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求明(82岁，医学博士，著名心外科专家，国内乃至亚洲存活最长“换心人”的主刀医生，新近荣获中国医师协会“金刀奖”)

　　东北网5月6日讯 早年从洋人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读完了医学博士，一直希望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将中国人所掌握的先进的医疗技术向世界展示。直到改革开放，我已进入半百年纪时，幸运地赶上了国家重视人才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大好时期。

　　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个医生，看到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医疗技术差距，很是着急。1986年，在我进入60岁时，因为新药新技术的问世，国际上又一个心脏器官移植高峰到来，我决心搏一搏，准备向心脏移植这个高新技术领域做一次冲刺。

　　当时，在欧美国家，施行心脏移植手术来挽救晚期心脏病人的生命已不是难事，那个时候，全世界已有216家医院共进行了近1.7万例换心术。接受心脏移植的患者最长生存时间已达21年。而在我国，心脏移植技术虽然开展，但活过一年的一例都没有。这个事实很是让我心有不甘。1992年，在做了6年有目标的准备后，我们同各科室的合作进入了最完备的阶段。杨玉民，患晚期扩张型心肌病的青年农民被我们选中，后来16年的事实证明，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成功的。

　　如今，我们的移植技术已经成熟。但是，作为一个老医学工作者，我感到，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我国在心脏移植等治疗技术上虽然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因为脑死亡没有立法，人们对捐献器官还没有达到更高文明程度的认识，无法做到在一个人脑死亡的情况下,他健康的器官能为他人造福。这绝不仅仅是个医疗技术和技巧问题，这是人类对生命关爱的一种表达方式。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器官贡献给他人，是非常非常高尚的事情。在第一例换心人手术成功后，我们就迫切地提出对脑死亡立法，只有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提高了，器官捐献走入正常的轨道，高超的医疗技术才能真正为提高人的生命质量服务。

　　现在，看到我们的患者在走出死亡阴影后，像常人一样健康地生活是令人欣慰的事情。前不久，我的一个来自四川的心脏移植患者打来电话，他已健康生存5个年头了。他去了西藏，到达了5500多米的地方。这就是器官移植所要达到的目的，让患者愈后能融入社会，不再是个患者，这是我作为一名医生的最大心愿。

　　蒋树林(50岁，著名心外科专家、博士生导师)

　　我的从医生涯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步伐的。1977年参加高考前，16岁的我下乡当过农民，又当过工人，一次工友半夜突然肚子剧痛，我用板车把他拉到十八里地外的县医院，一位“白大褂”帮工友止了痛、治好了病，我第一次对医生这个职业产生了敬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就报考了哈医大，大学读完，我已深深热爱上了这个职业，通过艰难的考试留在了哈医大附院做医生。那时，我们年轻医生的眼光已随着开放的窗口，望向了世界。了解得越多越感到自己的不足，我又在职读了研究生，之后又师从赵士杰教授做博士研究。自那时起，我接触了器官移植，并且荣幸地赶上了1987年前后国际上器官移植的第二次技术上升的高峰。

　　30年从医的经历，让我能清晰地感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开始时，我们的医疗技术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也能清晰地感到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这三十年来我们所迈出的坚实的脚步。医者对患者有三责，减轻痛苦，治疗疾病，延长生命。以往，我们大多数时候只能做到为病人减轻痛苦这一基本责任，而现在，多学科的合作已经走入常规，治疗疾病，延长有质量的生命，已经是我们能做到的了。

　　医疗事业是和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它除了技术进步，还要依赖于人们观念的进步。器官移植，在技术上我们已经成熟，可是，作为人只有的惟一一颗的心脏，它的移植供体的来源仰仗于器官捐献，什么时候在我们的身边有更多的人在身后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造福他人，才是最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