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哈尔滨7月12日电 题:“结伴”高原728天——访黑龙江省首批援藏干部马里
王萌
黑龙江省首批援藏干部近期陆续回家了。从2002年7月初入藏至今,我省的援藏干部与雪域高原相伴度过了近两年的时光。两年中,他们经历了高原反应对意志的折磨,也享受到了忙碌工作带来的充实和藏族同胞真诚的友谊。回首刚刚过去的两年,援藏干部都充满感情。马里是他们中的一员,他说:“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回来了,刚刚到。”电话中,我省首批援藏干部、曾任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县委书记的马里声音中还带着疲惫。2002年7月初入藏,他已经在谢通门县工作了近两年的时间。今年7月7日,记者与他联系上时,他刚刚结束了援藏任务回到牡丹江市东宁县的家中。
“我已经过惯了高原的生活,回到黑龙江反而觉得有点不习惯。”马里解释道。援藏的干部都有这样的感觉,回到省内“角色”转变不过来,反而要适应一段时间。
入藏之前,马里是牡丹江市东宁县的县委常委、副县长。得知他回到东宁的消息后,这几天来看望他的好友和同事络绎不绝。掐指算来,这次援藏工作整整持续了728天。马里自认为两年的高原生活对他的外表改变不大,但在其他人的眼中,他满头乌发已经染上了些许白霜,同时,当年那个只有38岁的年轻干部已经跨进了不惑之年。
“两年时间对外表的改变毕竟有限,但是对精神的磨砺却足以让我受用终生。”马里说。他告诉记者,在高原上的工作虽然忙碌,但是让他真正感到了充实,“也许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因此,这段时间必定是我今生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上任之初遭遇“下马威”
2002年6月份,根据中央四次援藏工作会议的精神,有关部门在哈尔滨、大庆、牡丹江三个城市选拔援藏干部。牡丹江地区有二百多名干部报名。经过层层选拔,马里凭借着在东宁县三岔口朝鲜民族镇当过乡党委书记有领导经验的优势而幸运入选。7月2日,他和牡丹江地区的其他6名同志转机到达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供噶机场,他被自治区党委任命为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的县委书记。7月6日,陪同团的同志将他们送到了谢通门县,7名同志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上正式开始了援藏生活。
巍巍的雪山,茫茫的戈壁,青藏高原曾是多少人梦想的净土。但是真正长时间地在这里生活,却完全是另一种心情。汽车载着7个援藏干部在道路上行驶。说是路,其实就是河滩和山坡,汽车在上面颠簸蜗行,八十公里的距离走了四个半小时。透过汽车的玻璃窗,雪域高原给马里这个从未与西藏谋过面的黑龙江人的第一印象是荒凉。用他的话说,就是山多见不到树,水多见不到船。由于生存环境恶劣,高原上植被稀少,除了苔藓之外很难见到绿色。
陪同团的当地干部介绍,谢通门县的总面积是一万四千多平方公里,总人口四万多人。县域之内多是寸草不生的戈壁和石头山,上面覆盖了薄薄的一层土,只在山脚下存在零星适合耕种的土地。更为严重的是,这里是西藏自然灾害最为集中的地区,地震和泥石流轮番在这里肆虐。马里说,在谢通门他至少经历了6次地震。
几名援藏干部6日晚到达谢通门县城,7日就正式投入到工作当中。没想到14天后,当地恶劣的生态环境就给几个初来乍到的客人来了一个“下马威”。21日,通门乡暴发了罕见的泥石流,泥水夹杂着巨石从山上冲下来,民房一排排地在眼前被冲倒。顾不得高原反应,援藏干部马上抢险救灾、切断电路、疏散群众,救援工作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后半夜。事后统计,这次泥石流虽然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却没有一个人员伤亡。马里自豪地说:“初到西藏没有工作经验,但是第一次处理自然灾害我们却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征服高原先过身体关
“在高原工作,最难过的还是身体关。”马里说。谢通门县平均的海拔是4300米,县城所在地海拔也在4060米,空气的含氧量不到平原上的一半。在县城工作了几天,7名同志都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胸闷气短,随后又出现手脚干裂等症状。参加援藏的赵国海说,这种感觉要持续一个月,最多的要达到两三个月。
“最难以忍受的还是失眠。”马里说,由于高原反应连续几天睡不着觉,睁着眼睛一躺就是一夜,这是一种很恐怖的感觉。缓解高原反应也没有其他办法,马里说,只有自己给自己找事做,分散注意力。
过了身体关,还要过饮食关。据介绍,由于独特的地理条件,藏民不食用蔬菜,他们的主食是青稞,并食用生肉干来摄取体内必需的维生素。援藏干部来到高原,蔬菜的供应同样也不充足,只能吃藏族食品。马里说,他经常吃藏民的生肉干,谢通门县的县长多吉旺久还把生肉干作为礼物给他寄到了家里。
大家最喜欢食用的还是酥油茶,几乎人人必喝,成为了生活习惯。特别是春秋季节气候干燥,防止嘴唇干裂,酥油茶是必不可少的。
援藏干部进入之后,在县政府机关食堂的基础上建起了新式的餐厅,取消原先的小灶,每人每天交13元钱,实行自助餐。这一举措作为机关管理改革的新风尚还上了《西藏日报》。
最缺少的是时间
此次援藏,援藏干部们为谢通门县带去了1500万元的资金。马里说,这些钱真正是牡丹江人一分一分捐出来的。拿着这笔巨款,马里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可是到了当地后,他却发现需要改变的地方太多,这点钱真是杯水车薪。
据介绍,谢通门县在全地区的地位是人口较多、地域较大,在全地区分别排位在第四和第三。但是由于道路险峻交通不便,县城相对又比较闭塞。
援藏干部刚来到这里,全县城还没有一家像样的商店,县城里见不到楼房,没有像样的浴池,洗澡要到附近的温泉去。县域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农牧民的交易还停留在以羊肉换青稞、以青稞换羊肉的易货贸易阶段。
改变县城的面貌先从改变人的观念入手。2002年,一座网架结构的通门商城拔地而起,县城里第一次有了大型超市。建立了商店,现代贸易就有了载体,无形中老百姓的经济意识也增强了。
有了第一座大型商店后,居民们的公益意识也提高了,随后县里又筹建了第一座水冲式公共厕所,组织了第一支环卫队。说到建公厕,马里还讲了一个笑话。公厕刚建起来时,许多当地的小孩经常往里跑,开始大家不理解,时间长了人们才明白,厕所建得干净漂亮,小孩子经常进去捉迷藏。
谢通门县小学原先是一座危房,学生们住校晚上都睡在地板上。援藏干部来了之后重建了“完全小学”,建成后的小学校高大漂亮,有舒适的住宿环境和先进的教学设备。
针对谢通门县农业作物品种单一的现状,援藏干部为那里带去了高产的玉米,作为当地牲畜饲料麦秸和青稞的替代品。马里说:“引种之初,当地人还不相信能够成活,经过两年400多亩的试种,黑龙江的玉米终于在高原扎下了根。”他们还给谢通门县带来了黑龙江的杨树苗,到他们离开那里的时候,两万七千亩的杨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
“时间不够用。”这是几名援藏干部的共同感觉。马里说,刚到西藏时考虑到晚上会寂寞,所以,允许大家双休日时玩玩扑克。但是工作开展起来后,太多的事情等着处理,时间都被繁忙的工作填补得满满的,入藏两年他没摸过一次扑克牌。
离开了高原,马里仍十分留恋那里。他自己总结,遗憾多于成绩,感觉上许多工作还没处理完。马里说,谢通门县的道路险峻影响经济发展,如果再给他一段时间,他一定要把谢通门和日喀则地区中心城市的道路修起来。
援藏干部高原扶贫
马里与藏族小姑娘益旺拉姆的“父女亲缘”开始于2002年。当时,马里到县“完全小学”去走访,从学校那里他得知了益旺拉姆小姑娘的情况。据说,小姑娘家是当地的贫困户,除了能享受到国家的民族政策之外,小姑娘的日常生活成了问题。看着小女孩天真的大眼睛,马里决定资助她求学。此后,隔一段时间,他就给小姑娘寄去学费,并关心她的学业,益旺拉姆成了他“领养”的藏族女儿。
援藏干部们由益旺拉姆身上想到了更多贫困的藏胞,国家的援助毕竟是有限的,他们决定自己出资帮扶贫困户,出资最多的干部一次性拿出一万元。帮扶试点卡噶镇下角村用援藏干部资助的一万元买来了肉羊搞短期育肥,解决了暂时的困难。藏历新年,村民们把肉干和羊毛线送到了县委机关大院以示感谢。
马里说,两年当中,每名援藏干部都积攒了许多藏民亲手纺的毛线,“手工毛线虽然没有机织的匀称,但代表了藏胞的一片心意,我准备带回家后让爱人织一件毛衣穿在身上。”
“援藏干部为藏民带去了先进的农业技术,指导他们发展经济。而与藏胞接触的过程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也时刻在教育着我们。”马里说。
由于是游牧民族,藏胞普遍给人的感觉是粗犷豪放,而实际上他们的性格中也有害羞的一面。马里说,刚到西藏的时候许多藏民见到他们还躲躲闪闪的,这种害羞在熟悉了之后又演化为一种真诚。马里在高原上交了许多藏族的朋友,而最让他尊敬的是一个叫中扎西的29岁的年轻人。
中扎西是达那答乡的党委书记。工作当中马里就发现他虽然年轻,但工作办法多,办事效率高,而且对事业具有一种宝贵的献身精神。2003年,中扎西被任命为县委委员。按照惯例,作为县委书记的马里找到他谈话,“不到三十岁就进入县领导班子,前途远大,你对今后有没有什么打算?”没想到,中扎西认真地说,“我们全乡还有几十户贫困户,在我的任期内能让他们脱贫就是我最大的追求。”听了这话,马里竟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告诉记者,他以前听过无数次长篇大论的工作报告,但都没有中扎西这几句发自肺腑的话打动人心。有中扎西这样的好干部,西藏的未来充满着希望。
一百多条哈达,援藏的最大收获
“县城的街道变样了,经济发展也有了新思路,完成了援藏工作帮助当地经济由快速发展向跨越式发展的目标。”援藏干部赵国海说。据介绍,当地还注册了第一个商标“朗玛卡噶”,藏刀的生产改变了落后的经营方式,形成了公司加农户式的销售联合体。现在,在谢通门县城内制作藏刀的工匠是最富有的人。
对于当地的变化,老百姓看在眼里。他们对这群不远万里走上高原真心为当地经济提供服务的人产生了难以割舍的亲情。今年6月16日,是我省援藏干部离开当地的日子,就在这一刻上演了一幕群众自发上街送别的感人场面。
据马里介绍,15日,县里开了欢送大会,原定第二天一行七人就乘车离开县城。但可能是前一天的欢送大会走漏了消息,16日一早,几个人走出宿舍发现,近千名藏族群众已经聚集在县委大院和街道的两侧,自发地为他们送行。“扎西得勒”、“一路平安”当地的老百姓用汉藏两种语言表达着内心真挚的感情。干部们走下汽车,一路喝着青稞酒,脖子上挂着哈达,短短一公里的解放路,他们走了三个小时。
马里说,当时的情景只能用洒泪而别来形容,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哭,眼泪都落到了酒碗里。走出了县城,他已经不记得与多少人一起喝过青稞酒,但是数一下脖子上的哈达总共是一百多条。马里说:“这些白色的哈达是我此次援藏最大的收获。”
“4300米的高原是我人生海拔的顶点,”马里告诉记者,回到家里他仍然时时牵挂那座小县城,这是一种思乡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