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特”超市给顾客的诚实度打了一个零分！
“我按照密码箱工作流程的提示先按了‘密码开启’，密码箱开了，我把书包放进去，关上密码箱的门，取了密码纸后，就去买东西。十分钟后，我回来，按密码，密码箱开了，但书包没了！”以上是某高校研究生冷同学诉说她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１７日下午在波斯特超市购物时发生的事情。
“顾客那么多，用什么来证明冷同学一定把书包存放到密码箱里了呢？就算放进去了，后来取没取走，取走的又是什么东西？我们超市凭啥赔给她！”以上是“波斯特”超市的回答。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日１０点３０分，哈尔滨市南岗区消费者协会对“波斯特密码箱”事件进行了调解。
投诉方：冷同学（女，２４岁，某高校研究生一年级学生）
被投诉方：波斯特连锁超市（到场人员：波斯特超市连锁有限公司中心店副店长严 实等三人）
冷同学：１１月１７日下午３点半，我和同学来到哈尔滨师范大学对面的波斯特超市购物，结完帐后，我们到４号密码柜处取书包，按照密码数字按下去，密码箱是开了，但我的书包不见了！这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书包里的手机（开机状态），打过去，关机！
我的心“咯噔”一下！这部手机是因为考上公费研究生，妈妈奖励我的。当超市引导员知道书包丢失事件后，主动拿出一把钥匙，打开了操作系统。我看见一排排红色的按扭，引导员按一个按扭，一个箱子自动打开。形形色色的包印入我的眼帘，但都不是我的。随后，引导员再次按动按扭，密码箱门被关上了。
后来，我报了警。当时的那位引导员说，她清楚地记得，在我取东西之前有位 ３０岁左右的女士，在我柜子的方位，打开了两个箱，取走了两个包。
“波斯特”：我们感到很疑惑。存包柜是经过国家定点生产，经过国家质检合格才投放市场的，并且密码纸是一次性有效的。在密码纸的第一次打印到第二次输入的过程中，均是由顾客自己掌握。
顾客那么多，用什么来证明冷同学一定把书包存放到密码箱里了呢？就算放进去了，后来取没取走，取走的又是什么东西，很难证明。如果有证据证明存包事实，我们无话可说。
密码存包柜只要没有被抢、被窍、被砸坏，我们就应视为已经履行责任了。顾客只要把东西安全地存入存包柜，危险事件没有发生，就行了。
冷同学：我同学和我一起去的，她可以证明。我如果想讹诈的话，我不如直接说里面有１０万块钱！可我没有，我的书包里有的是一部手机、一根香肠、一瓶擦脸的，一个耳机、一个水瓶。“波斯特”的推断是对我人身的一种侮辱。“波斯特”的态度我无法忍受，我放弃调解权。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日１１点３０分，哈尔滨市南岗区消费者协会对“波斯特密码箱”事件调解的结果以失败告终。
１１月２３日《法》周刊记者来到“波斯特”，见到了副店长严实。他的态度很明确：“如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坚决承担！”在他的陪同下，《法》周刊记者来到引起双方争议的密码箱面前。在“波斯特”同意的前提下，《法》周刊记者对密码箱进行了几次实验。面对１０个数字组成的密码，实验结论是密码确实是一次性有效。《法》周刊记者算了一算，如果对这１０位数字进行排列组合，两组数字重复的概率是十亿分之一，相当于全中国人同时使用密码箱，仅有两人的密码重复。《法》周刊记者的几种假设实验都在密码箱面前失败。随后，《法》周刊记者把疑问指向了引导员手里的钥匙，因为只有钥匙才能打开操作系统，按动按扭开密码箱。但严店长告诉《法》周刊记者，打开密码箱必须经负责人同意，在几名店员的监督下方可施行。
疑问：密码箱里曾经放过冷同学的书包吗？（答：放过——不翼而飞；没有放过——恶意欺诈。）
法律讲的是证据，在冷同学面前也是一样。本案的惟一见证人是一起来“波斯特”购物冷同学的同学，但她的同学能不能认定为利害关系人及证明效力到底有多大，只有到审判阶段才能知晓。
存包事实是否存在，要求冷同学自己证明是不是难点儿？如果法律要求冷同学证明，也就等于是要求每一位进“波斯特”的顾客，都找引导员确认存包事实存在一样。
调解失败，冷同学翻看并研究了相关的法律知识后说，她只有求助于《法》周刊了。“在法律上我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存包的事实，但我是在党培育下受过１７年教育的大学生，我知道恶意欺诈是要受到惩罚的。我没有说谎，我就是纳闷儿，我的书包怎么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波斯特’神秘失踪了呢？是因为‘波斯特’管理不善导致的还是另有什么隐情。同时我对事情发生后‘波斯特’的态度不满。”
《法》周刊记者：“你打算起诉‘波斯特’吗？”
“我现在学习任务很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打官司；其次，我打听过，找个有名气的律师，费用一般要３０００元左右，而我主张的仅仅是一部价值２０００元钱左右的诺基亚手机。即使我胜诉了，‘波斯特’能按全额赔偿，我也得自己往里添钱，而我现在还没有这部分闲钱。我和我男朋友商量明年做家教挣点钱后再考虑起诉。我决不放弃我的起诉权。”
“我按照密码箱工作流程的提示先按了‘密码开启’，密码箱开了，我把书包放进去，关上密码箱的门，取了密码纸后，就去买东西。十分钟后，我回来，按密码，密码箱开了，但书包没了！”以上是某高校研究生冷同学诉说她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１７日下午在波斯特超市购物时发生的事情。
“顾客那么多，用什么来证明冷同学一定把书包存放到密码箱里了呢？就算放进去了，后来取没取走，取走的又是什么东西？我们超市凭啥赔给她！”以上是“波斯特”超市的回答。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日１０点３０分，哈尔滨市南岗区消费者协会对“波斯特密码箱”事件进行了调解。
投诉方：冷同学（女，２４岁，某高校研究生一年级学生）
被投诉方：波斯特连锁超市（到场人员：波斯特超市连锁有限公司中心店副店长严 实等三人）
冷同学：１１月１７日下午３点半，我和同学来到哈尔滨师范大学对面的波斯特超市购物，结完帐后，我们到４号密码柜处取书包，按照密码数字按下去，密码箱是开了，但我的书包不见了！这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书包里的手机（开机状态），打过去，关机！
我的心“咯噔”一下！这部手机是因为考上公费研究生，妈妈奖励我的。当超市引导员知道书包丢失事件后，主动拿出一把钥匙，打开了操作系统。我看见一排排红色的按扭，引导员按一个按扭，一个箱子自动打开。形形色色的包印入我的眼帘，但都不是我的。随后，引导员再次按动按扭，密码箱门被关上了。
后来，我报了警。当时的那位引导员说，她清楚地记得，在我取东西之前有位 ３０岁左右的女士，在我柜子的方位，打开了两个箱，取走了两个包。
“波斯特”：我们感到很疑惑。存包柜是经过国家定点生产，经过国家质检合格才投放市场的，并且密码纸是一次性有效的。在密码纸的第一次打印到第二次输入的过程中，均是由顾客自己掌握。
顾客那么多，用什么来证明冷同学一定把书包存放到密码箱里了呢？就算放进去了，后来取没取走，取走的又是什么东西，很难证明。如果有证据证明存包事实，我们无话可说。
密码存包柜只要没有被抢、被窍、被砸坏，我们就应视为已经履行责任了。顾客只要把东西安全地存入存包柜，危险事件没有发生，就行了。
冷同学：我同学和我一起去的，她可以证明。我如果想讹诈的话，我不如直接说里面有１０万块钱！可我没有，我的书包里有的是一部手机、一根香肠、一瓶擦脸的，一个耳机、一个水瓶。“波斯特”的推断是对我人身的一种侮辱。“波斯特”的态度我无法忍受，我放弃调解权。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日１１点３０分，哈尔滨市南岗区消费者协会对“波斯特密码箱”事件调解的结果以失败告终。
１１月２３日《法》周刊记者来到“波斯特”，见到了副店长严实。他的态度很明确：“如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坚决承担！”在他的陪同下，《法》周刊记者来到引起双方争议的密码箱面前。在“波斯特”同意的前提下，《法》周刊记者对密码箱进行了几次实验。面对１０个数字组成的密码，实验结论是密码确实是一次性有效。《法》周刊记者算了一算，如果对这１０位数字进行排列组合，两组数字重复的概率是十亿分之一，相当于全中国人同时使用密码箱，仅有两人的密码重复。《法》周刊记者的几种假设实验都在密码箱面前失败。随后，《法》周刊记者把疑问指向了引导员手里的钥匙，因为只有钥匙才能打开操作系统，按动按扭开密码箱。但严店长告诉《法》周刊记者，打开密码箱必须经负责人同意，在几名店员的监督下方可施行。
疑问：密码箱里曾经放过冷同学的书包吗？（答：放过——不翼而飞；没有放过——恶意欺诈。）
法律讲的是证据，在冷同学面前也是一样。本案的惟一见证人是一起来“波斯特”购物冷同学的同学，但她的同学能不能认定为利害关系人及证明效力到底有多大，只有到审判阶段才能知晓。
存包事实是否存在，要求冷同学自己证明是不是难点儿？如果法律要求冷同学证明，也就等于是要求每一位进“波斯特”的顾客，都找引导员确认存包事实存在一样。
调解失败，冷同学翻看并研究了相关的法律知识后说，她只有求助于《法》周刊了。“在法律上我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存包的事实，但我是在党培育下受过１７年教育的大学生，我知道恶意欺诈是要受到惩罚的。我没有说谎，我就是纳闷儿，我的书包怎么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波斯特’神秘失踪了呢？是因为‘波斯特’管理不善导致的还是另有什么隐情。同时我对事情发生后‘波斯特’的态度不满。”
《法》周刊记者：“你打算起诉‘波斯特’吗？”
“我现在学习任务很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打官司；其次，我打听过，找个有名气的律师，费用一般要３０００元左右，而我主张的仅仅是一部价值２０００元钱左右的诺基亚手机。即使我胜诉了，‘波斯特’能按全额赔偿，我也得自己往里添钱，而我现在还没有这部分闲钱。我和我男朋友商量明年做家教挣点钱后再考虑起诉。我决不放弃我的起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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