关切之情，老人坐着人力三轮车赶到报社，请求记者带路与4个孩子见面。10月21日，齐大爷终于见到了4个素不相识却为之牵挂的孩子。在我们记者的采访中，经常能遇到像齐大爷这样对本报热心的读者，他们对本报的关注、对社会的爱心深深地感动着记者，我们也会勤恳工作，回报读者。★本报记者潘帝同

　　最脏最累的采访经历

　　当记者的日日夜夜感触颇多，其中令我难以忘怀的一次采访经历，就是此次王三五河清淤扩槽工程的系列报道，我想，它可能是我记者生涯中最脏、最累也是最引以自豪的一次经历。

　　10月24日，接到王三五河清淤扩槽工程的采访任务，我来到那个令人“目瞪口呆”的现场：垃圾遍地、淤泥满槽、尘土飞扬。从工程开工的第一天起，全长近5公里的王三五河沿岸就留下了我的脚印。每天早上，我沿河踏查，8点30分到市内河整治工程指挥部开会，然后再到工地。一天走下来，刚换洗的衣服满是灰尘，鞋底也沾上了厚厚的淤泥，洗脸水顷刻间变黑了，《清淤现场有个义务“更夫”》、《忙碌在垃圾清运的“生命线”上》等独家报道随之见诸报端。

　　为了更详尽地报道王三五河夜战的场面，我和摄影记者挨家单位采访，到家时，已是深夜11点半了，那一天，我在工地逗留了10个小时。第二天，《王三五河，记住这不眠之夜》在驻区各单位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半个多月的实地踏查使我和许多驻区单位的施工人员成了“哥们儿”，有时他们会开玩笑地说：“怎么不多派几个记者来？瞧你，都和我们一样成泥猴儿了。”我一笑置之。这点儿脏和累同现场的施工人员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本报记者张吉彬

　　晚报有支“敢死队”

　　摄影部的三位帅哥被同行们戏称为“敢死队”，因为他们在采访中都有一股不要命的劲儿，遇到困难、危险从不退缩。记者宋修明为调查有害剩饭剩菜的去向，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市郊，一转就是半个月。记者刘军为抓拍从脏水中取油的现行，在一个下水井旁顶着寒风守候了几个晚上。记者张大炜在一次在郊外举行的大型活动中，因为拍照时太专注而被车队落下，为不错过下一个场面，他硬是狂奔近2000米赶上队伍，让同行者惊诧不已。

　　“敢死队”队员从来都不吝啬胆量。一次，刘军在某社区拍摄反映社区利用公共场所牟利的场景，受到多人的围攻，相机在厮打中被损坏，但刘军第二天、第三天照样去拍摄，直至该社区改正为止。宋修明一次在外县拍摄小造纸厂污染河水的照片时，遇到了工人的围追堵截，他在附近的村里辗转迂回了一个下午，直到采集到所有的证据。

　　几位帅哥的胆大同他们那健壮的身躯不无关系，但这几位“大块头”同样拥有大智慧。他们曾冒充食品商深入到黑糖葫芦加工点，使黑加工点被工商部门一举端掉；他们曾化装成小商户进入熟食制品黑加工点，相互掩护配合，直到把所有的证据都偷拍到也没被人察觉。★本报记者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