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星期一

　　今天是新年假期，北京市许多单位都休息。但我们的工作却不能因此中断，“王建民死亡”事件的报道进程更不能耽搁。王建群多次向我们表示，对同仁医院出尔反尔的做法十分愤慨，早已对其不抱任何幻想，只想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几天来，我们一直在关注“王建民死亡”事件的立案情况。

　　早上，我们满怀歉意，不得不再次打扰了正在休假的单律师，向他询问立案的准备情况。从单律师耐心细致的介绍中，我们得知，北京市法院的立案标准很高，王建民死亡案件还需要找到一些证据，事发当天的挂号票据就是其中一个。

　　不到9点钟，遇到难题的王建群再次找到我们。他说，迟俊清的手机一直打不通，希望我们能和他一起找迟俊清，因为迟俊清当时曾帮王建民挂号，手里应该有票据。于是，在2006年伊始，在举国欢庆新年之际，为了帮一个惨死他乡的农民工讨回说法，我们又和王建群一起来到了北京火车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大海捞针般地寻找迟俊清。

　　直到下午6点，在火车站寻找了七八个小时的我们，终于找到了刚刚回到候车室的迟俊清。正当王建群要松口气时，迟俊清却说，挂号的票据不在他手里，在一个叫“小西安”的农民工那里。但是，迟俊清不知道“小西安”最近在忙什么，这里的人已经十多天没看到他了。迟俊清的一席话，让我们马上联想到了初到北京时寻找都贵发时的情景，那种熟悉的失望、焦急的心情再次涌上心头。此时，双腿累得已经不停使唤的我们一下子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而一旁的王建群则又耷拉着脑袋蹲在墙角，抽起了旱烟。

　　肚子开始叫了起来，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又是七八个小时水米没打牙了。离开火车站，我和泽宁的情绪都很低落，彼此没有说话。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在灯火通明的街道上，干冷的寒风一下子吹得我们精神起来。看来，这个事件的报道注定要一波三折，不断有新的挑战和困难考验我们，但我们不会认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