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11月25日讯 11月22日，是西方的感恩节，也是西方人合家欢聚的节日。在中国，这一天只不过是365天里平凡的一天，但对于78岁的桑桂芳来说，这是与被迫分离了70年的父亲“重逢”的日子。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里，桑桂芳终于找到了因做细菌实验惨死的父亲的碑位。一句撕心裂肺地哭喊：“爸，我来看你了！”这一声，喊出了70年饱受骨肉分离的痛苦，让身边的记者心头为之一颤。

　　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里，有一条长长的通道，被叫做“死亡通道”。当年，从这条通道走过去的人，都是被带去做细菌实验的，无人生还。如今，“死亡通道”的两侧挂着1467名已确定身份的日本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的碑位。22日，78岁的桑桂芳经过70年的寻找，终于来到父亲桑元庆的碑位前……

　　 【8岁那年父亲被抓走】

　　22日15时，78岁的桑桂芳在女儿的搀扶下走进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桑奶奶身着深紫色棉袄、黑色裤子及黑色棉鞋，身体健硕。虽然头发花白，可眼睛不花，桑桂芳一间一间陈列室走着，一幅一幅图片细细地看，当看到“七三一”陈列馆馆里的细菌实验室模型时，桑奶奶痛哭不止，她仿佛看到了自己父亲正在受细菌实验的折磨。

　　记者：你还记得父亲何时被抓走的吗？

　　桑桂芳：1945年冬天，那时我8岁。有一天，父亲并没有像平时那样按时回家，到了晚上，几个日本兵押着浑身是血、遍体鳞伤的父亲回到家。当时母亲怀有9个月的身孕，为了保护我和肚子里的孩子，母亲死死地抱着我，缩在墙角。日本兵在我家砸箱撬柜，似乎在找什么。在一无所获后，不甘心的日本兵开始砸墙和炕，可依然毫无发现。我至今还记得，父亲被带走的那一刻，他虚弱地回头对我说：“孩子，天冷，别忘了把棉袍穿上……”父亲就这样被日本兵带走了，这一走就音信全无，再也没有回来。

　　记者：后来你们家的生活什么样？

　　桑桂芳：父亲被日本兵抓走后，接下来的几个月，日本兵隔几天就来我家搜查一遍，搜不到东西就打我和母亲，还拆我家的房子。母亲在那段时间受了很大刺激，母亲为了安全，领着我回到了密山的外婆家居住。

　　当时父亲被抓，母亲又怀有身孕，我们生活得十分拮据。后来母亲生下了我弟弟，可弟弟不到一岁就夭折了。因为家里实在是生活困难，母亲想要带着我一起改嫁，可是我的脾气犟，说什么也不肯。母亲改嫁后，是舅舅抚养我长大成人的。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密山市电影院工作，直到退休。

　　 【78岁这年与父再“重逢”】

　　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里，有一处“死亡通道”，在通道的两面墙上，挂着1467名被确定身份的日本“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的碑位。“扑通”一声，桑桂芳跪在了父亲桑元庆的碑位前掩面痛哭。“爸，我来看你了。”桑桂芳与女儿跪在碑位前抱头痛哭，撕心裂肺的哭声，在通道里持续了足有10分钟之久。

　　记者：你是在何时知道父亲的碑位在这儿的？

　　桑桂芳：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的大女儿来哈尔滨旅游，并到“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参观。那时还没有这些碑位，我女儿在门前的简介上看见因细菌战人体实验受害者名单，其中就有桑元庆的名字，但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父亲。其实父亲被抓走后，就无了音信，我并不知道他被抓来做了细菌实验的实验品。后来经过多年、多方的查证，最后得到“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金成民馆长的证实，才确定父亲死于那场细菌实验。

　　记者：你的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桑桂芳：我父亲是个很和蔼的人，平时总是穿着干净的呢子大衣，头戴小貂帽。当时，我父亲是鸡东稻米所的管账先生，我们住在一个大杂院里，其中还住着几家日本人。我父亲与日本人相处得还比较融洽，每到春节，父亲都告诉母亲多包些饺子给日本邻居送去。

　　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父亲为什么会对日本人好，又为什么最后会被日本人抓走。后来，我几经周折到处打听父亲的音信。最近几年，听说中央档案馆可以接待社会查询，我就写了封信，后来档案馆给我回信说：“在别的地下工作者档案中提到过桑元庆，证明桑元庆是地下党员。”

　　今天我终于见到了父亲的碑位，我告诉他，妈死了，弟弟也死了，现在就剩下我了。我还有好多好多话要告诉他，现在终于找到他了，以后我会常常来看他。

　　 采访后记

　　桑桂芳是坐21日晚的火车从密山赶到哈尔滨的，下了火车后，没有休息就直奔“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桑桂芳是个朴实的人，在得知记者要采访时，桑桂芳一直推托，说自己不会说、说不好。在采访的过程中，每当回忆起她和父亲的点点滴滴，桑桂芳都忍不住流泪，几度哽咽。那些记忆是美好的、珍贵的，也是揪心的。

　　桑桂芳的小女儿吕守萍告诉记者，母亲在家因为思念姥爷几乎天天都哭，现在终于找到了姥爷的碑位，找到了姥爷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