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7月3日讯 为庆祝建国六十年，记者走近数位出生于1949年的普通人。作为和共和国同龄的人，诞生时，和共和国一起沐浴初升的阳光；成长中，和共和国一同经历种种阵痛；人到中年，和共和国一起，体味着改革开放的辉煌；如今，面对今天的幸福生活，已到了退休年龄的他们，回首往事，又有怎样的感慨？
哈尔滨是中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所在地，为东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哈尔滨为特别市，非常重视这块风水宝地，并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的注意力虽然向东北倾斜，但是哈尔滨毕竟远离中国腹地，从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转移过去很不容易，中间需要一个中转地，于是又选定了避暑胜地承德，准备把承德作为党中央的临时所在地。
在辽沈战役前夕，东北野战军林彪和罗荣桓曾就党中央迁往东北之事去电请示，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毛泽东回电说：“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不能离开。”
虽然毛泽东和党中央到东北哈尔滨之事暂时放下，但是党中央迁往哈尔滨的准备还在加紧进行。
就在这时，东北战局发生剧烈变化，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疯狂向东北增兵，抢占交通要道。毛泽东果断地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承德，中央军委命令，把中央先行警备团就地改编，隶属于冀察热辽军区。
1948年4月30日，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
再说当时国民党政府仍然占领着中国半壁河山，要把那些著名人士接到大连再转往哈尔滨，共商建国大事，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设想过几种接送方案，经过几番周折，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等三批民主人士先后经香港安全到达哈尔滨。
黄炎培等第四批民主人士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这时北平、天津已经解放，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会议改在北平召开，黄炎培等于3月25日到达北平。
随着三大战役频传捷报，毛泽东认为不必再远征哈尔滨宣布新中国诞生了，但把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哪里，他还没有考虑好。
北平成为理想都城
一天，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去看望毛泽东。
“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中央虽有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
王稼祥首先否定蒋介石所在的“南京”说：“现在国民党的首都，虽然自古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的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至于西安,王稼祥说：“西安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今天中国经济重心是在沿海和江南。由此看，西安也不合适。”
中国古代曾经做过多朝都城的开封、洛阳,王稼祥从经济和交通角度认为：“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加之交通及黄河的水患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王稼祥明确表示：“我认为作为首都最佳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联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重心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致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500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该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了这么痛快淋漓的意见，觉得非常解渴，朗声笑道：“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据《故事报》)
人物：王忠革，有着近30年驾龄的老司机。
王忠革是一位有着近30年驾龄的老司机。从1983年开始，他在一家配货站开车，现在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多年来，王忠革一直在省内及周边各地行车，对哈市的公路更是非常熟悉。从他的讲述里，我们可清晰地看到哈市公路变化的轨迹。
“从最开始学车到后来单独驾车，最担心的问题就是道路。”在王忠革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初期，哈尔滨的柏油路还比较少，而其他的道路，尤其是附近县市的道路基本都以沙石和土路为主，不仅路面狭窄，而且颠簸难行。
那时，面对一些只允许一辆车通过的砂石路，王忠革只要看到前方有灰尘扬起，就肯定有车驰来，这时，他就躲在较宽阔的地方等待对方通过。上世纪90年代初，从市里开车去呼兰，过了公路大桥就只剩下灰尘和颠断腰的路，没有3个小时的车程是到不了呼兰的。
如今，哈市的十余个区县都通了水泥路，开车到呼兰50分钟就足够了。“很多归乡的乘客都感慨到，哈尔滨的道路一年一个样儿，越来越通畅。”王忠革打开了话匣子，一发不可收拾，“远的咱不说，就拿市区里面的几条路和桥来说事儿吧。”近年，新建的高架桥和道路给王忠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王忠革经常从香坊区和动力区拉乘客去哈西附近，当时的路线无非是由二环路到西大直街，再走学府路，或者通过中山路驶向西大直街和学府路，可是无论怎么走，都要经过大直街和学府路，但在早晚高峰时间，这两条路就拥堵不堪，三年前，新文昌桥开通了，这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学府路和哈平路的交通压力，还打通了学府四道街，连通了征仪路，更方便了黑龙江大学、哈理工大学和东北林业大学师生的出行。
而海城桥的开通则缓解了霁虹桥的压力，以往从南岗去道里，霁虹桥是必经之路，而这里常常因为车辆过盛导致大范围堵车，王忠革经常被挤在车流中苦苦等待，当时恨不得计费表能按时间计费。“海城桥开通后，许多车辆都绕到海城桥行驶，交通高峰时期，我都向乘客建议走海城桥，虽然有些绕远，但乘客们都表示理解。”
2000年之前，开发区的交通还比较闭塞，当时只有长江路和嵩山路等几条道路，想穿过开发区只能走固定的几条路，否则就会碰到死胡同。没几年的工夫，华山路、湘江路、闽江路、黄河路的建立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连接着开发区周围的中山路、南直路和先锋路等主要公路。现在走进开发区，宽敞的道路让人心情舒畅，街道两侧的绿化更是开发区一道亮丽风景。
王忠革告诉记者，60岁的他生活的经历也如同这座城市的道路一样变化着，虽然也有许多的不如意，但他相信道路会越来越好走的。
打了补丁的工装
吕香滨：
1968年，吕香滨那时19岁，正值青春年少的她以学徒的身份来到了哈尔滨铅字铸造厂，因为学习认真，没过多久，她便成为工厂里的一名正式工。
作为当时省内唯一一家铅字铸字厂，吕香滨的工作任务和压力相当大。当时使用的铸字机都是手摇铸字机，不仅效率低而且安全性差，吕香滨每天都坐在炼炉温度高达400摄氏度的铸字机旁，忍受高温和铅金属毒气的熏烤，同时，炉内的铅水还经常溅到她的脸上和四肢上，烙下疤痕。
刚入工厂不久，吕香滨在操作铸字机时没有注意保护自己，熔炉里的铅水溅到了她的裤子上，那条“的确良”质地的工作裤立刻露出了几个大洞，随即，拇指甲般大小的脓疱便从洞里钻了出来。那时，没有很有效的烫伤药，裤子和伤口间的摩擦疼得她好几天咬着牙上下班。
同车间的姐妹们看到这些情况都会上前安慰她，后来，她发现身边的姐妹们也时常被铅水烫伤，却丝毫没有影响她们工作的情绪，裤子或者衣服烫出了洞，就回家打上补丁。看着姐妹们积极的工作态度，吕香滨也消除了心里的那份恐惧，逐渐地增强了自己的信心。
铅字在烧铸成形后，还要经过磨、刨、整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特别是磨字的过程，需要用手拿着铅字在钢锉上反复摩擦，因此手指经常被磨破。为了赶进度，吕香滨常常换一个受力的手指继续磨，受伤的手指就用纱布裹上，外面再缠上一圈胶带固定。
虽然在工作时大家都会带上套袖，但是长时间的伏案工作使得工装上的袖口和衣襟经常被磨破，为此，吕香滨将一些厚的碎布料和针线放在车间里面，一旦车间里谁的衣服破了便可及时缝补。像前襟、袖口、大腿和膝盖这些部分是经常被摩擦的部位，吕香滨就用帆布将它们缝补上，这样使得工装更耐磨。层层补丁的映衬下，这身工作服显得格外醒目。而那张原本棱角分明、用来磨字的木桌子，也因为长时间工作的摩擦，留下了两处凹陷。“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比着干，工作上互不相让，工装上的补丁越多，就说明你越能干。”
现在，吕香滨离开了与金属为伴的工作环境，每天伺候老伴和接送孙子上下幼儿园，吕香滨说：“现在的生活，过去连想都没敢想。可是我还是十分怀念过去烟熏火烤的工作场景，更想念那身陪伴了我半生的补丁摞补丁的工作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