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4月9日讯 尽管王宗明在各方的关注下如愿出省，但“博士烟摊”留给人们的冲击还在继续，不仅仅是因为触动了僵硬的人才管理体制，还在于在那样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背景下，带给人太多的联想。

　　东农老校长

　　人才流动一潭死水

　　当年东北农学院院长、如今年近八旬的史伯鸿教授对这件事情的细节已记不清了，但对当年毕业生流动的大环境印象深刻。那时省里政策非常严格，在交出省培养费上管得挺死。东北农学院作为省属院校，花的是省财政的钱，不仅学生出省要交培养费，就是在本省也不能向农场系统分配，因为当时的农场系统是财政单列。文革前，各农场的基层单位和领导干部中有很多都是东农的毕业生，但是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政策的因素，切断了为农场培养人才的渠道。

　　史教授回忆说，这个时期，其他的农业院校争相为北京、农业部等单位输送人才，而我省的观念相当落后，“不能花自己的钱为别人培养人才”的想法非常普遍，各个单位都把住自己的人才不放，人才流动障碍重重，死水一潭。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归来的史伯鸿感触颇深：那时美国思想开放，已提出“全球化”的概念，而我省连“全国化”都没能做到。

　　“全民经商潮”

　　冲击高校校园

　　郑坚伟是1981年恢复硕士学位后第一届东北农学院的研究生，1984年底留校担任动医系助教，应算是王宗明的师兄。郑坚伟回忆说，当时王宗明摆烟摊确有引起舆论关注的因素，但那时摆半天烟摊比教授一天挣得要多也是事实。王宗明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此都有同感，认为那时是社会上脑体倒挂最严重的时期，也是高校教师待遇最低的时期。在全民经商的环境里，有的青年教师也加入到每晚在宿舍楼卖茶蛋、大米查粥的队伍，还有的蹬三轮车到火车站拉脚。

　　郑坚伟记得，王宗明摆烟摊的1988年，正是“全民下海”热情最高的时候，商潮对象牙塔的冲击同样巨大。资料显示，北京地区招收89级研究生，计划招收8600名，但报名人数不足6000名，报名与招生出现倒挂，为应届毕业生报考研究生比例最低的一年。也是在那时，毕业生的首选不是政府机关，更不是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而是外贸公司、商检、海关。当时在东农校园内老师兼职现象十分普遍，像研究传染病的就到养鸡场，或给养殖户当顾问，报酬远远高于工资。到1997年，仅东农在外兼职的教师就有上百人，以致学校在这一年对在外兼职的教师们下了“通牒”，那些不想回到学校的老师们把人事和劳资关系从学校迁出。

　　“脑体倒挂”无法回避的体制之痛

　　王宗明的同学魏萍现在是东北农业大学动医学院党委书记、博导，他回忆说，1986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后的3年里，一直挣82元工资，1989年评为讲师，工资涨到95元；1992年晋为副教授工资涨到113元，还比不上在后勤当工人的爱人挣得多。魏萍感慨：“那时社会上盛行‘穷教授，傻博士’的说法，农大校门前的小摊贩一年下来都成了万元户。”

　　郑坚伟对此也深有同感。他说：那时大学教师的兼职现象和人才“暗流失”非常普遍。当年以大学青年教师身份成为哈市香坊区政协委员的他，曾对脑体倒挂现象作过专题调研。他清楚地记得，1990年，东北农学院一级教授许振英的工资是700元出头，而哈市几家大企业一般工人挣四五百元，垄断行业电力、铁路职工六七百元，而星级酒店餐厅的服务员工资是七八百元；干个体收入更可观，在秋林附近蹬一天三轮车能挣60-80元，木材厂的小商贩都看不起东农的教授。“在那样的形势面前，人的思想波动非常大。这种脑体倒挂的现实甚至影响了很多人后来的人生走向。”其实，郑坚伟说的也包括他自己。1993年，郑坚伟迈出了兼职的第一步，到帕弗尔酒店担任部门经理，月收入1500元。这份收入，相当于大学里一级教授的两倍，相当于他当副教授工资的近14倍。“太诱人了！”到1997年，郑坚伟把自己的档案和工资关系从学校拿走，结束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兼职生涯，彻底告别了大学教师的岗位，走上了最终成为民营企业家和全国特种饲料领军人物的另一条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