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虎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工大航天学院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哈工大校长。中国著名力学及振动工程专家，在卫星、飞船故障诊断技术可行性研究和原理性实验方面取得重要成果，促进了中国航天领域故障诊断技术的应用。

　　

　　段余应

　　法学博士，黑龙江省人事厅厅长。二十多年来先后在国家劳动人事部、人事部政策法规司从事人事行政政策研究工作，参与过《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等重要法规与改革方案的研讨拟定。

　　何颖

　　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优秀教师、龙江学者、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其行政哲学、行政价值、行政体系的研究处于学术研究的前沿位置；对非理性问题的研究在全国哲学界具有领先地位。 蒋国红 摄

　　东北网6月22日电 如果说，1978年的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恢复高考就是这“春天”的第一束报春花；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恢复高考就是跨越历史寒冰的第一座引桥。1977年冬天，改变的不仅仅是当年几十万青年精英的人生和命运，实现的也不仅仅是30年来千万个家庭的希望和梦想。回望三十年的历史星空，恢复高考，改变的是一个时代的走向，是共和国一个伟大的历史拐点。

　　高考的意义不只是恢复了一个制度更重要的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

　　我们无法想象，假如没有高考，当今中国社会的各界精英将在何处？中国现代化建设波澜壮阔的伟大进程将迟来多久？大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会不会依然踪影皆无？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我们必须给高考一个历史的定位。

　　黄文虎：谈高考制度的恢复，必须先了解高考制度的破坏。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篇社论，提出要把当时的统一高考彻底“扔到垃圾堆里”。高考废除了，招生停止了。1971年才逐步恢复招生。招生的原则改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样的选拔制度，带有极强的政治性和不公正性。不仅埋没人才，助长了不正之风，毁掉了中小学的教与学，也堵塞了一代青年精英的升学之路。

　　段余应：高考，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定义，有人认为是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有人认为是一种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制度。而后者更容易让人加深对其性质的认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解决有限的资源与众多人需求的矛盾，这就需要制定一定的分配规则。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文革”后期所采取的以“推荐”为主的高教资源分配方式，实行以德才兼备为标准、以考试为手段、以考试成绩为主要依据，通过公平竞争来确定谁享受高教资源。

　　黄文虎：说恢复高考是一个里程碑，不仅仅因为教育的复苏和繁荣，为国家选拔了真正的人才，更重要是为广大青年享受高等教育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为社会公平公正树立了一种风气，树立了一个榜样。

　　何颖：高考制度，秩序化程度高，法制完备，制度设计科学，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和破坏，是一项相对最开放、门槛最低、歧视也最少的选才制度。实现了教育评价和人才选拔上的相对公平，体现了社会公平的重建。高考的制度设计和执行的过程所体现的公开、平等、竞争，是其他任何一项制度不可比拟的。目前还找不出哪一个制度比高考的制度设计更好。

　　段余应：高考制度为什么会得到举国上下普遍认同和拥护，其主要原因有两条。第一，实现了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高等教育资源对全体公民平等开放。凡中国公民，不论是城市、还是边远的乡村，无论高级干部的子女，还是平民百姓的儿孙，只要符合规定的资格条件，都同等机会和平等权利参与竞争。第二，实现了成绩面前人人平等。按分数高低录取。每个公民不论家庭背景与身份如何，一视同仁。靠种田为生的农家土娃，只要考得好，照样上北大、清华；高官家的孩子，如果达不到规定分数线，照样与大学无缘。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核心的理念是“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近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有哪一项改革的成果、发展的成果，能像高考一样让全体人民共享的那么早，共享的那么久，共享的那么普遍，共享得那么万民关注，共享得惠及子孙泽被后世！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那么我们说，高考就是这个基石上的最为厚重的部分，高考制度就是体现社会公平的旗帜。

　　制度公平才能保证整体的公平整体公平才是最大的社会公平

　　教育于国，是鸿基伟业，高考于人，是梦想天梯。钟鼓于宫，声闻于野。30年来，围绕高考的每一个细微的变革，都会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每一年的高考，都会成为一场全民的庄严盛宴。因为高考为每一个学子、每一个青年甚至每一个中年人、老年人，提供了平等机会，而这种机会不是以任何个人的方式得来的，而是一个相对公平的制度提供的。

　　何颖：谈制度公平问题，必须首先厘清什么是制度。所谓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运行规则。

　　在现代社会里，制度公正是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公正是衡量制度优劣的首要标准，是制度的本质要求，是一种制度的合理性基础。制度的首要德性不是效率而是公正。一个没有公正性的制度不可能有效率，或者说只能在短暂的时间内产生某种特殊的效率。

　　段余应：一项制度建设得如何，通常要从三个层面来分析。一是价值层面。即制度出发点、基本原则和目标是否符合民心，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这是评价一项制度好坏的最根本的标准。二是技术层面。即支撑价值实现的技术手段是否科学完备。三是操作层面。即实施方法与步骤，包括过程安排是否合理可行、是否稳妥高效等。从价值层面来说，高考制度是无可非议的，是其他制度难以替代的保证高等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好制度。

　　何颖：作为一项制度设计，高考的主干所体现的公平，是最好的。至少在当下中国，是最不坏的制度。高考的制度设计所体现的公平，是其他任何一项制度不可比拟的，它的科学性、公平性、权威性得到了社会和民众最广泛的认可。

　　高考制度的公平主要体现为，一是机遇均等，而不是结果的均等，在现代社会里机遇的平等，比结果的平等更重要；二是标准客观，选拔制度的评判标准，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由主观的标准转为客观的标准，是保障公平公正的极其重要的一个条件；三是体现竞争，引入了一个竞争机制，通过竞争来选拔，最终形成了一个全社会的精英层。

　　段余应：公平是相对而特定历史条件而言的，公平制度建设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旧的不公平消失了，新的不公平又会产生，或者说影响公平的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会逐步凸显，上升为主要矛盾。对于教育的公平，不同学派有不同认识。例如，精英主义者认为，对不同禀赋的孩子实行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的强制分流是公平的；传统自由主义者认为，为所有孩子提供同等同质的教育才是公平的。有的强调过程公平，有的关注结果公平。《国际教育百科全书》将影响教育公平的因素分为11类，可见，影响教育公平的因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来自个体能力、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因素，也有来自教育资源分布与配置、学校管理、选拔制度等社会制度性的因素。我们不能指望高考制度解决高等教育中所有不平等问题。

　　何颖：高考制度体现的是公平的刚性，核心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而且，高考的许多改革，诸如标准化考试、网上录取、加分政策的调整，都是向着减少人为因素的方向发展。

　　人为的因素越大，公平的几率就越小。而当今社会，在很多方面最为严重的不公平，恰恰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公平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和原则，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社会权利关系的道义追求。社会的每个个体期望的公平，会因为心中的道德律令的不同而不同，甚至会被个人的一己恩怨情感所支配。因此，制度就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常常有人用一分之差而名落孙山，来指责高考的不合理。其实，高考作为选拔考试，永远都存在一个截止符号意义的孙山，孙山之后而又靠近孙山的人也许会感到冤枉，但它所体现的恰恰是高考制度刚性的、非人为因素的公平，就如同田径场上9.99秒进决赛，而10秒就要被淘汰出局一样公平而合理。一项公平的制度，不应该也不允许用排在第100名的赵山、钱山挤掉排在99名的孙山，就像不能用10秒取代9.99秒一样。

　　高考制度所体现的机会均等是现代社会公平的第一原则

　　“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贵贱，均贫富”，这种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式的社会理想，当然也是一种公平，是一种农耕社会的平均主义的公平，但是，它扼杀的是整个社会每个个体的进取心。公平的标准，是与时俱进的，在当下的社会里，机会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

　　说起高考，人们总会想起黑色的高三、黑色的七月这样灰色的字眼，然而，那些身处偏远、贫穷、落后和社会底层的人们，像高考这样平等的机会，却是他们改变人生、改变命运的绿色、阳光和希望。

　　何颖：机会平等是指所有的人不分高低贵贱、穷富美丑，只要付出了足够的努力，满足了相应的条件，达到了规定的标准，都有同样的机会来赢取同一个社会职位。机会平等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基本权利，它之所以是真正的平等，是因为它对所有人都是正义的。

　　我是高考的受益者，1973年下乡，1978年高考，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正在地里拔萝卜。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为我提供了一个平等的竞争机会，穷尽我的想象力，也想象不出我会成为一个学者，更谈不上在专业领域里有所成就。

　　段余应：大家都按同一规则参与竞争，获胜了，感到光荣；失败了，也不会怨天尤人。有效地化解了谁上谁不上的矛盾，保证了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和谐稳定。可以说，高考是青年奋发向上的导航器，是社会活力与动力的引爆器，是社会安定的稳压器。高考制度的恢复对社会进步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正如美国“公立学校之父”贺拉斯·曼所说：“教育是实现人类平等的伟大工具，它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类的发明都伟大得多。”

　　何颖：制度来源于公共意志，是公共产品，具有公共性，也就是说它是为了所有人、针对所有人而制定的。制度公正表现为内容和形式的公正。内容公正最重要的一条是发展机会的平等，平等的发展权和受教育权得到实现，前程向所有人开放；形式上的公正性就是制度的公开性与参与性，即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接受这一制度，接受同样的制度规范。制度公正的实质是通过机会平等、过程平等的制度安排来解决分配平等的问题。

　　段余应：高考制度，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的影响是极其重大而深刻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净化了社会风气。消除了“学好数理化、不如好爸爸”的现象，有效克服了“找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

　　何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制度公正的价值诉求，平等与公正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平等是实现公正的必由之路，只有以机会平等、起点平等、竞争平等为前提，公正才可能在合理的竞争环境中实现。如果进入市场的主体不能平等地参与竞争，就会使一部分人在竞争中不择手段地取得优势，使一部分人处于劣势，就必然出现不公。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认为：平等不应被误解为结果均等，只有把机会均等放在首位的国家，才能得到更多的平等，才能阻止特权地位制度化，才能使国家得到更快发展。中国，30年来近乎于神话般的飞速发展和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的攀升，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贫富差距的拉大和不公平现象的增多，也是毋庸讳言的不争事实。当我们的时代已经走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高点上，作为社会公平象征的高考，没有理由不继续牢牢地守护30年前扎下的公平之根，而且要更加根深、叶茂。

　　在一个公平公正完全苏醒的时代高考改革必须以保全公平为前提

　　今年三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提出了一个经过“五年思考、三年斟酌”的建议：废止高考。此议一出，犹如巨石击水。

　　应试教育的愈演愈烈，素质教育的有名无实，海鲜萝卜一锅烩式的考试，一考定终身的高额机会成本，“格式化”教育下的思维僵化，名有实无的第二志愿的风险，等等，等等，高考及与高考相关的矛盾和问题，不容回避，必须改革。

　　但是，假如真的废除现行的高考制度，真的彻底打破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我们无法确知会收获什么，但我们知道付出的必将是中国最底层万千民众的眼泪！因为，在一个诚信还没有像公理一样得到遵循的社会，在一个公平还像幼苗一样嫩弱的时代，像菌群一样疯狂生长着的“潜规则”，像老鼠一样黑夜出动的“暗箱操作”，必将甚嚣尘上蜂拥而至。

　　段余应：近年来有些人对高考的批评主要是：一次文化课考试，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实际素质；文化课考试障碍了素质教育的发展；各地区由于高校数量不同，其录取人数与分数不同，形成地区间竞争者机会差异。可以说，这些问题都属于技术层面和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方式改进加以解决。不应损害高考制度的公平“筋骨”，因此而提出废止高考制度，近乎于因噎废食。

　　黄文虎：目前中国最干净的事情是高考。高考必须要改革，高考的改革也必须要保住公平这个前提。高考的恢复，是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并不是创新一种制度，因此必须研究高考怎样创新怎么改革的问题。统一高考是考试的一种形式，但不应该是唯一的一种形式，考试选人是古今中外最好的办法，但不是唯一的办法。古代的科举制度，现代西方的文官制度都是要考试的，考试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最本质的问题是考什么，怎么考？

　　何颖：肯定高考，但不应回避矛盾和问题。事实上，确实存在一个高考悖论的问题。也许问题就出在统一考试的“统一”二字上。内容上的统一，导致中小学教育的一元化、单元化和应试教育的疯狂，形式的统一，全国一张卷，扼杀了年轻人的创造力。各省自主命题之争，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利益之争，并没有改变统一考试带来的种种弊端。

　　社会的发展需要培养不同能力的人，教育可以分为继续教育、职业教育、学历教育、终身教育四个层次，但是现在出现的是全社会对学历教育的迷信和崇拜，形成了千军独木的状态，其他的教育手段被漠视。

　　段余应：高考制度是一项公平分配高校资源的制度，而以公平为血脉的制度遭到越来越多的指责，确实值得深思。人们对公平的要求随着社会发展在不断提高。社会在不断进步，公民对公平的要求也与日俱增。当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身份、户籍、关系等因素对公平竞争的影响消除之后，人们会对考试的形式、考试的内容、省际间招生数的差异，提出新的诉求。这些诉求满足了，还会出现其他新的诉求。社会越发达，人们对公平的需求层次也越高。

　　黄文虎：现在我们说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就是多出自主创新的人才，不管是高考，还是高等教育，要的就是人才，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的人才、出拔尖的人才。中国缺少的不是智力资源，但是培养人才的效率不高，人才的创新能力不强。事实上这些年来高考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提高人才培育效率之间，多少是有矛盾的。高考，作为最公平的制度，一定程度上牺牲了人才培养的效率。因此，高考改革的速度，应该更快一点。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各种改革的办法都可以尝试。中国的事情总是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中国的教育家们应该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智慧去研究怎么能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

　　何颖：我是高考的受益者，但我认为我的女儿却是受害者。女儿今年已经大三，但我还留有一张她上初中时的考试卷子，题目是朱自清写《背影》的背景是什么？我女儿的答案是“家境败落，精神颓唐”，但老师却给打了一个大大的叉，因为标准答案是“祖母去世，父亲失业”。我当时就对女儿说“孩子，你的答案比老师的精彩”，但结果却是精彩的有创造性的得零分。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的应试教育。

　　中国是一个人际关系的社会，考试不能取消，但应该分级分层，打破统一，打破一统，在多元上下功夫寻突破；录取方式也应改革，高考不能变成第一志愿的高考。考试的成本再大，招录的成本再大，比起保证公平这个大的社会红利来说，成本都要小得多。

　　也许每个人，都可说出高考的种种弊端来，正如这已经到来的盛夏时节，人们看到的、议论的总是枝的繁、叶的茂，而真正具有终极价值的，却是被忽视了的树干。

　　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早在一百年前就被诏令停止了。但是回望历史，以今人的智慧，依然不能替我们的先人找到一个比科举取士更好的办法。而发达的西方，却又萃取了它的精华，科举制度摇身一变竟成了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始祖。

　　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现行的高考制度，总有一天会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被废止，那时候，中国社会的公平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但，还不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