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冰城哈尔滨迎来了中国文坛的一批实力派人物，蒋子龙、梁晓声、高洪波、雷抒雁、程树榛、杨匡满、方方、柳建伟、何镇邦、韩作荣、李敬泽、邱华栋一行12人，和黑龙江省作家一起参加了“2003年中国著名作家哈尔滨冰雪笔会”。
冰花雪舞迎客来，虽然是零下20几度，如梦似幻的冰灯和雪雕还是给我们的贵客带来了惊喜和灵感。天寒地冷人心热，北方人的热情好客让作家们敞开心扉，纷纷为繁荣冰雪文化献计献策。古人云：拭雪拂花，长袖清香。能够感受冰雪之美的人们，必定都有一颗温暖的心。
雷抒雁 诗人、散文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代表作《小草在歌唱》，出版诗集、散文多部。
梁晓声 小说家，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代表作电视剧《雪城》，出版小说文集20余部，多次获全国中短篇小说大奖。
方方 原名汪芳，小说家、剧作家，湖北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有《风景》、《方方文集》、《埋伏》等。
邱华栋 当红小说家，《中国工商时报》文艺部主任，中国新生代小说家的代表。代表作《正午的供词》、《花儿花》等。
蒋子龙 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协主席。代表作有《乔厂长上任记》等，出版《蒋子龙文集》八卷等多部著作。
程树榛 作家，人民文学杂志总编，代表作有报告文学《励精图治》、电影《钢铁巨人》等，曾获全国报告文学奖等多项大奖，出版长篇小说《大学时代》等多部作品。
高洪波 著名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何镇邦 评论家、散文家、原鲁迅文学院教务长，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著有评论集、散文集多部。
李敬泽 评论家、散文家、人民文学杂志副总编，获首届冯牧文学奖等多项大奖。
杨匡满《中国作家》杂志常务副总编，诗人，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作品有报告文学《生命》及诗集多部，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报告文学奖。
柳建伟 小说家、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代表作电视剧《突出重围》、《英雄时代》、电影《惊涛骇浪》等。
方方：作家不能没市场
本报记者 赵宇清
此次来哈尔滨，方方是很兴奋的，去冰雪大世界是她盼望已久的事。看方方的小说，觉得她的语言是很细腻的，但接触她的人，发现她有北方人特有的口快心直。
说起市场经济对作家的影响与冲击，方方说，“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的一大进步。作家靠市场赚钱，总比强买强卖强。过去，都是书店里扎着辫子的小营业员负责订书，她说订什么书，书店里就卖什么书，读者就看什么书。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小营业员操纵着作家的命运。我们管那个时期叫‘小辫子’时代。我很高兴与‘小辫子’时代作别。有的人认为有一些作家的写作是在迎合市场，为了赚钱。我认为这是个人取向问题，也无可厚非。更何况现在读者的口味也在不断提高，迎合市场也未必就是坏事。”
说起方方的作品《埋伏》，方方很谦虚地说，“当初就是看了很多侦探小说，觉着好玩，于是自己就试着写写警察。但是自己既写不好破案的，又写不好枪战的，就写了这样一篇小说。其实人生到处都有埋伏，只不过我们不知道也没有感受到罢了。”方方还告诉记者，她最近刚刚出版了一部小说《有爱没爱都铭心刻骨》，是女孩子都喜欢看的那种爱情小说，这是一个永不放弃的爱情故事。
雷抒雁：写诗要关注读者的心灵
本报记者 唐小清
雷抒雁曾无数次来过哈尔滨，来过黑龙江，他甚至在松花江边、黑龙江边、镜泊湖边散过步。这里旖旎的风光给了雷抒雁诗的灵感，因此，言语间他充满了对这里山水深情的怀念。在他看来，哈尔滨是一个很洋气的城市，但又不是一个洋化了的城市。哈尔滨保持了黑土地上独特的风貌，哈尔滨人热情豪爽大气的性情，刚毅坚强的性格，令他欣赏不已。而哈尔滨的饮食、音乐、建筑都别具特色，越走近哈尔滨，也越感到哈尔滨的独有魅力。
虽说写了一辈子的诗，但雷先生至今仍对诗歌创作痴迷不已。他的《小草在歌唱》等代表作，以它沉甸甸的分量塑造和影响了一代人。如今身为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的他，仍写出了一批《掌上的心》、《阳光是种语言》等颇具影响的新诗，被当代青年人所深爱。
雷抒雁认为，如今发诗的刊物并不少，但真正的好诗却不多。他说，写诗关注时代发展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关注读者的心灵。针对诗坛上出现的一批晦涩难懂的诗，雷抒雁认为，诗永远是铺一条通往读者心灵的桥，让诗人与读者的心灵贴近。真正的好诗都是用通俗的语言把一个复杂的事解释得深入浅出，即所谓微言大意。一首好诗必备三个条件：要贴近读者、要美妙、要常读常新。一个对文学思考成熟的诗人，最终都会走到这一层面上来的，对于朗颂的诗则要通俗，要有诗意，还要有音韵美。
梁晓声：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细节
梁帅 本报记者 杨宁舒
“梁先生真酷。”一位新闻同行在见到梁晓声之后，小声对我说。的确，一张线条分明的脸，使得他看起来格外严肃。可是在采访中，这种感觉很快被他平易的态度淡化了，面对我们两个小字辈，梁先生并没有摆出“大师训导青年”的架子，而是以平等、认真的态度谈论着他的一些观念和想法。哈尔滨这座城市对于梁晓声来说并不陌生，他就出生在哈尔滨，这里有他无数的有关童年的记忆。可以说，广阔而厚重的黑土文化是他从事创作的宝贵资源。
在文学日渐边缘化的今天，梁晓声仍然坚持着文学的理想主义，不断地求索。在谈起其新作《沉默权》的时候，梁晓声说，文学本身应肩负起对时代的反思，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对普通人命运进行最大的关怀。梁晓声认为，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命运，尤其是那些弱势人群的命运。当今社会处在转型时期，一部分人刚刚享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但还有更多的人挣扎在变化所带来的痛苦之中。因此，弱势群体在社会中并不是少数，而是大多数，这大多数民众是需要文学的关怀的。在他看来，文学是国家、民族的史外史，是政治史、经济史的副本。因为，正史对细节是忽略不计的，而文学则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细节的历史。
针对一些媒体和一些影视作品有意歪曲东北人形象的现象，梁晓声表现出了作为平民作家的正义感，他说，一个地区的人的性格是具有普遍性的，由于生活环境、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东北人具有耿直、粗犷、豪爽、热情等特性。一些影视作品把这些本来应该算是优点的东西用夸张、丑化的方式展示出来，取悦观众，是极不负责任的。
李敬泽：“伪意义”让人模糊
梁帅 本报记者 杨宁舒
与李敬泽先生交谈，让人感觉轻松。他很健谈，说起话来笑眯眯的，他有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睛，于不动声色中向你传递出一份友好的信息。
人生是一个回答问题的过程。李敬泽说，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生活的意义在哪儿？”这个问题没有终极答案，然而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努力寻找这个答案。如今这个纷繁复杂的时代，会让人们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困惑和迷茫。于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为我们制造出大批大批的“生活意义”的代用品，我们称之为“伪意义”。比如流行文化的盛行，今天是《挪威的森林》、明天是《蛋白质女孩》，一些“小资”丛书的兴起，让许多人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原来“我是一个小资，我要精致的生活。”应该说，这种流行文化的存在是需要的，它给了人们一定的慰藉。但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扪心自问，这真的就是生命的意义吗？开宝马、坐奔驰就是生活的最高境界？这样的意义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文学要做的就是拨开这些“伪意义”，让人们认清真正的自己。
提到对哈尔滨的印象，李敬泽说了八个字：教堂、钟声、白雪、冰灯。他说，人们是在“差异”中认识一个城市的。而现在全国的城市建设都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别不大。他曾经从北京到南方一个遥远的城市，当他浏览这个城市的街景时，最大的感受就是自己还没有离开北京。他说，当一个城市变得与其他城市没有差别时，它最深邃、最丰富的东西也随之消逝了。比如说一个哈尔滨人，即使到国外去生活，想起故乡，他的眼前依然会浮现索菲亚教堂和白雪皑皑的街景，而决不会是自己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和国民生产总值。所以说，一个城市中传统的、融入人们记忆和血肉里的东西是绝对不能丢的。在李敬泽看来，这同文学中存在的问题一样，一座城市要懂得认清自己，不要盲目学习先进，使自己沉浸在成为别人的“伪意义”里。
高洪波： 为哈尔滨喝彩
本报记者 唐小清
高洪波刚一踏上哈尔滨的土地，征尘未洗就在下榻的宾馆欣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对目前诗歌所处的不冷不热的现状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文学正处在边缘化状态，诗歌这种先锋性很强的文学种类首当其冲也处于边缘化。对诗歌的前景，人们各持己见，我作为《诗刊》主编也有不同看法，今年我们在北京连续十多次搞了大型诗歌沙龙，反响十分热烈，掌声如潮，就连一个严谨的理论批评家都被感动得落下泪来。其实诗歌的本质一是先锋性，二是受众性。当诗歌从文字变为声音传播开来时，他有最多的受众群，当南斯拉夫在被轰炸后的广场上举行大型诗歌朗诵会时，当美国人在“9·11”后突然感到恐惧和丧失自信时，正是诗歌猛烈风行之时，这时，是诗歌唤起民众并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可见，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把诗歌作为凝聚民心、抒发内心情感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诗歌走过自己的辉煌，如今随着文学多元化，诗歌也进入边缘化。但在痛苦的时候，在激动欢欣的时候，在需要倾诉的时候，人们最钟情的还是诗歌。在申奥成功后，北京城沸腾了，中国人内心的喜悦只有诗的形式才能最好的表达出来从这个意义来讲，诗歌依然是文学皇冠上的一颗夺目的宝石。
在谈到对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印象时，他说，这个城市最具特色和魅力的就是独特的异国情调，历史赐予了哈尔滨的这种独特资源，无论是“东方小巴黎”还是“东方莫斯科”的美誉，哈尔滨都名副其实。特别是近年来，哈市政府和哈尔滨人民用十几年时间不懈地打造了冰雪节和冰雪文化这一品牌，使美丽的哈尔滨更加名扬四海，这证明哈市政府相当有远见。
柳建伟：电视让更多人阅读你的作品
本报记者 王敬
柳建伟是在文学道路上发展较顺利的青年作家，继《北方城郭》之后的长篇小说《突出重围》印数突破14万册，而且刚刚封镜的电视剧《惊涛骇浪》也是由他编剧，是目前文坛触电的作家中人气渐旺的一位。
柳建伟是第一次来哈尔滨，他说过去只是从大学中北方同学身上感受一些北方人的豪爽义气，而且印象中这是一片神奇的黑土地，受他浸染的知名作家，像萧红、迟子建、梁晓声等等是那样的才华横溢，足以见得这片土地文化底蕴是很丰厚的。
话题自然聊到了作家触电，他说文坛很多名家已涉足影视剧的创作，像莫言、二月河、邹静之等等，随之也诞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其主要的原因，应该说是媒体的力量势不可当，信息时代是媒体主宰的时代，文艺作品也不该回避其商品的属性，而电视媒体可以让更多人阅读你的作品。如今，影视剧的创作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艺术门类，从若干年前的《外来妹》、《情满珠江》到后来的《英雄无悔》、《和平年代》等等一系列的主旋律作品，还有以李少红为代表的观赏性较强的《大明宫词》、《桔子红了》等等，从制作到投资集纳了很多文化精英的才智，每部优秀的作品不亚于一部好莱坞大片，可以说我国电视剧的发展已处于领先的位置，很多文化精英并不是把写剧本当作能够带来短期效益的商业行为，而是真正当做一项事业来做，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那么多好的剧本，才会有那么多好的影视作品。
蒋子龙：城市不能没个性
本报记者 赵宇清
知道蒋老的名字还是从教科书里，看过他的小说也看过他写的经济方面的专栏。3日凌晨6点，在火车站的贵宾室里，记者见到了他，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瘦高的身材，眼睛里存着敏锐和智慧的光芒。
与蒋老的谈话是从对哈尔滨的印象谈起的。当他听说哈尔滨的许多旧建筑已被拆掉了，觉得非常可惜。于是记者说，想请他谈谈对城市文化建设方面的看法，因为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气质，而城市的气质与它的地域特色也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我们时常会从小说中感受到作者所生活的那座城市的风物与人情。蒋老说，“没错，但是遗憾的是这种个性正在慢慢地被同化。现在的城市就像摊煎饼一样不断地扩大版图，慢慢地抹去了田野、森林和那些曾经见证过历史的老房子，建造起了一座座千篇一律的水泥森林。拿上海的浦东来说，建起了很多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虽然他们都是世界知名设计师设计的，很壮观也很漂亮，但是它缺少上海的特点。不过好在上海还多少保留了一些当年十里洋场的风貌，人们从那些老洋房中还多多少少能捕捉到一些岁月的旧影。现在是商品时代，与其说是商品时代还不如说是金钱时代，开发商成了城市的设计师，没有风格、没有特点的大板楼盖了一片又一片，毁坏的是城市的历史、城市的文化和城市的品位。如果这样下去，再过10年人们就会后悔，再过20年，现在盖起的楼就可能被拆掉。
程树榛：哈尔滨宛如洋气十足的大家闺秀
本报记者 王敬
“我就是东北人，但却从没有看过这么大的雪雕！”人民文学的总编程树榛在太阳岛公园，白皑皑的天地间，看着壮美的冰雪景观，手拿着糖葫芦，早已乐得合不拢嘴，神情间漾着浓浓的乡情……
程老，如今已70多岁的高龄，曾在黑龙江生活过30多年，曾任我省作家协会主席、文联副主席。回到久别的故乡，老人说更加感到城市的大气，东北人的旷达直爽，与其他的省会城市相比，绝对称得上是洋气十足的大家闺秀。
他说，哈尔滨的变化是由表及里的，当年他离开的时候，冰雪只是街边、公园里零星的堆砌，不成规模，而现在已成为全国路人皆知的一大胜景，索菲亚教堂由过去无人理睬，变成如今这珍贵的文化景观，不仅得到了修建、保护，而且成为战时哈尔滨历史建筑变迁、沿革的展厅。说到严肃文学的没落，程老说这是多元文化冲击下的必然趋势，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繁荣，文学作品必然也会多一些商品属性。
何镇邦：真英雄与假英雄
梁帅 本报记者 杨宁舒
何镇邦老师满头银发、儒雅可亲，生长在福建的他，对北方的冰雪情有独钟，此行他特意带来了相机，一个劲儿地说，要与冰雪“合影”。
作为资深评论家，何老一直笔耕不辍。何老说，当今文坛的软性题材太多了，许多人都沉浸在私人化的写作里，写些小小辛酸、小小情爱什么的。过去作家们写了一些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让人们反感了，所以现在一提到“革命英雄主义”，人们就认为是假大空的东西，而且过时了。实际上它过不过时呢？当然没有。美国的商业大片不也在歌颂英雄主义吗？动不动就是一个人不顾生命危险、凭借非凡的意志力、救了整个国家。大家不一样受感动吗？
最让何老看不惯的，是当今的影视文学把封建帝王作为“英雄人物”来书写，康熙、雍正、乾隆几位皇帝轮番登场，动不动就微服私访，解万民疾苦。众所周知，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像康熙这样的皇帝在历史上有他的作用和地位，但我们不能过于夸大和美化他，甚至宣扬封建王权至上。这里有一个分寸的问题，影视、媒体和作家都应该认真反思一下，谁才是文学应该书写的“英雄”。
杨匡满： “少年作家”现象不该提倡
本报记者 王敬
在众多参加笔会的诗人作家中，有一位老先生总是一脸笑眯眯的神情，它就是《中国作家》的常务副主编杨匡满。
杨老曾在1986年的时候来过哈尔滨，看过兆麟公园的冰灯，以后来哈尔滨便都是夏天了，他说哈尔滨在冰雪资源的开发中都找到了自己的优势。
作家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写作，当谈到如今少年作家现象时，杨老直言不讳，神情立刻严肃了。他说，可以有少年天才的钢琴家、可以有数学家，偏偏不该出现的便是“少年作家”，十几岁的孩子可以有一些带有天真的眼光的习作，但不可能有传世之作，因为他们体验生活的空间是有限的。创作的本质是对生命的体验，而在他们的年龄更多是童贞，少年作家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杨老说这片黑土地诞生的知名作家像王阿成、迟子建等无疑不是有深厚的生活积淀……
邱华栋：中产阶层出了问题
本报记者 赵宇清
采访邱华栋是从他下了火车去天鹅饭店的路上开始的。
邱华栋说，写文章对他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尤其是写自己喜欢的题材。他现在比较喜欢写中产阶层的生活和他们的心态。他所说的中产阶层是指有固定的年收入、有房、有车，生活宽裕能从容地养活一家老小的一群人。在大城市里，这个阶层的人越来越多。在今天这个年代知识有了价格，我们可以通过知识来换钱，过好日子。在北京有很多教授开着名车来上课，有的经济学家创办了自己的家族企业，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能操纵股票的涨跌。但物质生活的极大提高也令这群人的心态产生了变化。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也令欲望无限地膨胀，在欲望的驱使下，一道道道德的大堤被冲垮了。于是盲目模仿西方性解放时期的一夜情俱乐部、换妻游戏出现了，这一切表明中产阶层还没有形成正确的道德观。最近他写了一本书，叫《出了问题》，写的就是出现在中产阶层中间的种种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