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后，中央专门召集参加“五大”的东北代表开会讨论东北问题，决定为加强党对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亟需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并将这个领导机构的名称定为中共满洲省委。后因中共满洲省委筹备委员会书记邓鹤皋在大连被捕，组建满洲省委的工作被迫中断。
在同年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中央决定继续筹建中共满洲省委，并派时任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长的陈为人前往东北，具体负责筹建省委的工作。同年10月14日，陈为人到达奉天。此时，东北各地党组织因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很难召开全东北党员代表大会。陈为人与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等多方寻找线索，联系在哈尔滨、长春、吉林、奉天、大连等地活动的中共党员。经过十余天的紧张筹备，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由陈为人主持，出席会议的14名党员代表东北地区200多名中共党员。会上，陈为人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根据“八七”会议精神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和工运、农运等项决议案。同时决定成立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选举陈为人、吴丽石、王立功、胡谦之、张任光、韩慧芝、邓鹤皋(因被捕未到任)7人为省临委委员，陈为人、吴丽石、王立功3人为执行委员，选举陈为人任中共满洲临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吴丽石为组织兼农运部长，同时，还确定了军事、妇女、共青团等项工作的负责人。省临委机关设在奉天。会后发布了《满洲省临委临字通告(第一号)》，宣告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正式成立，负责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党务，并要求各地迅速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努力工作，壮大革命力量。
中共满洲省委的成立掀开了东北地区中共历史新的一页。此后，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在恢复和发展组织的同时，积极领导民众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军阀斗争。
1928年1月29日，中共满洲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奉天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哈尔滨、奉天、大连等地党代表14名。陈为人主持会议。会上，陈为人代表省临委作了《中共满洲省临委政治党务报告》。传达贯彻了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并作出《对中央扩大决议议案之决议》。《决议》决定接受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土地问题、政纲问题、武装暴动等问题上的决议。同时，成立中共东南特委，以加强对东边道地区农民大刀会反军阀统治运动的领导。会议还对省临委进行了改选，选出的省临委执行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陈为人、吴丽石、刘相宜为常委。陈为人任书记，吴丽石任组织部长。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派唐宏经等5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为贯彻“六大”会议精神，同年9月，中共满洲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奉天召开。出席会议代表21人，代表东北25个地区的25个基层党组织，230名党员。陈为人主持会议。大会听取了关于党的“六大”决议精神的传达报告和省临委《政治报告》、《党务报告》，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通过了《关于接受全国第六次大会决议案的决议》以及中共运动、农民运动等项决议案。大会决定将满洲省临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会议选举陈为人、吴丽石、唐宏经、张任光等7人为省委委员，候补委员3人，陈为人当选为省委书记。
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为加强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省委先后出版了《满洲通讯》、《满洲工人》等刊物。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9月，《满洲通讯》共发行13期。该刊主要刊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工作方面的文章，这对实际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1928年3月20日发行的《满洲工农兵》则主要宣传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东北人民群众的苦难遭遇，揭露军阀欺骗民众的反动宣传，指引群众走向革命道路。为了使广大工人群众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满洲省委于1928年11月发行了一种通俗读物《满洲工人》。它用通俗语言宣传革命思想，揭露黑暗统治，描述工人痛苦生活，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为了使更多的工人群众喜爱这个刊物，该刊的文章不仅可读性强，而且栏目新颖，除登载描写阶级生活状况等方面的文章外，还有介绍苏联情况的文章，同时配有样画，因而深受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成为鼓舞工人斗争的有力武器。
早在省委成立时，陈为人等临委领导人即认为，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应由大革命时期的以中心城市和铁路沿线为工作重心，转变为城乡并重。省临委成立后，即多次派干部到农村去，了解农民生活状况，组织和发动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东北地区工人的斗争也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和压迫而不断发展起来。东北的产业工人大部分分散在南满的日资企业中。省委成立后，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对职工运动的领导逐步加强。1929年，刘少奇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后，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他们把职工运动的重点放在哈尔滨、大连、奉天、抚顺四个中心城市，并根据实际调查制订了开展职工运动的计划。
中共满洲省委自1927年成立后，作为东北地区统一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领导和组织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领导作用。同时，党的组织也在斗争中不断地发展，这为后来东北地区各级党组织领导东北民众开展长达14年的抗日武装斗争奠定了重要组织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