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花园街221号有一栋花园式的小洋房。因为这栋花园小洋房四周用2米多高的围墙围了起来，起初我误认为是哪位领导的住宅。为了弄清这栋房子的历史，我查找了许多资料。终于有一天，我听说小学班主任鲁秀莲老师的爱人傅财敏曾担任过邮政派出所的副所长，而这栋房子属邮政派出所的辖区，于是我就找到傅财敏询问。他肯定地说：“这栋房子解放前是大工业资本家邵乾一的住宅，后来就留给了他儿子邵越千居住。“文革”时，哈军工造反团抄了邵越千的家，抄出来的东西还在铁岭小学举办过展览。邵越千则被军工造反团移交给63中的钢铁造反团看管，关押的地点也在铁岭小学。后来，查抄的东西都送到铁路江上俱乐部保管，直到‘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他家的东西才得以返还。”
有资料记载，邵乾一是天兴福制粉厂的老板。邵乾一的父亲、“天兴福”的创始人邵云福，祖籍云南，后因那里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而被清政府迁移到山东省即墨县落户。孰料，山东的境况也江河日下，他的妻女先后饿死、病死，邵云福便把心一横用柳条筐装上两个儿子，挑着担子闯关东来到了东北。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走到辽宁金州地区实在走不动了，就在当地一个好心绅士的资助下，在金州县城开了一个小杂货铺，取名叫“天兴福”，意思是乞求老天爷保佑，赐福给邵家，帮助邵家兴起。小铺主要经营烟酒糖茶和农民所需的日用杂货。这一年是1861年。由于邵云福经商讲究信誉，买卖公道，逐渐在金州有了名气，后来还被选为金州城商会的会长。
邵云福的儿子邵乾一自幼读私塾，虽然天资聪明，但心不在读书而在经商。上学期间，他常常逃课回到家到柜上看父亲做买卖。邵云福见儿子如此痴迷经商，就决定让儿子弃学经商。为使邵乾一将来能够接续家业，邵云福就让儿子以一名外人的身份入号学习，从练习生做起，在实际经营中磨练学习。经过多年的调教，邵乾一经商天赋逐渐显露出来，并成为邵氏家族第二代的掌门人。1906年，邵乾一瞄准东清铁路通车、大连口岸建成的时机，不顾家族内部的反对和亲友的劝说，决定在大连投资建榨油厂。经过两年多的紧张筹备，1909年，大连天兴福榨油厂正式投产。由于产品对路，很快形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邵乾一获取了丰厚利润，为家族产业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到了1924年，邵乾一已积累资本达千万元之巨，居东北民族工商业者之前列。在他的旗下就拥有新式大型制粉厂4家，先进制油厂两家；还有金县杂货店、大连代理店、金县4平方公里苹果园、黑龙江肇东县良田近万垧，以及在大连、金县、长春、哈尔滨置下了大量房产；同时，他还办有钱庄、医院等。
邵乾一成为哈尔滨有名的巨富，但他的生活却简朴如初。他常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如果我大手大脚，儿女就更挥霍无度了，这样家就会败的。”作为一个千万富翁，他从不讲究吃穿，平日里就穿老伴缝制的棉布大袍、棉布鞋。一次，一位客商在马迭尔宾馆请客，邵乾一带着手下的一个面粉厂的厂长陪着他赴宴，到了门口，门童把穿着水獭领大衣、戴水獭帽子的厂长客客气气地让了进去，却把穿着旧棉布大袍的邵乾一当作跟班的拦在了外边，死活不让进，气得邵乾一大喊：“谁不知我是邵乾一！”门童一听大名，吓得赶紧赔不是。
邵乾一对自己为人做事要求严格，对员工也是一样。他曾给员工定下“四不准”：不准赌钱、不准抽大烟、不准逛窑子、不准私行买卖。违者免职、辞退。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正当邵氏家族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家族内部的利益冲突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由于平时邵乾一管家严厉，把钱紧，从不许晚辈乱花钱，日子一久，就引起了晚辈的不满，亲弟弟和侄子辈的人开始闹着要分家。因为家产的原始积累是从祖辈继承下来的，作为子女和晚辈的人人有份。被逼无奈，邵乾一只好同意分家。称雄一时的邵氏家族就这样破碎了。
分家后，虽然经济实力遭受了重大打击，但邵乾一并没有灰心，又在哈尔滨开始了第二轮创业。他买下了道外北马路内史胡同的一块地皮和一段铁路专用线，兴建了天兴福第四制粉厂。1928年，他又收购了香坊一家制粉厂，日生产能力达一万袋。但好景不长，1932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哈尔滨，日本企业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对中国民族产业进行打压、排挤、蚕食。原料的采购和销售被日伪所控制，致使邵乾一的企业每况愈下。同时，还要承担日伪政权摊派的公债、股票、储蓄国防献金。到东北光复前，这些钱已累计高达47万，等于天兴福四厂净资产的一半，工厂陷入了奄奄一息的困境，只能勉强维持生产。邵乾一无奈，只好将工厂交给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儿子邵越千打理，自己干脆回老家养老去了。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进入哈尔滨，人民政府成立。在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天兴福”恢复了正常生产。1955年7月1日，哈尔滨市政府批准天兴福第四制粉厂为公私合营企业，邵越千被任命为副厂长。后来他先后当选为哈尔滨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副主席。
1958年天兴福老东家邵乾一因病去世，享年84岁。数十年后，邵越千也去世了，他在花园街的故居几易其主。
(作者为省波斯特酒店集团高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