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12月24日电 连日来，《黑龙江晨报》连续报道了《齐市民工惨死北京同仁医院》的消息，社会各界反响强烈。许多读者认为，医院作为救死扶伤的机构，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将病人拒之门外。23日，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靳国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同仁医院的行为违背了职业道德，也触犯了法律。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说明我国的医疗机构在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出了严重偏差，有关部门应及时采取措施，举一反三，全面进行整治。

　　“王建民在北京同仁医院惨死是医院见死不救劣行的典型表现”，靳国君说，最近看《黑龙江晨报》连续报道了王建民惨死的消息，得知北京同仁医院不但见死不救，还在事发后严把口风，掩盖事实，封杀媒体，今天又提出向患者家属索要停尸费，医德败坏至极让人气愤不已。北京同仁医院见死不救是违法的。靳国君拿出国务院1994年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说，条例的第三条明文规定：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第三十一条明文规定：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靳国君指出，这其中的“应当”二字是法律用语，等同于“必须”，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也不存在商量余地。病人到医院时生命已经十分危险了，医院不给诊治，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应当负法律责任。如果进入司法程序，任何一个公正的法官都应当判处同仁医院违法。

　　靳国君列举了最近国内发生的一些“医院新闻”：安徽省宿州的一家医院给病人治疗白内障时发生了严重的医疗事故，9个病人的眼球被摘除；深圳等地的医疗机构又先后演出了“天价医药费”的荒唐闹剧。他说，这一系列事件在目前的医疗卫生系统中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目前我国的医疗机构本身就患有严重疾病，这个病的名称就叫“暴利”。前不久，一家媒体搞了一个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医疗被列为暴利行业的第二名。靳国君表示，这个调查结果真实地反映了民意。这些年来，救死扶伤的意义在医疗机构中已经淡化了，一切都要向“钱”看了，这是医疗事业商业化、市场化的必然结果，更是一些医疗机构过度商业化、市场化的一个显著标志。现在党中央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而一些医疗机构的做法和党中央的要求是完全错位的，他们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钱”为本！一些人把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责任全推到政府身上，这是不对的，看病难、看病贵，医德医风沦落，见死不救，不是政府的问题，是医疗行业的问题。因而，解决这个职业道德问题首先要解决行业不正之风问题、职业道德问题。当然，政府也要加强监督管理，解决监督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解决监督管理笼而统之、大而化之的问题。还有一些人认为看病难、看病贵、医德医风败落是“体制病”。靳国君认为，这不是“体制病”，是医疗机构的“慢性病”。在同一个体制下，为什么有的医院抢救急危患者，不计金钱不计损失呢？为什么还有许多医生为了救死扶伤，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呢？把问题推到体制上，谁都不用负责了，哪个问题也不要追究了，这行吗？各行各业的体制问题当然要在改革中逐步深化，但现在问题的症结是一些医疗机构造成的，是一些医疗卫生人员造成的，是人的问题。因而当务之急是要“治乱、治贵、治难”。抓住严重违法违纪违规的、群众意见大的反面典型，严肃处理，而不是“雷声大雨点稀、雨过地皮湿”。

　　医疗卫生事业是公益事业，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是如此定性的。既然是公益事业，就不能以赢利为目的。凡以赢利为目的，把医院变成牟利工具、追求金钱的场所，必然要出问题。靳国君强调，医疗机构不应该是发财者的乐园，而应该是患者的家园。现在，我国有48.9%的公民应该诊病而不诊，有29.6%的患者应该住院而不住，为什么呢？就是花不起钱。深刻分析了医疗现状之后，靳国君提出，现在要解决当前的医疗弊病最好的办法就是收支两条线。医院的收入全部上缴。靳国君认为，实践证明，医院自收自支弊病太多，这是导致病人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根本问题。自收自支是农业化社会管理的一个办法，在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中仍然使用这个办法就太落后了。一些有良知的医务工作者认为自收自支生产着损失浪费、生产着懒惰、生产着腐败、生产着犯罪。我省卫生部门已经明文禁止医生收入和科室挂钩，这是收支两条线的第一步棋，这步棋要走好，关键是一系列的措施落实下去，一些配套设施要跟上来，否则难以实现。“王建民惨死在北京同仁医院的悲剧不能再重演了！”在采访即将结束时，靳国君表示，对王建民惨死北京同仁医院这一事件，北京有关部门应当实事求是，“挥泪斩马谡”。掩盖起来、巧辩推托，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也影响了公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心，如果这次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在群众心中造成的负面影响永远都无法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