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9月18日电 1931年9月18日，这个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的日子已经载入史册，日本帝国主义恶行也在国人的心中留下了烙印。“九·一八”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步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历史问题的确是中日之间不能也不应回避的重要的问题。中日站在“历史问题”的正反两面，一面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另一面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这意味着中日之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提醒日本，他们当初是如何偏离历史的轨道而走上侵略之路的，以免其重蹈覆辙———特别是目前，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对侵略战争的历史采取回避和否认责任的态度，正是中日历史问题的最主要症结所在；另一方面，历史问题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中国经过14年的顽强抵抗，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场战争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它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我们反思历史，应有一个重要目的———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自我警示。
步平说，回顾中日关系的历史是非常有必要的。中日两国之间曾经有过源远流长的友好往来。早在盛唐时期，善于向外学习的日本便把中国文化大量地移植了过去，包括中国的文字和儒家的思想。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日本的文字、和服以及茶道无不脱胎于中国文化，古都奈良甚至就是长安的一个缩影。日本历史上曾经相当落后，经过不断地向中国学习，政治、经济和文化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就和中国处于伯仲之间了。明治维新以后，他们把眼睛转向了更先进的欧洲，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经过这一次飞跃，把中国这个曾经的老师远远地甩在了后边。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又向亚洲其它国家包括日本开刀，把军舰开到了日本的港口，要求开门。此时，同样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中日两国虽然都在谋求国家的富强，改变被欺侮的局面，但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强调“脱亚入欧”，特别是在取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后，认为已经成为亚洲的领袖。其实，从中国与亚洲的许多国家的立场上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已经成为列强的一员，决不是什么亚洲的“领袖”。中国在近代也谋求自强，努力摆脱列强的政治压迫与经济掠夺。但是，中国的志士仁人的努力在帝国主义与国内封建势力的联合打击下一次次地失败了，而日本则是镇压中国革命的力量中最为凶恶的。1931年开始，中国的东三省先沦入日本之手，不久又因日本发动的全面的侵华战争而经历了全民族的深重的灾难。至二战结束前，日本的铁蹄踏破了亚洲大部分国家的国门，建立起了一个巨大面积的“大东亚共荣圈”，奴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亚洲国家的人民。
步平强调，回顾中国近现代史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由于日本确实比较早地摆脱了列强压迫并最先发展起来，所以中国的许多革命先驱、仁人志士也曾经认为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包括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曾经到日本留学，接受到进步思想的洗礼。他们受到日本抵抗西方列强的启发，意识到一个崛起的民族只要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就会有能力战胜列强，维护国土完整和民族的尊严。但是，“老师打学生”的残酷的事实，也使他们认识到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和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老一辈革命家从世界局势考虑，为了与“一衣带水”的日本建立世代友好的关系，结束冤冤相报永无休止的局面，正确地将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之间作出区分，在要求日本表示从战争中吸取教训，否定军国主义的前提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中国国家领导人通过不懈的努力发展两国关系的立场和态度，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的：“日本政府和领导人应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高度民主负责的态度，从维护中日友好、维护亚洲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处理好历史问题，把对那场战争表示的道歉和反省落实到行动上。”
目前，中日两国的民间都出现了不少对两国关系不利的情绪化表现。对中日关系现状进行评论，本来是很正常的，有不同的声音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关键是要看是一时的激愤之词，还是长期的理性思考；是出于个人好恶，还是国家利益；是着眼短期和局部利益，还是长远与全局利益。
历史问题、资源问题、台湾问题都对中日关系以极大的影响。不过，其中有些问题属于国家之间“正常”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的增多是国家之间交往增多，关系深入发展的结果，中日两国关系日趋密切同样会带来利益的冲突，不应该将正常的利益冲突置于历史阴影之下。国家交往的层面越深入，领域越宽广，相互间的冲突、矛盾就会越多。当然，日本一些右翼势力不承认侵略历史：如编写宣扬“皇国史观”的历史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政治家公开美化侵略历史和否认侵略的历史事实等，成为解决国家间的利益冲突的羁绊。
两国恢复邦交时，由于多年阻隔缺乏了解，彼此容易对对方产生好感。但是，随着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双方交流的增多，彼此的缺陷和弱点不可避免地同他们的优点一起显露出来，这自然也会影响到双方的亲近感。尽管现在表面看来中日间的关系因一系列矛盾、摩擦而陷入低谷，但一些经济摩擦和利益冲突的增多，正是中日关系在多层面，多领域发展的结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日关系日渐走出了双方拘谨、单一的接触格局，是两国关系日趋密切、成熟的表征。同时，这些冲突也反映了双方对彼此变化的不适应。今天，中日关系中原本被搁置的一些矛盾，随着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而逐渐显露出来。
在中日政治关系相对冷却的状态下，中日贸易却一路攀升，日本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曾长期是日本政府对外援助的最大的受惠国。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日双方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依赖性不断上升，双方共同的利益侧重点逐渐由共同的安全利益转向共同的经济利益，这实际上是中日关系实现质的飞跃的表现。
步平认为，经济上的互补，地理上的一衣带水，文化上的共同基础，以及共同面对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两国的共同利益应当远超过彼此之间的分歧，中日之间的障碍不是不可以逾越的。
但是，中日关系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如果日本政府坚守目前的立场和策略，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是难以成就的。日本的政治家需要超越常规的政治思维和传统心态，同中国政府一起努力，以建立起崭新的中日伙伴关系为目标。胡锦涛同志提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望。尽管当前中日关系面临诸多困难，但中方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方针没有改变，希望中日两国坚持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步平认为，对于中国而言，最核心、最根本的战略利益乃是和平崛起，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步平说，中日关系的发展可能要经过一段曲折得难以想象的道路，包括对国际形势与对方的重新的认识与思考，对对方实力的正确判断和心态的矫正的过程，也包括对自身利益和亚洲整体利益关系的深刻认知。作为双方的民众，需要建立自觉地尊重对方国格人格的意识，双方政治家则应高屋建瓴，排除干扰，破解难题。如果割断历史，中日友好就没有了根基；如果无视眼前，中日友好就没有了意义；如果不能放眼未来，就无法走出历史认识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