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6日星期一

　　“同仁”出尔反尔，报警阻挠既定尸检、北京媒体集体“失语”、目击证人受到威胁……在经历了这接二连三的蹊跷事件后，我深深地感到这件事已经陷入了一个纷乱复杂的境地，理顺各种关系，揭露事件的真相显得越发紧迫，而且也越发困难。证人能否在关键时刻说实话？几天来，我们一直发出这样的疑问。

　　今天一大早，我们来到北京火车站找到了都贵发。都贵发说，他已经听说医院和派出所正在四处找他，但是他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不会歪曲事实，一定要将他看到的实情讲出来。

　　在都贵发的带领下，我们又见到了迟俊清。他说，派出所已经找到他了，并问他向两名东北记者都说什么了，当时他把自己看到同仁医院把没钱看病的王建民拒之门外的事重申了一遍。好像看出了我们的担心，迟俊清说，你们放心吧，虽然我们这些打工仔没什么文化，也不懂什么大道理，但那些不仁不义、颠倒黑白的事情?熏俺们干不出来。站在一旁的都贵发紧接着说，如果遇上不认识的外乡人，俺们都会帮忙，更何况王建民是俺们东北老乡呢？眼前的这两位农民工兄弟的朴实话语，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也让我们为自己当初的“小心眼”产生一丝内疚。

　　正当我们与两名证人攀谈时，王建群打来电话说，他决定正式向同仁医院提出赔偿要求。他说，这个赔偿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同仁医院的做法让他们无法理解，更无法忍受。他们家属也商量好了，如果同仁医院还继续使用一些卑鄙的手段，他们会义无返顾地到法院起诉。王建群想跟我们和律师一起商量一下。随后，我们离开火车站赶到律师事务所。

　　当晚，我们在住处写稿时，北京一媒体记者找到我们说，他们也打算参与王建民死亡事件的报道，想向我们了解事情的进展。这让我们感到有些意外：这家媒体曾公开发表过该事件的报道，后来据说被“镇压”了，他们为什么再一次介入？我和泽宁巧妙地探听到了对方的底细：原来他们受到“压力”，要立即发表一篇与原来报道观点相反的稿件。

　　深夜12点，我们在将稿子全部传回正苦熬夜班的编辑手中后，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附近一昼夜营业的面馆吃饭。这时，泽宁告诉我，今天是她的生日。我们让饭店做了一个“小巧玲珑”的蛋糕，要了几个羊肉串插在蛋糕上，来庆祝这个没有家人、朋友的祝福，但与毛主席同日的特殊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