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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网11月9日电(实习生李天池)吉他、贝斯激烈“纠缠”，架子鼓疯狂“嚎叫”，歌者时而深沉地低吟，时而狂妄地高歌；演出时，他们掌控着台下每个人的情绪；落幕后，他们收拾行囊，为生活奔波，为理想忙碌。他们就是被人们成为“地下乐队”的哈尔滨原创音乐人。
我拿青春赌明天(摘自《潇洒走一回》)
“做音乐像赌博，就是拿后半生换前半生。”大虎说。张德虎，“孽子”乐队的吉他手，圈里人都叫他大虎。乐队长期蛰伏后，他的主要收入是给公司和个人编曲，教学生弹吉他。
大虎在哈尔滨的音乐圈已经小有名气，网络游戏QQ堂的音乐就是他创作的，“这样一单价格要5000多。”而接这种“大订单”的机会一年平均只有两次。
左手进，右手出，“钱最后都用在了买设备上，根本攒不住。”大虎笑了笑，指了指调节器和身边的吉他。 “平时给个人编一首曲子1000元左右，朋友半价；教个人一小时40元，给班级上课一堂10元。”每个月的收入在一千左右，没有剩余，只够温饱。
“根本不敢去想未来。”26岁的他嘴角向上翘了翘，“这东西就是吃青春饭。要是做出了名，后半生就不愁了。”在家乡的父母都有着体面的职业，受人尊敬；“很希望回家时，乡人介绍‘这是张德虎的父母’，而不像现在介绍我时，得先提到父母。”
采访结束时，他告诉记者，QQ堂音乐的制作费还没有全部结清。
想说爱你不是很容易的事(摘自《想说爱你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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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摇滚节上的欢呼 |
“大一、大二，理想高于现实。”徐大可把手高举头顶，“大三以后，理想回归现实。”这次，他把手放的很低。
徐大可，东北农业大学大四学生，大一、大二执著于用音乐表达自己的理想；现在，他正忙着找工作。
高中开始喜欢摇滚，“父母老师的压力，升学的压力，压制着所有的理想。”到了大学，自由的氛围，空闲的时间，所有理想如火山般喷发，然而事与愿违；“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是要回到现实的。如果以后条件允许，还是会继续我的爱好。”
“做音乐很不容易。”徐大可的同学王哲讲，“乐队排练要场地，自己要争取演出机会，还要别人的认可，而家里还说不是‘干正经事的人’。”
王哲有过自己的乐队，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商演的舞台上，都曾经是“焦点”；参加过很多次演出，但一直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婚庆典礼的上，别人又吃又喝，有说有笑，根本没有人在意台上的表演，“知道是为了钱表演，但还是很难过”。这也是将他从梦想拉回现实的原因之一。
现在，找工作是他的头等大事。大多数玩乐队的大学生，都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买乐器的钱，有的是直接向家里要，有的则是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扣。近期举办的一场音乐节上，东北林业大学的小王告诉记者，他曾经为了买一个二手的架子鼓，“节衣缩食”两个月，现在的他正忙着考研。“北京迷迪音乐节的现场比这‘high’多了。”音乐节上一个热爱摇滚的女大学生说：“认识北京很多做音乐的人，他们过的都挺惨的，住地下室，一天吃一顿，还要赔钱做宣传；除非出名，不然不能把它作事业”。 |
| 音乐现场年轻人的狂欢之地 |
离开，我们即将离开 (摘自《离开》)
“我就是在用音乐养自己。”张德虎弄了弄小辫子，有些得意，“帮人编曲赚钱，先解决了温饱，然后在继续做自己喜欢的音乐。这一直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喜好范围，不是挺好的么？”为婚庆、店铺开业演出是“地下乐队”的主要收入。一个小有名气的乐队，在一场婚庆典礼上，每人能拿到200元；平时也会到酒吧助唱，而这时的收入像“心电图”一样，忽高忽低；去外地演出的费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时一千元钱要6、7个人分，有的主办方会报销路费，有的则是全部自理；到三、四十岁时，很多人都会“转行”，自己开婚庆公司，或是给琴行打工。
“除了这些，我们还能做别的么？”一个地下乐队的成员说。“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举办音乐节的时间都不固定，收入更不固定；表演最多的还是在大学校园的舞台上。”
哈尔滨市文化局艺术处的工作人员介绍，政府要“两个效益统一”，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其是政府对外宣传，因此还是主要对政府下的院团；而地下乐队则是偏重于商业演出，因此并没有他们的“专场”。
你爱我一无所有(摘自《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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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祺炉旁独奏 |
“明天我多捡点拌子，烧得太快了。”李长江边说边把最后一根放进了在城市中已经成为“古董”的炉子中，一旁的张建祺有意无意地拨弄着琴弦。
他们是“杰出青年”的主唱与吉他手。为了节约其他队员的时间，两个人总是在这间租来的房子里做出音乐的小样，然后在召集其他人一起排练。张建祺16岁获黑龙江省文艺精品工程奖，还拿过人民文学散文奖，作品多次在报刊上发表，“杂志社打电话让我去做编辑”，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但是“忽然有一天，感觉生活和理想的距离太远，就辞职了。”
他说，其实自己是为了空理想放弃了工作。而这空理想是“乌托邦式”的。“自己老了还在台上唱自己写的歌，表达自己的想法。”李长江说这就是他的理想。而在婚庆典礼上，是否在意有人听他们的歌，对他来讲“无所谓，只要我站在台上就好。”舞台上他的魅力不仅征服了“粉丝”，赢得了掌声，还为他“赢”了个媳妇。媳妇目前的主要工作是照看刚出生的孩子。
两个人自我解嘲地说，他们自己是“零收入的啃老族。”李长江正准备开一个婚庆礼仪公司，“得给儿子留一套房子啊！”，看中了一套楼房，而900多的月供似乎有些贵。
夜幕降临，李长江、张建祺在这间不到三十坪的屋子里，还在为了一个音符反复练习。屋子两边的墙上挂着用来“隔音”的深红色布幔，门上贴着国外摇滚巨星的画像，墙的空白处被摇滚音乐节的宣传画覆盖，上面写着“我们不会去无病呻吟，我们只会高唱理想……”高唱理想的舞台究竟在什么地方？采访中，很多已经离开或者仍在坚持的“地下音乐”人遗憾地说，离开校园就离开了歌唱理想的舞台。
离开，他们已经离开。
回来，他们何时才能回来？
(本文音乐、歌词编辑 王晨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