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黑龙江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国外经济合作处的赵起超介绍：黑龙江省每年对外劳务输出大约5000人，一般合同期为2至3年。他们分布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但集中在亚洲，尤其是日本、韩国、俄罗斯、新加坡，南美洲、非洲和欧洲较少。收入比较高的工作，月薪能拿到几千美金，比如医生、工程师、厨师，但更多的是建筑工、机械工、缝纫工、渔工、畜牧工、林业工等，这些工作比较辛苦，收入也不高，但比起国内，肯定要高，海外务工人员年薪最低在6万元人民币，一般在10万左右，这也正是出国打工的吸引力所在。

    海外务工人员是怎样走出国门的？他们能如愿挣到很多钱吗？海外打工的生涯怎样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近日，带着诸多的疑问，记者走近海外打工者，去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

    8年打工路，归来泪千行

    朴凤花———刚刚从韩国打工归来。她说：“听说同乡在那边赚了大把的钞票，弟弟和妯娌先去的。后来全家东挪西借凑足了3万元钱，把我也弄出去了。我是以探亲的名义去的韩国，按规定只可以在韩国待3个月，以后的日子都属于非法滞留。”

    到韩国后，朴凤花通过一个远房亲戚找了一份在饭店刷盘子的工作，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工资近1万元人民币。“老板特别严厉，做错事的代价就是被毫不留情地炒掉。我每天干活都战战兢兢的，担心非法打工的身份暴露而被遣送回国。”虽然朴家在韩国有亲属，但大家都在为生存奔波劳碌，只能在节日里通过电话互相问候一下。繁重的工作之余，“同乡会”是打工者精神上的惟一慰藉，每逢佳节，思乡情浓，他们便聚在一起，隆重地庆祝一番，暂时排遣心灵的孤寂……

    “中国在韩国的务工人员一般都是从事比较简单的体力劳动，如生产加工、组装元件等，流水作业，劳动强度大，但权益有保障，一旦出现拖欠工资或工伤致残，都会由中介公司进行干预或理赔。但像我这样通过非法渠道出来打工的就很苦了，基本权益无法保障。”

    “吃苦遭罪都能忍受，最放心不下的是家里的两个儿子。”每次与家人通话，朴凤花都泣不成声，可“为了家，为了儿子将来上最好的学校”，她苦撑苦熬了整整8年。去年年末，朴凤花回国。当从儿子口中喊出那声略带生涩的“妈妈”时，朴凤花扑在孩子身上失声痛哭。“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会和孩子在一起。”

    如今，夫妻俩打算在哈尔滨市内买一处商品房，还不惜重金送两个儿子进了私立学校读书。

    苦干3年，他成了百万富翁

    1991年，李德范通过海外劳务公司，到韩国务农。妻子借探亲名义和他同行，在当地一家饭馆刷盘子。“一辈子的苦好像都在那几年里受完了。”为了节省开支，他们租住在最廉价的房子里。每天，两人拖着酸痛的身体回到住处时，已是精疲力尽，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有时干脆倒在床上就睡。第二天，还要硬撑着起来继续拼命，因为即使上班迟到1分钟都有可能被老板开除。李德范发现，酷暑时，四川凉席在韩国特别好卖，后来他打听到上货的地点，夫妻两人乘坐近1小时的地铁，步行2.5公里到了位于郊区的批发市场，背着重达75公斤的凉席回城里卖。很快他们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可李德范已经累得起不来了。在家躺上半天时间，身上贴满了风湿膏，他又撑着爬了起来……后来，夫妻俩花了2万多元买了一辆四轮推车，继续做生意。3年里，李德范和妻子夏天卖凉席，冬天做劳工，回国时已积攒了近百万元。回国后，两人在威海开了一家韩式餐馆，生意不错。李德范告诉记者：“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会让孩子也出去赚钱，但是不能再像我们那样卖苦力了，我要让他上大学，将来出国留学，然后在国外找工作，当个高级打工仔。”

    海外打工，大开眼界

    22岁的王梅从小便梦想周游世界，在一个多年好友的劝说下，她选择了阿联酋作为自己环游世界的第一站。1996年5月，王梅通过正规的劳务中介去了阿联酋，在那里主要从事服务行业。

    到了阿联酋后，王梅在一家连锁快餐店当服务员，每月底薪合成人民币1600元，吃住条件还算可以，但工作相当辛苦，一开始她还真不适应，但很快就习惯了。

    收入一般，工作辛苦，吸引王梅一直做下去的，是金钱以外的东西，那就是可以大开眼界。当地人举行婚礼派对时，都喜欢要快餐店提供食物，因此，王梅参加过阿联酋、印度、欧美人的婚礼不下几十次。据她说，阿联酋当地人相当有钱。有一次，当地的两个贵族成亲，公司负责提供派对上的食物。在派对上，她发现服务员都不是当地人，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婚礼总共预计花费6亿美金，新郎新娘飞到欧洲购买婚纱礼服、新婚用品自不用说，光烟花就放了几百万美元，服务员也是从欧洲专门高薪聘请的。婚礼上，上欧洲食物时，服务员全部穿着欧式服装；而上印度菜时，服务员又全部换上了传统的印度服装，让人眼花缭乱。小姐们的装束更是华美精致，价格不菲，真是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

    两年打工生活，让王梅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这对王梅来说是最大的收获。更为重要的是，如今的王梅已经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傻丫头”，变成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成熟女性，可以自如地和这个社会接触。勤劳朴实，换来尊严

    宋青，从小就是个很要强的姑娘，23岁时，去日本做劳工。她打工的那家公司是家为机械设备生产小配件的工厂，宋青和20多个中国姐妹在一条流水线上做装配工，年薪6万元人民币。她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吃饭、上厕所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十几个女孩住在简陋的集体宿舍里，没有电视，与外界几乎没有什么接触。“除了干活累点儿，生活还算可以。就是太想家了，但是没有人回去，毕竟在这里能赚到钱。日本人开始时瞧不起海外劳工，现在去的人多了，中国人和普通日本人的接触也多了起来，很多日本人对中国人也尊敬了。我们当中有个姐妹还找了一个日本对象，快要结婚了……”

    海外务工人员背井离乡，独自承受着那一份劳作的辛苦，难言的寂寞孤独，但他们仍坚持着……因为他们是父亲、丈夫、儿子；因为她们是母亲、妻子、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