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日报2月26日讯 原黑龙江日报社副总编耿兆贵，已经去世30多年了，可至今，他的几个已经步入“老年人群体”的子女们，仍在搜集有关父亲那些“沉默”许久却耐人寻味的故事……

　　跨越新、旧两个社会，经历生死、荣辱、顺逆流，年轻时拿过“枪杆子”，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要紧握“笔杆子”，从通信员、战地记者到总编、台长，耿兆贵用自己的大半生诠释出一个新闻人的脊梁！

　　“但父亲很少在我们面前讲自己的经历，后来我们参加工作，才听别人说起父亲更多的故事，我们非常震撼，这些故事不应该被遗忘……”2016年冬日的一个下午，耿兆贵其中的两个子女——年逾六旬的耿晓搬与耿健，约记者在一家快餐厅相见。厅内播放着轻音乐，周围坐满了有说有笑的时尚年轻人，可两位老人似乎并没有觉察这一切，深情地看着手中照片上的父亲，又一次感受着父亲的慈爱与鼓舞……

　　他是神勇的战地记者

　　冒着生命危险写下新闻名篇

　　耿兆贵的个子很高，相貌堂堂，定格的举手投足间，无不透露出气宇轩昂；他的性情平和，真诚的微笑传递着友善、睿智，如果不是两位老人补充介绍，谁也不会想到，照片中温文尔雅的耿先生还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战士……

　　耿兆贵1913年11月10日生，山东淄博人。读过几年小学。1938年参加抗战活动。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发现耿兆贵身上具有几个难得的优点：第一，真诚、忠诚，是党和群众值得信赖的人；第二，热心，善于联系群众；第三，机智勇敢；第四，文采出众……于是，便把艰巨的通信员工作派给他去做，他先后在博山县、沂南县任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通信员、盘查站长、中共区委宣传委员、县委秘书等。

　　于今，通信员只是庞大新闻系统中一个小环节，而在当时交通、信息闭塞以及白色恐怖的笼罩下，通信员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甚至一条消息是否能及时发布出去，都会影响大局！那时的耿兆贵，经常乔装成农民，在密林深山中行走，联络分散在各地的通信员采写战地报道，而身上是绝不能带任何纸笔的，否则就会暴露而遭致杀身之祸。有一次，他在去联络点的路上被“鬼子”抓到，“鬼子”在他身上连一个纸片也没找到，就以为他是农民，放松了警惕，使得他得以有机会逃脱！

　　那么，问题来了，身上连个“鸡毛信”都没有，耿兆贵怎样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据其子女介绍，父亲有着超强的记忆力，遇到时间、地点、名称等，他会用树枝作笔在泥地上打“草稿”进行记忆，全部记住后就将“草稿”毁掉。等到达绝对安全的地带，才会将心中“腹稿”誊在纸上，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战地环境艰苦，把新闻又准又快地发布出去，对于那时的“新闻人”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耿兆贵为此练就了很多“特异本领”，比如，他可以长时间保持蹲坐姿势，用自己的腿当桌子写稿；他还可以在漆黑的野外进行盲写；此外，他的写字速度奇快，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写下“万字文”。大量新鲜的报道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从来没有过延误。

　　最危险的是深入战地进行采访，大炮在耳畔“轰轰”响起，子弹就在身边“嗖嗖”穿梭。“在一次战斗中，父亲的胳膊被子弹击中，用布缠了缠，就接着工作……”耿健说，那篇著名的《石桥伏击战》就是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完成的，当时在战士们之间热烈地传阅，几乎每个人都为上面的文字而激动不已，他们坚信，下一场战斗仍是胜利！

　　他是勤奋创新的总编辑

　　提出办报“六字思想”至今适用

　　耿兆贵从齐鲁大地来到哈尔滨安家立业，也是因为“新闻”的缘故。受党组织委派，他曾担任山东《沂蒙导报》、《鲁中日报》编委、特派记者、通联科长。1948年末，任《东北日报》编委、文教组长。1952年6月，调任黑龙江日报社社长。1954年8月，《黑龙江日报》和《松江日报》合并改版，他任副总编辑。

　　耿健告诉记者，父亲虽然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但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又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和新闻实践经验，而且非常勤奋，所以党的每一次指派任命，他都能不负重望。“记得当时我们家住在电车街，离报社只有两三分钟路程。妈妈做好晚饭后，就叫我们到报社喊爸爸回家吃饭。每次去，他不是在写稿子就是和同事聊工作，总是很忙。有时跑了好几趟，他不但没回家吃饭，也没回家睡觉。”

　　耿兆贵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报纸有些重要社论，他亲自执笔。他修改稿件、版样从来都是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有人说，他干起工作“太拼命、不要命”，他说，“报纸工作无小事，万万大意不得。”耿兆贵还经常带队采访，住在农民家中，与他们促膝谈心，采访到许多第一手材料，为一批年轻的新闻记者带出了好的采访作风。

　　而耿兆贵关于报纸改革的事情竟然让当时读小学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耿晓搬介绍说，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领导编委会提出把“新、全、高、快、短、活”六字作为报纸的指导思想，做出了《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积极改进宣传报道的宣传方法，使报纸呈现了新的面貌，至今，这“六字思想”仍是适用报纸的思想。“当时，父亲就按这样的要求指点我写作文，说我写的文章不实在，太长，形容词又太多。后来我逐步改正，竟也成才了。在工作中还受到领导器重，每年都要写30万字的材料！”耿晓搬回忆，父亲始终把工作、事业放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上，甚至在生命垂危之际，40多天没进食的情况下，在昏迷中仍喊着要上班……

　　他是大义的好领导

　　“你不关心他，他怎么能关心工作？”

　　耿晓搬与耿健说，父亲很少在家人面前讲自己，他们是参加工作后，才听到很多人说起父亲的故事，也几乎每个讲父亲的人都会感叹，“老耿做过很多实事，帮过很多人。”原来父亲比他们所了解的父亲还要“伟大”。

　　“父亲没有丝毫官架子，即使单位扫大院的老师傅也是家里的座上宾；他爱主动找人家唠家常，遇到有困难的人，也会想办法去帮助；父亲还善于调解各种矛盾，像同事矛盾、夫妻矛盾、婆媳矛盾等，一直能聊到人家和好如初为止，其实人家见他这样诚恳，也是不好意思再闹了……”子女们后来还知道，父亲在报社期间为职工也做了许多实事，比如，组建当时最有名气篮球队、足球队，其中篮球队曾在哈尔滨职工大赛上获得冠军；办了一个游艺室，职工和家属业余时间可以在那里消遣娱乐；每到周末还会请来说唱团演出、办舞会，职工们都身为这个团队中的一员而感到幸福和骄傲……“记得父亲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不关心他，他怎么能关心工作！”

　　但是，“文革”的到来，也将耿兆贵卷入迷茫之中。1965年3月，他被调任黑龙江大学任代理书记，时隔不久，他就成为造反派批斗的对象。耿晓搬对那时的情景记忆犹新，“父亲的头发、身上经常被造反派洒满了蓝墨水、红墨水，还不让洗；有时晚上回来身上还有大面积的瘀伤；他当时想不通，甚至还想自杀，家里人就将斧头、剪子等钝器全都藏了起来……不过，在报社这边，却贴出了几张‘让耿兆贵回来’的大字报，一些职工还帮他到安全的地方安身，给他送药送饭。”

　　耿兆贵很快被平反，先后又被调到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黑龙江省广播事业局工作，直到退休。这期间，在他的领导和多方协调下，新建了电视大楼，扩充了宣传阵地，使我省广播电视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报道内容也有了创新和突破。1983年10月12日，耿兆贵因病去世，可对于他的孩子而言，父亲仍是一本未读完的“书”，做人，做事，该是怎样的？他们仍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