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兰许

教授，哈尔滨商业大学德强商务学院院长，原黑龙江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李庆章

农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东北农业大学校长。  井洋 摄

 

杨彬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除署名外均为蒋国红 摄

　　东北网6月25日电 从30年前的29：1，到今年的录取率超过80%，对大多数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学子，大学已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象牙之塔”。

　　社会对大学生的认知，也从“卧虎藏龙”，转化为“满城尽带黄金甲”。迈入大众化门槛的中国高等教育，正在进入一个“喜悦”伴着“阵痛”的特殊时期。人们充满着疑惑，也充满着憧憬。

　　中国崛起的车轮正在快速向前，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拐点的恢复高考，正在成为历史，而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或许正在以中国走上自主创新的一个起点的方式———向我们走来。

　　让更多的人上大学在缓解供需矛盾中寻求教育公平

　　统计数据显示，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平均水平在1997年即达61.1%，而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为17.8%。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在9.8%左右。

　　1999年，当高校扩招的大门豁然敞开之时，许多原本将与大学校园失之交臂的学生，重新点燃了希望。当越来越多的父母为自己的孩子迈进大学门槛喜极而泣之时，没有人会否认，高考无论给家庭还是个人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梦想。

　　然而，随着入学率提高，大学生，这个令人羡慕的光环似乎失去了往日的耀眼。甚至还有人质疑：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出现了过度发展的倾向？

　　李庆章：美国高等教育专家马丁·特罗上世纪30年代提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把高等教育发展划为三个阶段：毛入学率在15%以下，为英才(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在15%~50%之间，为大众化教育阶段；在50%以上，为普及教育阶段。实现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教育阶段转型，美国最早，1947年；日本紧随其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上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缓慢进入这一阶段。而我国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毛入学率年年攀升，2002年达到15%，去年增至22%，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但毛入学率要比发达国家落后近30年。

　　徐兰许：《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提出：只要学业合格，人人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1999年高校扩招的初衷，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家长的支付能力达到一定程度，舍得把钱投到孩子受教育上。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加剧，是高校当时扩招的背景。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扩招的积极作用远大于他的消极作用。

　　杨彬：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高等教育承担着为国家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历史使命。当今世界的竞争表面看是贸易战，其背后则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而归根到底是高等教育的竞争。高等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储备科技人才的职能，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教育对一国财富的增加具有决定作用。教育与人类的生产活动有联系，但教育并不是直接的生产活动本身。教育主要是通过提高人的智力水平来促进生产活动的。

　　李庆章：人力资源的开发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已经为历史所明证，发达国家无不从中受益。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大力开发人的能力，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人的能力开发则依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面对汹涌而来的知识经济大潮，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要更多高素质专门人才，这既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选择。

　　提升普遍就业能力走出期待与现实的冲突

　　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为115万，2003年第一批扩招本科生进入就业市场后，毕业生人数超过212万。到2006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增长到413万。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问题：就业难。

　　当一个家庭，把大量的甚至是全部的积蓄，和着他们的期望，投向也许是几代人梦想的大学，换回的竟是一个“毕业即失业”的苦涩的果。希望和现实之间的巨大的落差，究竟是因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难道真的“都是扩招惹的祸”？

　　徐兰许：就业难，是个社会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社会转型中面临的问题。不扩招，人到成年也要工作。只不过求职的期望值不同而已。扩招并没有增多求职人数，实现大众化高等教育后，人们的就业观也必须与其相适应。用精英教育的择业观来看待大众化教育时期的现状，势必会出现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反差。随着教育投资的增加，家长与大学生个人始终对毕业后的就业抱着高期望值，是一种客观存在。当这种高期望值与现实中的就业岗位或机会存在落差时，大学生就可能陷入难以就业的处境。

　　李庆章：事实上，小康社会建设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靠廉价劳动力粗放型经营不可能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即使把自学考试、成人教育等全部加上，也仅为15%，而同期韩国为71.69%，菲律宾为29.45%，泰国为31.92%。我国的大学生不是多了，而是还需要增加。目前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只是一种暂时的“假性”现象，是地区性和结构性的。根本原因不在“扩招”，而是传统的就业观念、就业制度以及高校部分学科专业与社会实际需求相脱节造成的。

　　杨彬：教育是给公民提供经济机会、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手段。教育不会直接改变个人命运，“教育创造机会，知识改变命运。”大学教育的核心是提升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精神品位，虽不能把所有的学生培养成思想家，但要通过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播培养大学生独立的思考、判断和选择能力。国家可以满足国民受教育的需求，却不大可能满足国民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需求；国家办教育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而一部分受教育者则简单地视高等教育为谋生手段。大学生过高的职业期待同样造成了就业难。

　　重新定位教育目标实现规模与质量的辩证统一

　　随着每年几百万大学毕业生涌向社会，百人竞一岗屡见不鲜，但同时，在一些对创新能力有较高要求的专业技术岗位，一将难求也是事实。高校扩招，作为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拐点，人们的质疑一直不绝于耳：教育资源像大饼一样被摊薄后，是否严重地影响质量？高等教育入口的门槛降低了，是否带来教育质量的“缩水”？

　　“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人们当然不会忘记清华大学著名校长梅贻琦80多年前的“大师论”。然而发展机遇的历史偶然，更多的时候并没有给我们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的思考和选择，正如中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在城市，核心是工业化，而它的起点却恰恰是在农村。

　　杨彬：质量是扩招后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里既有学生的因素，也有高校自身的问题。应该承认不同基础的学生，在学习能力和兴趣上确实存在差别。有一些被“扩”进来的大学生，抱着混日子的想法，学习效果可想而知，以至大学生质量不合用人单位胃口，无法满足社会用人需求。扩招后高校普遍面临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高校既要有“大楼”，还要有“大师”。而一个优秀教师的培养需要一个经验积累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李庆章：应当客观辩证地看待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和质量的矛盾，在现有招生规模和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切实把工作重点放到提高教育质量上来。对高校来说，规模扩大既是提升质量的一项内容，又是一次重要机遇。扩招后，我们注重创新教育理念，改变过去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舍得投入资金成立十几个创新基地，鼓励创新实验，培养具有创新素质的各类人才。在专业结构上适时调整，增加乳品工程、水产养殖、农村区域发展、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等新专业20多个。可以说，质量并没有因扩招而滑坡，反而因更加突出了办学特色，而受到用人单位、学生、家长的充分认可。

　　徐兰许：高等教育大众化既包含量的增长，又包含着质的变化。高等教育规模逐年扩大，给更多的人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国民的综合素质提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质量是在一定的规模保证之下得以实现的，没有规模就谈不上质量。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向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转变，不只是毛入学率的提高，而是与之相适应的高等教育的观念、功能、学校类型与规模、质量标准、入学与选拔方式、教育内容和学科专业设置、教学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全方位变革。近几年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国家财力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扩招的拉动，办学条件、基础设施、教学理念等软硬件得到了跨越式发展，都是办学质量的重要保障。

　　杨彬：“门槛”降低并不能说明质量下降。规模与质量的矛盾来自人们对高等教育功能的不切实际的认识。一是人的成长和成材渠道是多样和多元的，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达到成材的目的，这只是一个途径，并非唯一；二是高等教育并非万能，扩招只不过是给更多人提供了机会，给原本在精英化高等教育时代没有机会的人一个机会。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的教育质量，也不可能把非精英都变成精英。把没有文化的人变成多少有一点文化的人，把没有技能的人变成有一点技能的人，把完全依赖父母社会的人变成自食其力的人，把惹是生非的人变成遵纪守法的人。这应是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目标。

　　破解结构性矛盾多元质量观下实行分层教育

　　市场对产品来说，总是最有发言权的。不论怎样扩招，总有一些学校一些专业的学生供不应求，而另一部分人，则要在惨烈竞争中一再降低自己的就业定位。在大众化教育的天空下，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的就业不同程度面临学历相对岗位的下移。

　　也许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第一，但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成为第一。当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走进或走出大学校门的人都应该成为精英？答案不言自明。家长们的“圣贤期待”，社会上的“精英要求”，似乎并没有真正明白大众化教育的本义。

　　杨彬：我们的高等教育仅仅在数量上逼近大众化的水准，但教育本身的结构并没有发生相应的转变。例如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培养目标，人才培养的规格等等，没有实现与社会需求的接轨。社会需要大量的普通劳动者，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实用型人才，而我们的学校还是基础型、理论型、知识型的人才培养模式。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学生拥有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但社会暂时不认可，用人单位追求眼前利益，因此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往往受到聘用单位的欢迎。因此，一些高等学校也应该向职业教育方向发展。

　　李庆章：从整个教育体系来说，构建当今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结构应由大众化高等教育和精英高等教育共同完成，大众化教育和精英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轮子，两者同时并存、并行不悖。形象点说，大众化高等教育体系本身是塔型结构，精英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是塔之尖顶。它们相互并不排斥，各有不同的功能和任务，互相补充，各有特色，各有定位，各有不同的社会服务对象，构成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格局。没有广泛的大众化教育，无法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没有高质量的精英教育，国家的管理和科学技术发展便后继无人。因此，科学合理地定位高等学校类型，实行分层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根据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分为研究型、教学科研型、教学型和应用型不同类型。而应用型(高职高专)应占50%，履行应用性、技能性人才培养职能，培养高素质劳动者。

　　徐兰许：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发展多元化、多层次，教育也必然是多元化、多层次。尤其是对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更为重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民办高校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扩招后，民办高教得到了快速发展。全国已有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600多所，在校生近300万人。民办高教已成为我国多元化、多层次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国家教育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有效吸收了社会资金和社会中的优质教育资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几百万的人力资源。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说：“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实现目标，必须面对和解决一个基本矛盾：人民群众对教育特别是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与教育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这个基本的矛盾，在高等教育中同样明显。不是教育的过剩，而是教育资源和投入的不足。

　　“先有哈佛，而后有美利坚。”教育于国，其重如斯。“教育的贫穷落后是不能翻身的贫穷落后。”中国有幸，民生有幸。只是教育的发展，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