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1月26日讯 2008年春天开始，近百名孤儿先后成为12个普通家庭的成员。他们的12位母亲中，年龄最大的61岁，最小的44岁。她们成了其中大多数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母亲。曾尝试过多种救助形式的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发现，无论是集中的生活还是直接的物质援助，都无法从根本上修补那些藏匿在孩子内心深处的残缺。同样闪躲在他们心底的，还有对幸福最幼小的渴望，仿佛一小小块阴燃的煤，只要有人愿意伸出手去拨一拨，依然会熊熊燃烧。
越来越多的社会救助者，离开自己的子女与原有的生活，在福利院的指导下，以“寄养家庭”的方式,试图叩响这些孩子的心门。从靠近到试探，从抚摩到怀抱，用常人难以想象的耐心，竭尽全力，并顽强面对失去。
即使他们幼小的身体充满残缺，在这些“父母”眼中，他们仍然是上天赐予的最美的礼物。而无论未来身往何处，那一扇扇门后的温暖灯火，也会成为孩子们一生最珍贵的礼物。
那些灯火照亮的，是孩子的未来，还有这世上最单纯、最朴素、最本能的情怀。
“你见过这个孩子吗？他是我的娃”
进入家庭之前，他们接受过非常严格的培训，包括如何护理一个重度脑瘫的失能儿童。可是，没人教他们如何从失去孩子的痛苦撕扯中迅速抽离出来。那些照片、衣物与玩具，甚至孩子留下的味道，变成一道道“禁地”，将整间屋子隔进沉重的回忆。
丹松伟的衣柜里，堆满了大大小小、写着不同名字的密封纸箱。除了照片，每一个从这间屋子里走出去的孩子留给她的记忆，全部放进这些箱子里。自封上之日起，再也没有被打开过。
清晨的阳光，笼进这幢崭新的5层独立小楼——坐落在哈西王岗镇振兴村、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院内的“天使之家”，目前住进了12户孤儿寄养家庭，每个家庭都有3间阳面卧室、一间铺着五彩塑料垫的宽敞客厅，标准化配套的厨房与卫生间。
屋子里暖暖的，到处是照片——厚厚的相册里，墙上的相框里，甚至柜子中随意散落的一叠叠……12户家庭，大都有过先后养育过几个甚至十几个小孩的经历，那些温暖中夹带痛苦的记忆，最终定格进带有一张张顽皮笑脸的照片里。
“丁丁是我带的第一个，1岁来的，6岁被领养走了……”丹松伟回忆，“整整5年，她们跟我生活在一起。哭了，睡在我怀里；病了，也要在我怀里……我就是她们亲妈啊，怎么离得了呢……”
在丁丁被领养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丹松伟无法一个人在家。这5年，终于让她意识到自己的“养母”身份，意识到很多终究要面对的失去。她把丁丁戴过的头花别在洋娃娃头发上，出门前把娃娃揣进包里……按国家领养规定，她无法得知孩子被领养后的生活，只能从新家那边不定期寄来的照片里，揣摩孩子的喜怒哀乐……
李淑梅带的第一个孩子小鹏，来时14个月大。她养了15个月，得知孩子被领养，兴奋不已，坚持亲自为他办理所有手续。可手续全部办完后，她的眼泪突然“吧嗒吧嗒”地掉下来……送走小鹏后，她一度陷入不可遏制地想念中。后来，竟在路边真的偶遇了——孩子还穿着那件米黄色羽绒服，像小黄鸭一样圆滚滚的。她立刻冲到他面前，手忙脚乱地一把抱进怀里，激动得几乎要流出眼泪时，突然发现面前这张熟悉的小圆脸，根本“不是我的小鹏”……
每送走一个孩子，袁秀春都会大病一场。她把孩子的小衣裤放到枕头前，闻着上面的味道，才能勉强进入睡眠。最初，她习惯性地将孩子的照片带在身上，出门见了熟人，掏出一两张，恍惚地问：“你见过这个孩子吗？他是我的娃……”
一个个刚刚出生几个月便被抛弃的小小生命，即便带着残缺，从蠕动在她们手中的第一刻开始，仿佛由一道看不见的脐带，将他们彼此之间莫名地、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后来，它们变成一个又一个渐渐远去的小小身影，将她们尚未结痂的伤口再次撕裂。这些5年前经历层层选拔出来的优秀母亲，在一次又一次失去面前，加速衰老。
张秀凤带的第一个孩子健健，只照顾了半年。她不顾别人劝，坚持要亲自送孩子一程。刚满两岁的健健被抱上车，起初有些茫然，直到车驶出百米，张秀凤突然看见孩子在车里拍着小手，拖着哭腔喊着“妈妈来”……她生怕孩子走不了，硬生生将自己半个身体紧紧贴在墙后，直到车子走远，才终于接受了绝望的现实，蹲下身子，抱住头，嚎啕大哭起来……
很多人再也没有亲自送过孩子。他们尽量将对每一个孩子的记忆，只停留在“在家中憨憨玩耍”的场景里。起初，他们以为痛苦是因为花在孩子身上的感情太多，以后“一定要克制一下”。结果，每当有新的孩子走进家庭，幸福感袭来，痛苦也跟着周而复始。
我们问李淑梅：“以后小鹏如果见到你，不认识你了怎么办？”她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丝苦笑：“现在……就已经不认识了吧……”
我们无从去细问她们的内心。屋子里弥漫的哀伤，仿佛窜进了一股浓烟，呛得人一时睁不开眼……
冰箱里的孩子
9岁的小蒙患有脑瘫，生活在福利院里。每次见到拿手机的人，他都会紧紧跟在脚边，含糊地反复那几句话：“给我妈打个电话行吗？我在这儿什么都好，表现得特别好，让她来看看我……”他以为，只要是手机，里面都有妈妈的号码。
福利院的走廊里，只要见到我们，孩子们永远会立刻从四面八方热情地奔跑过来打招呼。他们中很多患有残疾，无论个头高低、年龄大小，都像跑在坑洼的山路上，神情中夹带着同样的天真与喜悦。
最初，他们的名字只有党、国、童、哈4个大姓，后来有了百家姓。大部分孩子在进入福利院之前，都有过复杂的经历，也习惯了很快适应陌生环境。小蒙在进入福利院前曾被领养过，因为养母办不下合法手续，无法继续领养他，最终不得不送到这里来；9岁的小花在被接进杨连珍家之前，管谁都叫“妈妈”，甚至管壁画上的女性头像叫“妈妈”……除了中轻度残疾的孩子被送往寄养家庭外，留在院里的大部分是重度残疾或是年纪偏大的孩子，在很多孩子的概念里，只要是笑着给他们食物的人，都是妈妈。
他们常常突然冒出一句“我可想爸爸妈妈了……”而事实上，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究竟什么样。每一张笑脸背后，都藏着难以言尽的故事。这些故事太过沉重，使很多孩子在与我们短暂热络后，又恢复了往日的腼腆与内向。
这里有欢声笑语、有歌声、有阳光，却缺少探望和怀念。我们花费了极大的耐心取得他们的信任，这个过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熟悉之后，他们才愿意告诉我们那些藏在内心的悲欢。那些凌乱的，甚至如婴孩般“咿呀”的言语细节里，缠绕着很多是关于“家”的。那几乎是这些远离家庭的孩子，彼此间悄悄议论最多的话题。
长期以来，国内对孤残儿童的照料基本采取建立机构集中供养的方式，虽有利于统一管理，但孩子的心理素质培养却少有涉足，使他们不能理智看待自身残疾和被父母遗弃的现实，造成性格孤僻，缺乏对他人的信任，加上统一管理难免忽略个性差异，他们在成人后难以融入社会。近年，各地福利机构探索“寄养家庭”模式，在孩子被正式领养前，尽早融入家庭的生活氛围中去。
“虚拟家庭”
他们既不刻意了解孩子们的过去，也尽量忽略掉那些病历。在重建孩子生活的过程里，他们不去表明自己“养父母”的身份，而是自然地展开一个双亲健在，并伴有兄弟姐妹的普通家庭生活。
刘成娣夫妇来自大连瓦房店，是12户中唯一的省外家庭。她的女儿为他们在网上报了名。第二天，老两口便简单收拾行李，搭上高铁，背井离乡，一头扎进了哈尔滨。“我觉得这是冥冥中的缘分，我们特别喜欢孩子。”
“一个月给1680元的工资，孩子们的费用由儿童福利院承担，一家原则上只养三个孩儿。”刘成娣说，“单照现在的物价看，这个工资不算多。生活用品和孩子的衣服都由院里出，可是挺多时候，小孩还爱吃个零嘴儿，大家有时要‘搭钱’。在我们大连的商场和超市，保洁员一个月能拿到两千块。但是怎么讲？意义不一样。我们干的是积德的事儿。”
市儿童福利院对寄养家庭有着严格限制，所有申请家庭都要经过层层“海选”。其中明确要求：夫妻健在，关系和睦，年龄35至60岁之间；母亲具备初中以上学历，有表达、阅读、书写能力，能接受各项训练；长期固定居住在福利院提供的寄养宿舍；曾养育一个或一个以上子女，其亲生子女已具备独立生活能力，不能与父母共同生活(探亲除外)；母亲须全职照顾孩子，父亲可在外工作，业余时间协助母亲管理；曾从事过护士、教师、保育员、护理员等职业的母亲优先考虑。
像所有普通人家一样，进入家庭的孩子，早8时30分由父母送往院内上课，15时30分由父母接放学，周末全天与父母在一起。母亲们上午买菜，下午做家务，中午轮流去院内值班，可以带孩子们出去玩。
肇玉华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自从进入寄养家庭，她已经整整5年没回村里跟亲戚们过年了。小孙子10岁、外孙女9岁，5年里，他们只有在节假日与爷爷、奶奶短暂相聚。“每次孩子们跟我说：‘奶奶你咋不跟我们过年呢，别的同学都跟爷爷奶奶在一起……’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她说。
李淑梅和丈夫每星期至少要带孩子们出去3次。她最自豪的事就是屁股后面跟着一串白白胖胖的儿子。有人见了议论纷纷：“快看，这女的长得挺像样，咋这么不正经？生了这么多‘歪瓜裂枣’……”她听了，全当没听见。身边的姐姐受不了，要求她再也别带孩子出来，她动了气，涨红脸大声说：“我带我的孩子出来，怎么了？”
他们带的孩子里，大部分患有脑瘫、自闭症、多动症、脊膜膨出、缺血缺氧性脑病、肢体残疾等各种疾病，与人沟通存在障碍。即便如此，他们仍竭尽全力。在他们努力营造的家庭气氛里，孩子们是兄弟姐妹的关系，只有健康和不太健康，没有正常与不正常。
手
王春华在深夜里钻进洗手间，关上灯，捂住耳朵，旋转了两圈，失去了方向感。她试图猜想，这种无声而黑暗的世界如果笼罩着女儿永不散去，将意味着什么。
刚来的时候，20多天大的小天华水奶不进、昼夜不停、撕心裂肺地号哭。57岁的于国军乱了阵脚，整整8个月里，她像每一个初为人母的人一样，没有睡过一个超过4小时的觉。袁秀春刚进入家庭一个星期，开始神经性呕吐。她带的3个孩子，没有一个能正常说话与沟通。脑瘫的孩子往往折腾到清晨才睡，打人，翻滚，甚至像个泼妇一样哭嚎。往往是刚安抚了这个，马上睡着了，另一个又开始“妈妈、妈妈”地四处找……
可她还是顽强挺了过来。“以前带过一个女孩儿，后背长了个大包，我花了小半年时间愣给揉下去了。”她笑，“每天都揉，还伤了手腕……可你知道吗？哪怕有一点点希望，都让人无比兴奋。”
12对“父母”的亲生子女都是健康正常的孩子。他们没有什么医学经验，最初是“死看死守”，后来，他们对沟通障碍的孩子反复摸索，反复磨合，并被每一个小小的惊喜温润眼眶。
小花刚进入杨连珍与丈夫王明辉的家庭时，憔悴的像个非洲难民，要么笑，要么整天不吃东西。一次下雨的早晨，王明辉送小花去上课，习惯性地用胳臂将孩子夹起来小跑了几步，没想到一离开地面，小花便哇哇大哭。
这使他突然意识到，孩子们的胆子太小了。上街买菜时，他蹲下来盯着那些健康孩子看，常把孩子吓哭。他开始有意识地训练两岁的健康小儿子佳佳，从窗台爬到柜子上，再爬到自己肩膀上。在他的训练下，佳佳从行为方式和性子上和其他小朋友并无差别。
刘成娣8岁的大女儿小庆丽患有自闭症，从没开口说过话。她完全不懂这个年龄的社交方式，比如撒娇。她只是大哭，手脚使劲刨动，让刘成娣简直“超过撕心裂肺”。可刘成娣却发现，她喜欢塑料袋“咯啦咯啦”的声音，对声响格外敏感。刘成娣给她撕报纸，每发出“嘶啦”一响时，她就格外认真地聆听。
刘成娣买了十几本故事书，每晚将三个孩子搂在身边，一遍遍地讲故事。她坚信庆丽听得懂，只是不懂得回应。最初，小庆丽毫无表情，渐渐地，听见小松鼠从树上掉下来的故事会“咯咯”笑。4个月后的一天，她突然站在刘成娣身后，轻轻喊了一声“妈”……
他们对这些残缺的孩子付出的爱、勇气、时间与煎熬，早已超出了对自己的亲生子女。这种爱曾痛苦而绝望，一度令人崩溃。“那一刻，如果手上有支打下去让孩子永远睡着的针，没准也会打的”，但最终，他们瞬间回过神来。“孩子太可怜了，太需要爱了”。他们看孩子时的那种爱，是“怎么都觉得可爱”。
王春华是12位母亲中最年轻的一个。她的第一个女儿妍妍是一个聋哑儿童，后来开始出现视网膜萎缩。起初，孩子整天呆坐在窗边，没有任何表情。王春华最初完全难以感同身受，直到有一次，她在深夜里钻进洗手间，关上灯，捂住耳朵，旋转了两圈，失去了方向感。她试图努力去体会，如果这种黑暗与无声，笼罩着女儿，永不散去，是一种多么恐怖的感受。她在心理学书上查到的类似表述是，“对残损的存在的差别意识导致的极度压抑、焦躁，失去大多数信息来源的痛苦，没有前途的绝望”……
她开始每天揉搓妍妍的手，用力度的大小与孩子对话：“吃饭了”，“做得好”，“高兴吗”……只要一得空，她就会牵起孩子的手不放。母女俩所有的沟通都融化在这无声的一大一小两只手中。她细细读取着孩子空洞的眼神中渐渐溢出的情绪，哪怕只有短短一瞬，都足以令她兴奋。几个月后，妍妍开始轻轻用手与王春华“回应”，她揉搓着母亲温暖的手，来回四下，再轻捏两下——这是只属于她们母女之间的情感“密码”：“我爱你，妈妈”。
“只有面对黑暗，才说明他们心里只有阳光了”
充足的食物、温暖的衣物，在这些“父母”看来，还远远不够。在有限的相处时间里，他们试图在每个孩子心中种下一粒“种子”——给予、爱、尊严。只要内心充满阳光，“种子”一定能生根发芽。
母亲们经常结伴去接孩子们放学。孩子们像“上了发条”，仰着小脸，争先恐后摇晃着妈妈们的手“邀功”：“妈妈，老师表扬我了……”“妈妈，我今天背诵的三首诗，老师给我这么多糖……”
我们伸出手去，孩子们毫不吝啬，大方“赏”出好几颗。
市儿童福利院书记胡彩洁欣慰地发现，以前院里搞活动的时候，孩子们常常拼命往自己的兜兜里藏东西。而很多进入寄养家庭的孩子，很快对食物和玩具做出了“分享”和“谦让”行为。更重要的一点，她发现有些孩子的心理创伤明显改善。比如枯瘦的小花，自从有了“父母”，就像“水仙花终于有了水一样十分清新”。见了胡彩洁，还能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在家的新鲜事。
充足的吃穿用品和家庭的氛围，让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的孩子们慢慢有了安心感与优越感。父母常常对他们说：“咱们家什么都有，不要随便接陌生人的东西，不要跟小朋友抢东西。你是有家、有教养的好孩子，要活得有尊严……”
慢慢的，孩子的性格跟这些“父母”越来越像。小白像李淑梅，欠儿，管闲事；小浩像丈夫，老实巴交。一天早上，李淑梅低血糖，手里的袜子还没来得及穿，便一头栽倒在地上。恍惚间，她听到孩子们大声哭叫，异样的声音很快引来邻居，李淑梅被及时送到医院。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孩子们更加“粘人”，紧紧跟在她身后，每隔几分钟叫一次“妈妈”。她蹲下身，望着这些孩子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活得很值。“更多时候，不是我给了他们多少，是他们一直在给我。”
每次带孩子出门，李淑梅都会给失禁的小白“装扮”一番：把生殖器用尿布缠好，再套上一个塑料袋，穿上长一点儿的衣服，盖住微厚的裤子，看起来跟其他小孩子一样。家庭寄养的孩子，比其他孤儿更容易依赖并相信别人，可李淑梅还是发现，他们身上多了懦弱的“本能”。有小朋友聚过来嘲笑，小白憨憨地甩甩小手，只好尴尬地走开。李淑梅这时就会立刻冲上去，涨红脸问儿子：“为什么让他们笑话你？他们凭什么笑话你？你也是有妈疼的孩子呀……”
丹松伟6岁的女儿亭亭，面部患有狮面畸形。出去玩的时候，有人故意大声问“这孩子怎么这样”，丹松伟立刻反问：“哪儿样？”那之后，每次从外面回来，亭亭都会低下头匆匆奔跑回家，她变得不愿意出门，不愿意见人，随着自尊心的增强，她的生活半径却悄然缩短。
那些藏匿在笑脸背后的自卑感，令这些“父母”心痛。那种真正父爱与母爱下的自信与幸福感，的确是他们没法百分百准确给出的。身世的伤害，乃至周遭轻易的一个打击，都足以让那些好不容易盖住的伤口，一次次崩裂开来。
当警察
这些孤儿中，只有一部分能进入寄养家庭生活，也只有更小一部分会被正式领养。近年来，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援助越来越多，而真正能够为这些不幸的孩子提供科学、长久、真正的“家庭”关爱的，依旧少之又少。
冬冬的梦想是“当警察”。他戴着妈妈肇玉华为他买的“头盔”，扎紧小腰带，比划着小手枪，到处打军礼。
5年，让肇玉华这种最早进入寄养家庭系统的母亲忧心忡忡。“在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能干到哪天就干到哪天，但我总是担心，这些孩子将来怎么办？”她说，“即使像冬冬这样的健全孩子，就因为亲生母亲有精神病史，无法获得领养机会。他从小习惯了我，如果有一天换了寄养妈妈，或者成人后被送到第二福利院，他能不能受得了？”
王明辉的儿子和儿媳妇太疼爱佳佳了，三番五次提出领养。可王明辉知道，他们这一家人终究只能守住这些孩子的童年。他告诉我们，很多领养者都是先看孩子照片，凭靠“眼缘”来决定是否领养的。对于这个，他能理解，可令他忧心的是，“佳佳是个挺漂亮的孩子，只是不太上相，看起来土土的，不招人待见”。
12岁的女孩轱辘，双臂没有关节，接东西的时候只能用手背费力夹住。她的智商正常，笑起来羞涩好看。巧的是，她的愿望同样是“当警察，将来抓坏蛋”，因为她真的不喜欢身边小朋友每天取笑她。“你们再说我，我就揍你们。”她生气地对他们说。可她一次都没有出手打过人。
她出生在院里，待得实在太久了。这使得我们之间沟通多少有些不顺。断断续续的互动中，她才羞涩地说自己最喜欢《中国好声音》的歌手平安，最爱吃妈妈仲巧云做的菜，最喜欢唱歌时有人鼓掌，最担心妈妈生闷气……这些生活的小细节，跟同龄人大致相似。
“我在家生活，很幸福。”她说。我们问这个12岁的女孩：“什么叫幸福？”她说：“有好吃的，看电视，能玩……”
我们的每一个问题，问得小心翼翼。“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博博”。“他几岁？”“8岁。”“他现在在哪儿？”“他走了。”“你想他吗？我能帮你代话给他。”“真的吗？那你跟他说：博博，我想你……”
“你的小伙伴是不是很多都走了？”只有这个问题，她始终没有回答。
“目前，寄养家庭开展的最大难点就是家庭数目的严重不足。”胡彩洁说，“它的社会认知度依然很低。另外，经济条件是一方面，社会对孤儿这个群体主要还是缺乏了解和沟通，无法给予孩子们最想要的东西。比如，爱、理解、温暖、关怀、平等，没有歧视。”
尾声
在我们的反复鼓励下，轱辘给我们背诵了她最拿手的诗歌《我的祖国》。“我爱你源远流长灿烂的历史，我爱你每一寸土地上的花朵，我爱你风光旖旎壮丽的河山，我爱你人民的性格坚韧执着。无论我走到那里，我都挽住你力量的臂膊，无论我身居何方，你都温暖着我的心窝……”
她的眸子里亮亮的，声音清澈而响亮。
她从没有走出过哈尔滨，到过最远的地方是江北。站在松花江边，老师鼓励她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朗诵一次《我的祖国》，可是她最终没吭声。
窗外的薄雾逐渐散去，白云舒展地飘在蓝天上。在市儿童福利院宁静的大院中，这充满力量的声音，终于穿透窗户，洒进午后温暖的阳光里……
因涉及未成年人隐私，文中所有孤儿均使用由他们的寄养父母为他们取的乳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