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6月25日电 近年来,哈尔滨市教育部门多次要求,学校不得组织非毕业班学生补课,中考命审题人员外出补课取消命审题资格。然而雷声大雨点小,在利益的诱惑下,一部分教师、“命题员”仍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明里暗里进行补课,从而使正常的课堂教学受到影响。
高额收入推波助澜
学生、家长一再追捧“命题教师”,把他们的身价炒了起来,而不菲的收入,也使得文化学校和个别教师热衷于补课班教学。
一位熟知补课内幕的老师给记者算了笔账。以文化学校为例,如果一个学生一堂课两小时按30元收取费用,那么50名学生就是1500元,一般情况下,文化学校留500元,余下的1000元给补课老师。
如果讲课教师是出过题的“名师”,还会出现“一涨一缩”的局面:补课教师身价上涨,授课时间由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为1个半小时。
“身价上涨不仅是因为出过中考题,还因为他们会认识其他‘名师’,获取‘考试信息’的途径会更多、更全面。”
据这位老师透露,按现在流行价格。班主任私带学生出去补课,收费一般是每人每课时20元,“收费最高的则是一些重点学校的名师,费用在50元左右。”
按照这位教师提供的数字算下来,一个重点学校的教师,一周4次课,50人的补习班,每名学生每堂课收费50元,一个月下来,至少会有8000元的收入。
而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冲刺班一堂课100元是少的,如果是一对一的冲刺补课,要300元呢!”
有学生反映,老师在课堂上讲课往往一带而过,在补习班里却讲得很仔细,很有要点。这使得大家不得不去补习班上课。
补课费成税收空白
家长们在补课风气日渐盛行的趋势下,为了孩子能考上一个好学校往往不得不大掏腰包。
而违规补课都是暗地里进行的,所以补课教师不用上缴任何费用。
根据我国《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个人所得税法》及实施细则和《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公民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即除工资外有第二职业或兼职的其他收入,应自行申报纳税。但事实却是,大量违规补课班没有固定的场所,没有明显标志,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税务登记,多数补习班处在地下或半地下状态,而文化学校的补课又没有有力管理,补课教师收入是个谜,所以给税款的征收造成了困难。
教师违规补课产生多大收益,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部门、任何人可以说清楚,而在我国,到目前为止,这部分收入实行收入个税申报制,也就是说,如果当事的有纳税义务的教师不自行申报纳税,税务部门很难监控。一位税务干部说:“要靠教师为这部分收入自觉纳税,目前显然难以实现。”
“公共资源”被私用
采访中记者发现,文化学校在宣传时,都以“名校名师”或“中考命题员”为卖点。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拉大旗做虎皮”的虚假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有一些命审题人员受聘于此。
据介绍,所谓名校,大都是69、17、萧红、113等重点中学,名师则是这些学校的教学组长或骨干教师。表面看上去,“名师”补课是付出劳动,付出劳动获得收益就成了理所当然,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名师”是在利用“公共资源”为个人牟利。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专家赵瑞政认为:“教师,尤其是从事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本身领取着国家发放的工资,就不应该再办班进行补课,这种补课带来的收益的合法性更值得质疑。”
有业内专家指出,教师,特别是打着“名师”、“命题员”旗号进行补课的教师,实际上就是利用国家的资源,在为自己谋取私利。“名师”、“命题员”之所以炙手可热,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关系到学生命运的“资源”。然而,这些资源确是学校、社会赋予的。“表面上看,教师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取报酬,但剖析其中的过程,如果没有丰富的公共资源,仅仅凭个体劳动,其创造的价值又能有多少呢?”
所谓“中考命题员权威解读”,其实就是靠命题员这个名称来吸引学生和家长的眼球,诱使家长不惜花重金请命题员授课,寄希望他们能“押题”。
一名曾经参加过中考命题的教师告诉记者,一些补习班打出中考命题员的诱人招牌,很大程度上是对学生和家长的一种误导。“命题的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不仅要在上万道题库的计算机里抽调试题,而且还要对试题进行改动,整个命题结束后,命题员还要被封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算记忆力再强的人,对于试题的把握也就是一种方向性的引导。”
监管力度薄弱是主因
一位教育界人士说,对于那些参与有偿补课的教师而言,补课不再是教书育人的一个载体,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商业行为。部分“名校”教师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利用家长“分数是命根”的思想,把“补课创收”当成了主业。但在这种“逐利”动机驱动下,教师每天赶场似的补课,把主要精力放在补课班上,而对学校的正常课程,就会无法投入全部精力,必然影响其进行正常教学活动。
道里区一位初中生说,他没参加班主任的补课班,在课堂上,往往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问了同学后才知道,很多内容都是老师在补习班上讲过了。迫于无奈,他最后也只能去参加班主任的校外补习班。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教育主管部门对教师私自补课并非一无所知,恰恰相反,主管部门曾三令五申严禁学校、教师违规补课,并有相当严厉的处罚措施。然而,从实际效果上看,“高压线”并未禁绝补课现象。
一位文化学校负责人说,教育主管部门对他们办补习班的态度就是有人举报就查处,过一段时间,风声过去了,也就一切都恢复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