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1921年伍连德博士（坐者）在鼠疫试验室工作。

【图片说明】1926年9月，伍连德博士在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及所属滨江医院的基础上，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伍连德为第一任校长。1938年改名为哈尔滨医科大学。

【图片说明】1921年鼠疫流行时，在哈尔滨指挥防疫的伍连德博士（右一未戴帽者）

【图片说明】施肇基

【图片说明】《国士无双伍连德》 王哲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年3月第1版

【图片说明】《爱国侨胞 防疫泰斗伍连德》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2006年12月

　　东北网7月17日电 今天出版的《哈尔滨日报》刊发杜宇新纪念中国卫生防疫事业奠基人伍连德的文章《不该遗忘的“国士”》。全文如下：

　　说来惭愧，我在哈尔滨这座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但对于伍连德这个名字，却一无所知。若不是去年原省政协副主席、著名内科专家傅世英老前辈和我谈起，自己真的可能一辈子就这样孤陋寡闻。

　　出于对伍连德先生的景仰，这两年，我留意搜集了有关他的一些史料，特别是前不久读了王哲撰写的《国士无双伍连德》和市政协文史委编辑的《爱国侨胞、防疫泰斗伍连德》等书籍，伍连德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并促使我产生一种将他介绍给大家的冲动。

　　故事可以从二十世纪初叶发生在哈尔滨的鼠疫说起。鼠疫是人类大敌。历史上，欧亚大陆两次鼠疫流行，曾夺走上亿人的生命。十九世纪下半叶，从印度的孟买和满洲里中俄交界等地肇始，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据记载，我国东北出现鼠疫第一病例的时间和地点分别为：1910年10月20日，满洲里；10月27日，哈尔滨；12月4日，齐齐哈尔；1911年2月1日，长春、奉天(沈阳)。鼠疫传入后，迅速蔓延。东北地方大员给军机处的报告中是这样描绘的，“府厅州县，地方蔓延所及者，六十六处，死亡人口达四万二千以上。腊尾春初，疫情最为炽盛。哈尔滨一隅，及其附近之双城、呼兰、长春，每日辄疫毙百数人，岌岌不可终日。”当时的哈尔滨，已是一座国际性城市。居民当中，俄国人占多数，还有一些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侨民。在国家积贫积弱，王朝风雨飘摇，列强虎视眈眈的背景之下，这次鼠疫爆发，正为列强诸国提供了借题发挥，施压朝廷，进一步蚕食我国主权的机会。鼠疫发生后，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事务。在此国难当头、万分火急之际，时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年仅31岁的伍连德慨然受命，作为东三省防鼠疫总医官出关赴任。

　　伍连德，字星联，1879年3月10日生于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今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侨之家。他的六个舅舅，曾相继回国到大清水师服役。三舅林国裕管带(即舰长)，在甲午海战中和邓世昌等一起成为壮烈殉国的先烈。这段家史，对伍连德的日后影响甚大。伍连德自幼体弱瘦小，但聪颖好学。1896年，他参加海峡殖民地女皇奖学金考试，以唯一获奖人资格进入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1899年，他又顺利考入剑桥圣玛丽医学院。1902年4月，伍连德完成医学考试，成为本届剑桥大医学生中第一个获得医学士学位的学生。1903年，他提前三年顺利通过剑桥大学博士考试，又是同届中第一个获得医学博士资格的学员。这前后，他还曾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与研究。毕业后，伍连德回到槟榔屿家乡，开业行医，很快名闻一方。在行医同时，他热心公益，被推选为槟榔屿反鸦片协会会长和总医师。1907年，受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聘请，伍连德第一次回到祖国，出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帮办(相当于副校长)。关于伍连德领命赴东北防疫，还有这样一段插曲。本来，在此之前，朝廷按军中资历，选中了海军总医官、美国丹佛大学医学博士谢天宝，可是谢开出了较高的条件，最终拒绝了这项使命。对于伍连德来说，他当然也明白，“东三省现在就如同一座活火山，领命前去防疫者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中，稍有不慎就会误国误民，遗臭万年，更不要说株连九族了。”可是，伍连德没有犹豫，他欣然受命，只平静地说了句“为国效力是我的荣幸”。

　　“1910年12月24日那个苦寒的下午，一个年轻的中国医生抵达北满哈尔滨火车站”。由此，伍连德这位生于南洋的华侨医生，在哈尔滨这块土地上，以他的大德大仁和大智大勇，领导东三省人民开始了抗击鼠疫的战斗，也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大幕。

　　在伍连德到来之前，鼠疫在哈尔滨已经流行了一个多月，主要集中在有2.4万华人居住区傅家甸(即老道外区)。染病者发热、咳嗽、吐血，不久即死亡。死亡人数由最初的每天一二人很快上升至几十人。当时的哈尔滨，医疗卫生状况极为简陋，整个城市仅有两位华人西医(在此后的防疫高潮，清政府动员起全国的专业医疗力量，也不过区区几十人)。广大民众和官员，更是缺乏现代科学知识，对传染病的防控几乎一无所知。而随同伍连德前来的，也只有陆军医学堂的一名教员和一个学生。

　　当务之急是确诊和判断疫情来源。科学的方法是解剖尸体，而当年这在中国是大逆不道的。1910年12月27日，伍连德果敢决断，在傅家甸的一间贫民窟里，进行了中国医生的第一例人体解剖(直到三年后，1913年11月22日，民国政府才颁布了解剖条例)。三天后，细菌培养结果证实，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伍连德速报清政府，并提出了一系列防控建议。随后，伍连德进一步证实，此次鼠疫是由旱獭传染人类，并经满洲里至哈尔滨一线铁路传播而来。这是一种可称之为肺鼠疫的新型鼠疫，与传统的腺鼠疫不同，它的传播渠道不经过家鼠这个中间环节，是从人到人，通过呼吸传播的。这是科学史上第一次提出鼠疫的分类，也为日后的大规模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

　　接下来便是对患者或疑似患者的隔离，以有效切断鼠疫的传播渠道。至1911年初，哈尔滨的鼠疫从局部流行变为全面爆发，情势十分危急。当时的哈尔滨，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集散地和交易市场，成千上万的中俄苦力在这里打工，加之当地华人主要是山东、河北一带的移民，一旦大规模的春节返乡潮开始，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危急时刻，几乎是单枪匹马的伍连德，“勇于任事，不辞劳怨”，以其敏锐清晰的判断、雷厉风行的作风和令人信服的能力，开始了指挥东三省防疫的壮举。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扮演了一个庞大组织总司令的角色，给医生、警察、军队，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对经历过2003年SARS袭击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接下来的一系列举措已不生疏。紧急派员南下驻守长春，赶在最佳时期控制鼠疫向内地扩散；组建哈尔滨防疫局，以及东北各地的防疫组织；建议清政府隔绝交通，在山海关设卡严防；强制要求医护人员和民众戴口罩，这一看似简单的措施，日后证明却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迅速组建疫病医院，收治患者；将鼠疫流行中心傅家甸全面隔离，由经培训人员逐日挨户检查，一旦发现患者和可疑病人，马上入院治疗，并彻底消毒。这期间，伍连德还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即集中焚烧鼠疫死亡者的尸体。1911年1月28日，伍连德来到傅家甸坟场，发现几千具疫尸在此草草陈放，这里成了最大的鼠疫病源。一旦春融为患，大局不堪设想。当时天寒地冻，焚尸，是彻底消除隐患的唯一办法。但这在当时，简直是莫大亵渎，罪无可恕。伍连德当即决定：上奏朝廷，请求焚尸。清政府在处理这次鼠疫危机过程中，表现出难得的开明和效率。三天后，传下圣旨，准伍连德所奏。这一天，1911年1月30日，正好是大年三十，全市日死亡人数上升为183人。经连夜准备，次日，也就是正月初一，哈尔滨傅家甸坟场开始集中焚尸。接下来的几天，总计焚尸六千余具。此后，在满洲里、长春等地也焚烧了数以千计的疫者尸体。这一举措，有效防止了日后可能发生的更大范围的鼠疫流行。

　　苍天不负苦心人。从大年初一开始，哈尔滨的鼠疫日死亡人数首次下降，并再也没有回升过。1911年3月1日午夜，当日报告鼠疫死亡人数为零。坐落在哈尔滨傅家甸的防疫总部内一片沸腾。几日后，鉴于鼠疫死亡连续多日为零，防疫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当时人们的心境和场景，我们完全可以想见。

　　东三省防鼠疫总指挥——伍连德，一战成名，功盖全球。

　　据估计，这次东北的鼠疫流行，总共吞噬了六万余条生命，其中傅家甸地方为七千二百余人。据伍连德的记录，仅在哈尔滨一地参加防疫的2943名工作人员中，就有297人殉职。他们当中，有医生、警察、士兵、杂役、救护人员，还有来自国外的志愿者。正是靠着这些无名英雄的前赴后继，才成功地阻止了这场瘟疫。

　　哈尔滨鼠疫控制之后，伍连德又转战长春、沈阳等地，经过努力，至四月底，东北三省各地的鼠疫被全部消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行动。“其能以如此有效者，皆赖伍医士连德之力”(《远东报》1911年2月25日)伍连德在这次防控鼠疫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案与措施，一直到近百年后应对SARS的袭击，仍然被普遍采用。

　　这不仅是伍连德本人的骄傲，也是哈尔滨和整个中国的荣耀！

　　1911年4月，在奉天(沈阳)召开的有美、日、英、法、德、俄、意和中国等11个国家医学专家参加的国际防疫会议上，伍连德以其无可争议的学识和业绩，被推选为大会主席。这也是在我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性科学会议。十几年后，梁启超深情地写道：“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然而，伍连德没有为一时的胜利所陶醉，他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远见卓识和负责精神，于1912年建议政府，在哈尔滨防疫局的基础上，创建了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即现在道外区保障街南勋幼儿园处)。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健全的卫生防疫机构，它为我国培养了传染病预防领域的第一批科研精英和专业队伍。

　　伍连德的高瞻远瞩，不久即为历史所验证。1919年8月3日，由外地传入，哈尔滨发现首例霍乱，转瞬急速弥漫。8月15日单日死亡记录为207人。伍连德当仁不让，受命出任霍乱委员会主任，率东北防疫总处毅然承担起霍乱防疫工作。至秋季流行结束后的统计，这次霍乱流行，哈尔滨共发生1.3万病例，死亡4503人。据当时对中日苏三方医院病人的统计，日本在大连的医院，霍乱病人的死亡率为56.3%(在哈的日侨全部求助于伍连德领导的医院)；苏联在哈尔滨的两家医院，霍乱病人的死亡率分别为32.7%和57.7%，在海参崴的医院，霍乱病人死亡率为66.5%。同一时期在英国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院，霍乱病人的死亡率为21%。而伍连德领导的滨江防疫医院，患者的死亡率仅为14.1%！伍连德再次以骄人的业绩，为世人所瞩目称颂。

　　1920年10月，海拉尔又发现鼠疫病例。伍连德亲赴现场处置。他敏锐地意识到，又一场大的疫病灾难即将来临。返回哈尔滨后，伍连德迅即部署防控工作。当时的哈尔滨，人口已达30万，其中包括十几万外国人。1920年12月，在他的倡导下，哈尔滨市国际防鼠疫委员会成立，并在其后的五个月内，有效地协调了哈尔滨的鼠疫控制工作。1921年1月22日，由海拉尔逃逸者传入，哈尔滨出现首个鼠疫病例。又一场防控疫情的战役打响。所不同的是，经历过上次鼠疫的哈尔滨，不仅伍连德已树立起绝对权威，现代医疗队伍壮大许多，当地官员和民众的科学知识和配合意识也大为增强。“正如第一次瘟疫一样，哈尔滨成为防疫组织之大本营，所有训令与报告均从此间发出。”(《伍连德传》)在伍连德的指挥下，防疫总处还出版了防疫日报，随时报道鼠疫的流行情况，政府的防疫措施，以及防治的科学知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的卫生通报。一切均按部就班地进行，几十万人的国际化城市，没有因鼠疫流行产生大的社会波动，各行各业一往如常。进入4月后，东北各地鼠疫死亡率开始下降。至5月底，疫情全部消灭。在苏联境内，一直到10月份才最后结束。整个鼠疫流行期间，哈尔滨死亡3125人，死亡率为1%，而十年前的死亡率为10%。整个东北一共死亡9300人，其中包括600名俄国侨民。关内除山东外均无波及。“由于在哈尔滨实施紧急步骤，严格管理交通，厉行隔离制度，疫病便至此而止，不复延及他处。长春虽也有七十七宗，奉天有四宗发生，然较之第一次瘟疫时，该两地各有五千宗疫疾，不可同日而语矣。”(《伍连德传》)从此，在东北，鼠疫再也没有大规模流行过。和上次鼠疫流行相比，这一次由于准备充分，措施得当，涉及面和死亡率大为降低，因而，在国内外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但这丝毫也不影响伍连德的至伟功绩。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同一时期在亚洲范围的鼠疫流行中，印度几十年间先后死亡达上千万人。真可谓天不生星联，中华蒙大难！

　　伍连德十年二斗鼠疫，当之无愧地享有“鼠疫斗士”、“一代宗师”的称号。

　　一个人的一生，能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如此业绩，在我们这些常人看来已经足矣。但伍连德所做出的贡献还远不仅此。伍连德曾先后在国内创办了包括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即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和北京中央医院(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等在内的20余所学校、医院、防疫机构；发起了中国医学会、中国医史学会、中国公共卫生学会等10余个医学社会团体，并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他所编撰的《中国医史》、《鼠疫概论》和《霍乱概论》等专著，成为世界同行广泛引用的经典。他还受命主持收回了一直由洋人把持的全国海港检疫主权，实现了平生的一大夙愿。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伍连德告别了他为之服务三十年的祖国，举家返回槟榔屿避难。他履行了三十年前对乡亲们的承诺，又在家乡开设一家诊所，悬壶业医。从此，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英杰，在异国他乡默默无闻，救死扶伤，直至1960年1月21日因心脏病突发病故。

　　行文至此，我仿佛沿着时光隧道，又回到百年前的哈尔滨，一幅幅历史画面在脑海中频频闪现。列强入侵，王朝危亡，国家贫弱，鼠疫爆发，官员昏庸，民众无知，社会恐慌······，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海外归来的青年才俊，在冰天雪地的冬日，迈着坚定的脚步，来到了哈尔滨。被他抛在身后的是妻儿老小、高官厚禄、闲适安逸，而等待他的则是大疫流行、无助冷漠、身败名裂。他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硬是凭着自己的才智和刚毅，撑起了一片蓝天。这就是伍连德。对他，我们今天只应用这样两个字来形容：伟大！

　　谁都不会否认，历史会因某些个人的存在而改变它的轨迹。我们今天的哈尔滨人，真的应当为我们的先辈而感到庆幸。当年大疫临头，若不是伍连德挺身而出，一柱擎天，不知还会有多少家庭蒙受灭顶之灾。极而言之，我们的城市或许就是一座死城！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伍连德挽救了我们这座城市。

　　今日的哈尔滨，是昨天的传承和延续。一个城市的历史，或者说是文化和精神，不只存在于典籍、口述和建筑、街路当中，它更应当通过那些英雄，以及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浩然正气而展现出来。当我们为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大家还可曾记得那些为我们的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付出重大牺牲，做出卓越贡献的先贤们？

　　一个城市，也和一个人一样，有许多事情难免被遗忘。但对有些事情，我们应当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让我们和我们的城市永远铭记他吧：伍连德。一个盖世无双的“国士”，一个大写的人。

　　附录：

　　说伍连德，就不能不提到施肇基。施肇基和哈尔滨也有一段渊源。1908年至1910年间，他曾派署吉林西北路兵备道，兼哈尔滨道台。1905年，施肇基随清政府端方等大臣周游列国，在槟榔屿曾与伍连德晤面交谈，发现这是一个栋梁之材。1907年，经施肇基推荐，直隶总督袁世凯聘请伍连德回国，出任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帮办。1910年，又是经时任外务府右丞的施肇基力荐，清政府委以伍连德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的重任。其后，施肇基等人顶着外国使团举荐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迈斯尼出任东三省防疫总医官的压力，说服朝廷，支持伍连德继续主持东北防疫。1911年1月，还是施肇基，在收到伍连德关于焚烧鼠疫患者尸体的奏请之后，连夜亲去摄政王府，说服载沣当机立断，拟旨准奏。在整个东三省防疫期间，正由于在朝廷内有施肇基这样一个勇于担当，不推不拖，全力协调的能臣，伍连德才得以大权在握，一展身手。伍连德和施肇基，可谓珠联璧合，缺一不可。他们二人，一个在前线，一个在朝廷，为拯救民众和国家于水火，置个人荣辱安危于不顾，心心相印，配合默契，有责同当，共创伟业。可以说，没有施肇基的慧眼识珠、大胆举荐和鼎力支持，伍连德很可能就是一个被埋没的人才。伍连德晚年在回忆东北防疫时，把最大的功劳归之于施肇基。正如施肇基在回忆录里热情赞扬伍连德，却只字不提自己。仅此一举，施肇基和伍连德一样，称得上是真正的英雄！

　　关于施肇基的平生事迹，知之不多。上网查寻他的履历，兹录如下：施肇基(1877—1958年)，字植之，余杭人。早年就读上海圣约翰书院。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赴美国，任驻美使馆翻译生。后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获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02年回国，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洋务文案兼鄂省留美学生总督。1905年随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任一等参赞。翌年任邮传部右参议兼京汉铁路局总办。1908年署吉林洋务，出任哈尔滨道台。1911年任外务部左、右丞，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等国。民国元年(1912年)任唐绍仪内阁交通总长、财政总长。次年任大总统府礼官。1914年至1921年任驻英全权公使，出席巴黎和会，为中国五位全权代表之一。1921年至1929年任驻美全权公使。其中于1923年一度任民国张绍曾内阁外长。1924年任出席日内瓦国际禁烟会议全权代表。1929年再任驻英公使。次年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任中国全权代表兼国联理事会全权代表。1933年再任驻美公使，翌年使馆升格，出任大使。1937年辞职回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际救济会宣传组主任兼上海防疫协会董事长。1941年赴美，任中国物资供应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8年至1950年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顾问委员会委员。1958年在美国逝世。著有《施肇基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