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11月7日电   针对备受社会瞩目的“王建民死亡案件”，６日，我省一些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学研究专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同仁医院见死不救、对弱势群体的生命表现出的极度冷漠是道德沦丧的行为。“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医疗机构必须履行救死扶伤的天职。

　　

　　        漠视生命是道德沦丧

　　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导师王雅林说，齐齐哈尔农民工王建民因没钱治病被“同仁”拒之门外，最终惨死在医院厕所门前，这让社会上每一位有良知的人不寒而栗。北京同仁医院作为医疗机构本应承担着救死扶伤、关爱生命的社会责任，但却发生异化现象。“同仁”恃强凌弱，把赢利和金钱看得高于生命，对待弱势群体生命的态度极度冷漠，是一种严重违背社会责任的道德沦丧。

　　王雅林举例说，在非典时期，一些医护人员为了救治感染患者，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战斗在抢救第一线，这是他们对社会和人民群众作出的一种牺牲，同时也是社会对医务工作者的要求。试想，如果我国的医疗机构都与同仁医院一样以利益为第一目的，那么我们的社会和人民群众哪还会有安全感可言？建设和谐社会从何谈起？

　　    　法院软弱是违背法律

　　一直关注“王建民死亡案件”报道的省城市规划院研究员于少游说，医生——医治众生，给患者以生的希望，不让他们面对死亡的威胁——即使他们没有钱！而同仁医院的医生却未履行医生的天职。王建民的不幸遭遇除了体现以“同仁”为代表的医疗机构只顾经济利益，漠视生命的做法外，还反映了公安机关、法院等特权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软弱和不公正。公平、公正、公开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审理王建民案件时不仅严重违背法律的基本原则，还丧失了做人最基本的良心。一句“送错医院”让人们看到法官对弱势群体生命的麻木和蔑视。

　　于少游激动地说，同仁医院再多的推脱之辞、再狡诈的逃责之术都无法洗去金字招牌上王建民留下的斑斑血痕。希望王建民的死能给政府和社会以警示：但愿不久的将来，在全国每一所医院里都可以听到“生命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这句话。

　　

　    　强调效益忽视了公平

　　“王建民死亡案件集中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的一种嫌贫爱富的社会政策。”王雅林说，一些人在追求社会公平与效益的过程中，过多强调了效益而忽视了公平。而效益的代表者必然是掌握权财的强势者，因此就出现了少数人的利益得到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有人伸张，弱势群体保护的声音太弱。这起案件也给了政府和社会这个深刻的警示。

　　省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主任韩健鹏表示，人们之所以关注“王建民死在北京同仁医院”一事，并不是把王建民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来关注，而是将其所代表的那个群体联系在一起，即关注王建民所代表的贫困危重病人的救治问题及其维权路径。在整个社会中，“贫困危重病人”是个巨大的群体，他们不希望自己患病后的有效救治、利益诉求放在他人道德良知、被迫妥协这样具有偶然性的因素上去评判，而是期待在具有刚性的机制或者体制上得到有效体现。王建民的悲惨遭遇就足以说明，以同仁医院为代表的一些利益团体对公民生命权的极度漠视。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单位和个人在利益的驱使下，生命完全沦为货币符号，不惜一切手段，惟利是图，甚至泯灭人性。他们把身患重病的患者看作赚取人民币的对象。一旦这些人丧失了使用价值，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存在价值。

　　韩健鹏强调指出，王建民惨死北京同仁医院的案件是当前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突出体现的一种不和谐的现象。具体表现为，社会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缺乏很多方面的制度保障和急救措施。在我国，所有的制度、法律都在承担着保护人民群众的责任，都在为人民群众的安全、幸福服务。而这一切的落脚点，就是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证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生命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再也没有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了。因此同仁医院对王建民见死不救的做法就是对生命的漠视，其思想根源是缺乏岗位责任意识，本位主义金钱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