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桂兰做报告

　　

　　东北网11月9日电 题：崇高的事业无悔的追求

　　宁安市人民法院东京城人民法庭审判员金桂兰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今天，我的心情十分激动，能够来到首都北京，来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汇报我的思想和工作，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是1990年，从镇纪检部门主动要求转到宁安市人民法院东京城法庭工作的，虽然乡镇工作相对轻松一些，但法官是我崇尚的职业，运用法律武器为当事人排忧解难，为家乡百姓做实事是我朴素的追求。14年来，一路风雨、一路艰难，但我始终铭记自己的责任和誓言，那就是：要做一个上不愧党、下不愧民、内不愧心、老百姓满意的好法官。

　　刚到法庭时，我负责接待立案。接触的第一个当事人至今难忘，那是镜泊乡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他一推开办公室的门，便朝我吼道：“我家有事，你们管不管？”我见他火气很大，便连忙让座，并端给他一杯开水，心平气和地说：“大爷，您别急，有事坐下来慢慢说。”原来，老人是在种地问题上和儿子儿媳妇产生了分歧。老人想种玉米，儿媳妇非要种黄豆，两人争执起来。老人一怒之下来到法庭状告儿媳妇不孝。像这样的家庭纠纷是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可老大爷非要讨个“说法”，不然就要到县上去告状。老人的固执虽然无理，但我也没有简单了事，推出不管。我把老人的儿子儿媳找来，当面进行了批评，说服他们给老人赔礼。随后，我又对老人说：“大爷，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快，想种经济作物的想法也有道理，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经过一番劝导，对立开始化解，老人的火气渐渐消了，临走时拉着我的手说：“闺女，共产党就是讲公理，你说话真中听，以后大爷有事，还来找你！”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虽然调处的只是一起普通的家庭纠纷，但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解决了当事人自己解不开的问题，他们就会感受到真诚、温暖和关心，就会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我要尽心尽力办理每一起案件，真心诚意对待每一位当事人，用自己的行动自觉维护党员的声誉、法律的权威和法官的形象。

　　1996年深秋的一天早晨，年逾古稀的朝鲜族大娘李会善穿着单薄的衣裳，颤巍巍地来到法庭状告儿子。老人早年守寡，好不容易将丈夫前妻留下的两个儿子拉扯成人，想的是晚年有靠。但没想到因为种种原因，两个儿子都不尽赡养义务，自己吃了上顿没下顿，小病挺大病挨。万般无奈她找了政府、找妇联，最后在别人的指引下来到法庭。这时，大娘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听着她的倾诉，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赶快跑到街上买来包子和粥端到她面前：“放心吧大娘，有法庭做主，您不会没人管的。”大娘愣住了，颤抖的手拿起包子还没吃，眼泪就吧哒吧哒掉下来。之后，我搀着大娘来到车站，自己掏钱把她送上回家的车。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赶到大娘居住的村子就地审案。起初，两个儿子躲着不露面，好不容易叫来后，又异口同声推说生活困难，说老人自己不愿意随他们过日子。我看出他们的心思，耐心讲解法律，使他们明白了对继母同样也有赡养义务，认了错。达成赡养协议后，我考虑到两个儿子生活也确实比较困难，老人符合救济条件，就主动找到民政部门，给老人申请了一些救济。此后，我多次打听大娘的消息，来的人都说挺好的，我也就放心了。

　　第二年春节前的一天，李大娘忽然一身雪花出现在法庭。我以为又有了纠纷，赶紧扶她坐下。没想到她刚一坐下就拿出一条崭新的棉裤说：“闺女，这条棉裤是我做的，你常往乡下跑，穿上它挡挡风寒吧。”望着老人慈祥的目光、花白的头发和弯曲的腰身，再看看眼前一针一线缝制的棉裤，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母亲，眼泪直往上涌。多么朴实的老人啊！我只是尽了一份职责，做了一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可她却把我当成了亲人。面对这样的父老乡亲，我怎能不以公正的审判倾心回报呢！

　　法庭身处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线，“一日起诉讼,世代结冤仇”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因此，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案件，我都尽可能地去调解纠纷，化解矛盾。去年5月，镇上一位居民上门找民工干活，因为天黑一进门儿就掉进了房东修自来水挖的大坑里，在由谁承担治伤的2000元医药费问题上引起了纠纷。民工说坑是房东挖的，而房东说是那居民自己没敲门，不小心掉下去的，三方争执不下。派出所处理不下来，他们告到了法庭。开庭那天，原被告互不相让，话越说越难听，最后发展到对骂。虽然双方争执激烈，我还是希望调解结案。乡里乡亲的都住在一起，调解更有利于一方的和谐与稳定。为了避开冲突，我让原、被告先回去，然后拖着刚刚做完化疗的身体，上门看现场、宣传法律、劝说开导，但他们非常固执，怎么做工作也不行。有人说：“2000元钱的案子，值得你下那么大功夫吗？判了得了。”但我想，判决一下，这几家的积怨也就化不开了，很可能就此结仇，以后还不定生出什么事呢？不行，我还得试试。那个周末，我没有回牡丹江，又去了被告家。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前后八次反复做思想工作，三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两被告自动履行了赔偿义务。

　　人民法庭审理的大多是家长里短的案件。官司不在大小，纠纷不在难易，都影响一方稳定，涉及当事人切身利益。因此，大案小案我都一样用心去办，用公心、诚心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维护和谐。为了标的二、三百元的案件我曾经数次往返四、五十里地送达、开庭；为了一个普通的赔偿案件我曾经九次下乡，最终使双方握手言和。14年来，我跑遍了辖区的十里八乡，付出了很多辛苦，但每当看到当事人摆脱诉讼尴尬的笑脸和乡亲们信任的目光，我都感到事业的充实、人生的意义。

　　我的家乡就在法庭辖区之内，乡情、亲情、友情使我热爱和眷恋这块土地，但也使我的职业生涯更多了许多挑战。2003年3月的一天，一位要好的朋友来办公室找我，对我说：“桂兰，你审理的那起人身损害赔偿案的被告是我家的亲戚，对方也有责任，你能不能判他少赔点钱，就算我求你了，行吗？”听完朋友的恳求，我毫不犹豫地说“我俩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上学时，你妈也没少关照我，这些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我是法官，就得按法律办事。如果今天偏向你，明天有人求情再偏向他，还有谁信服法律呢？”朋友是个明白人，也了解我的性格，不再强求，但临走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你这人呀，太死性！”朋友说的不错，在法庭这么多年，我始终坚持生人、熟人一样对待，本地人外地人一样对待。哪怕是自己的亲戚也决不偏袒照顾。为这个，他们也有怨言，“桂兰的光，俺们是一点儿也沾不上啊！”想起这些，我心里也一阵阵发酸，特别是哥哥姐姐，对我这个妹妹没少照顾，这么多年，他们也因为纠纷找过我，但我从来没给他们帮过忙。我觉得法官只能服从法律，即使交往再深，人情再大，也不能亵渎法律的尊严。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最基层的法官，听老百姓痛骂腐败，心里也很难受，看到腐败现象，也十分痛恨。我虽然管不了别人，但我能管住自己。我当法官14年，也多次碰上过送钱送礼的，有的人还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但我从未喝过当事人一杯酒，拿过当事人一分钱，收过当事人一份儿礼。在党旗和天平面前，我做到了坦然无愧。

　　我深爱法庭这个岗位，深爱法官这个职业，但我也知道伴随我理想追求的是一条充满坎坷的路程。我先后因为阑尾炎、腹膜炎、乳腺癌、胆结石做过7次手术。确诊癌症时，医生曾断定我的生命也就是几年的时间。虽然我有些思想准备，但这消息还是让我一度掉进绝望的深渊，我不想死，我留恋生活，无限地珍爱生命。那时我刚刚40岁，生命的旅程才走过一半，读初中的儿子还没有充分体会到母爱，一直和自己过着“周末夫妻”的丈夫还没有很好感受到家庭的温馨，我挚爱的审判事业刚刚开始，我真的不想这么早的离开我的亲人，离开我的事业。每当想到这里，我都心悸难过得泪水长流。命运啊！你怎么对我就这么残酷呢！但我也总想事情不该是这样，也许是老天有意要考验我，那我就要打起精神、勇敢面对，活出生命的坚强。

　　就在医生为我做乳腺癌病理切片手术的当天下午，我就跟大夫请假，要陪一个当事人去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做鉴定。大夫批评我：“你不要命啦！”我央求大夫：“鉴定是我和当事人约好的，人家大老远赶来，我哪能不去呀！”陪护的丈夫知道犟不过我，帮我穿好衣服，搀扶着我打车到了市中级法院。病情稍微稳定，我又毅然决然回到了法庭，回到了审判一线。人民养育了我，党培养了我，我要珍惜生命的每一天，努力工作，多为人民群众做些有益的事情。

　　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真难。多次手术和化疗使我元气大伤，记忆减退，工作比以前吃力许多。对此领导和同志们十分关照，经常提醒我注意身体，把法庭附近的案子分给我。可我想既然干，就不能应付差事；既然在岗位上就不能像个病人。我克服各种困难，和往常一样送达、开庭，就连学习电脑也不落人后。虽然病魔像一道阴影，总伴随着我，但紧张的工作、温暖的集体，常常让我忘掉自己的疾病。当我迎着朝阳走在下乡办案的路上时，当我坐在庄严的国徽下裁度公平、行使权力时，当风烛残年的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接过靠它养命的赡养费时，当行将离异的夫妻重归于好、他们的孩子向我鞠躬致谢时，我心里都由衷地感到宽慰和自豪，浑身就充满了责任和力量。

　　2003年，厄运又一次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在一次体检中，丈夫被查出了膀胱癌。当我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差点休克过去，抱怨老天怎么这么不公平呀！震惊与悲痛之余，我们再次选择了坚强。为了各自钟爱的事业，为了孩子与亲人，我们都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携手并肩、相互鼓励，共度生死难关。

　　丈夫手术后，我尽可能地抽出时间照顾他，每次回家，我都要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陪他聊聊天、说说话。但由于工作的原因，丈夫每周一次的化疗都是由别人陪着去的。一个星期天，丈夫对我说：“桂兰，以前你做化疗，都是我陪着。这几天我真的很难受，你能不能请半天假，明天陪我去一次？”做化疗的痛苦我体会得最深，我多想替丈夫分担一点啊。可是，星期一我要开庭，当事人是从上海特意赶过来的。我心里非常矛盾，一边是重病的亲人，一边是急迫解决纠纷的当事人，怎么办？思来想去，我还是选择了后者。“明天，还是让同事陪你去吧，我真的离不开。”丈夫理解我，点了点头。坐在牡丹江开往东京城的火车上，我心里非常难受，眼泪在眼圈里一个劲地打转。我知道，重病的人多么渴望关爱。这些年来，丈夫为了支持我的工作，一个人苦苦地支撑着我们的家。他住院作手术时，我原本请了一周的假。可是刚刚3天，丈夫就催我：你工作挺忙的，身体又不好，回法庭去吧，我没事。现在，他张口要我陪，肯定难以忍受。可我怎么就拒绝了呢？但转念一想，当事人千里迢迢赶过来，奔的就是法庭和法官，我怎么能失信呢？丈夫是亲人，他会理解我，今后也还可以弥补。当事人一辈子可能就打这么一次官司，就与法官接触这么一次，我不能让他失望。我可以对不起自己，但不能对不起别人。这么一想，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回想我这半辈子，每当家庭与工作发生冲突时，我都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工作，我实在愧对丈夫与儿子。但我无怨无悔，这是党性、责任与良心的共同选择。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法官，我所作的都是应当做的，但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么多荣誉，这么多关怀和鼓励，我时时感到有一种不能承受之重。我要把每一份荣誉、每一份关怀都当作战胜各种困难的无穷动力，让有限的生命在崇高的追求中更加美丽。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