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网9月4日电“这是我儿子的命钱，是我们全家人两年的心血啊！”王建民的父亲王景贤颤抖着双手接过他从未见过、更没有机会见到的18万元钱时，一下子跪在了地上，失声痛哭。
拖了近两年、备受社会各界瞩目的齐齐哈尔农民工王建民惨死北京同仁医院一案，终于尘埃落定。经过法院十余次调解，王建民家属与同仁医院签订“和解协议”，在“同意向法院申请撤诉”、“不向媒体等其他第三方透露协议内容”以及“无任何其它争议”等条件下，拿到了同仁医院“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付的“补偿金”18万元。
鲜活生命悲惨死去
2005年12月13日22时许，北京最冷的那个冬夜，来自齐齐哈尔的农民工王建民，在北京同仁医院冰冷的走廊里苦苦挣扎了数十个小时后，带着对亲人们的无限牵挂和对生活的无比眷恋，凄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2005年12月11日24时左右，王建民被送到北京同仁医院。因拿不出5元钱挂号，医生拒绝为其施救，遭受病痛折磨的王建民被人搀扶着离开医院。
10个多小时后，王建民再次被送到了同仁医院。这次他疼得比上次更厉害，满地打滚。医生见状却称“患者没有生命危险，有钱才能抢救”。
12月13日19时30分，王躺担架车上不停地喊“疼！救命！”，大口大口地吐着黑血，走廊的墙壁喷溅上斑斑血迹。此时同仁医院的工作人员却将王推到一楼男厕门口。22时许，被疼痛折磨了40多个小时的王建民悲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一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以“仁爱当先、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北京同仁医院里。
此后，面对王建民家属讨要公道，同仁医院一会儿召开“新闻发布会”，一会儿提出尸检，一会儿又向公安机关报案，一会儿又要和死者家属“和解”，前提是必须签订“保密协议”……
近两年来，王建民的家人在
饱尝失去亲人的痛苦后又遭受着巨大的心理折磨和经济损失。
官司跑起“马拉松”
面对强大的同仁医院，王建民的家人——黑龙江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勇敢地承担起了为死去的亲人讨个说法的责任。
在众多好心人和家乡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几经周折，2006年1月5日，王建民的哥哥王建群委托律师终于将同仁医院告上法庭，索赔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47.8万余元。
2006年3月28日，在众人的期盼下，法院首次开庭公开审理了王建民死亡案件。可庭审一波三折，令人始料不及的“意外”一个接着一个地降临在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先是6个旁听席位均被神秘包揽，王建群等家属无法进入法庭；接着，混入法庭的北京某媒体记者遭到坐在旁听席上的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助理田剑指责，并被法警“请出”；紧接着，王建民之死的重要证人迟俊清为原被告双方提供了互相矛盾的两份证词。四个多小时的庭审，同仁医院始终坚持“不承担任何责任，但可以拿出几万元钱当作补偿”。
“同仁”的态度激怒了老实巴交的王建群：“不能让弟弟就这样白白死去，说什么也要讨个说法。”当时死者家属预计，法院将在三个月内对此案进行宣判。
王建群又在痛苦和等待中煎熬了100个日日夜夜。然而，事情依旧没有按照他想像的那样如期进行。
2006年10月30日，距第一次开庭半年多后，法院第二次公开审理了王建民死亡案件。沉寂许久的法院首次表明态度：王建民不应被送到同仁医院救治，而应送往弱势群体的定点救治机构。同仁医院代表称，鉴于死者家庭困难，出于“人道主义”，补偿10万元。这一次，经历无数次挫折和打击历练的王建群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冲动，他将愤怒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但仍然坚持了“要个说法，讨个公道”的态度。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王建群都没有收到来自法院的任何消息。
直到今年4月中旬，法院调解的通知让一直在黑暗中彷徨的王建群再次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此后近三个月里，法院调解了七八次，“同仁”“不负任何责任、只作适当补偿”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很明确。面对重重压力，身心疲惫的王建群不得不一步一步地退让，从47.8万元的经济“赔偿”终于被逼到了18万元的经济“补偿”，怀着无奈与悲愤签下了和解协议。
接受“补偿”黯然返乡
从开始的47.8万元到最后的18万元；从最初“见死不救的赔偿”到结束时“出于人道主义的补偿”，这些都是王建群这个中国最普通的农民家庭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如今拿到18万元钱的王建群除了偿还债务、支付律师费外，还要支付3万多元的停尸费。这个曾经虽清贫但幸福的农民家庭，在向“同仁”讨要公道的较量中，变得支离破碎，一家人不论在经济上、身体上、心理上、精力上，都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了给惨死的弟弟讨公道，王建群——一个从未踏出家乡半步的农民，卖掉了房子和土地、撇下高堂幼子，背井离乡到北京打官司。小学还没毕业的王建群在经历亲人突然去世的打击后，在向“同仁”讨公道的过程中，不得不学习更多的东西。处在人生最痛苦、最难熬时刻的王建群被逼得走投无路，甚至一度想到了死。可为了让弟弟能够瞑目，他只有硬着头皮去面对着自己人生的一个又一个“第一次”，咬紧牙关坚持着。
在齐齐哈尔市的农村，王建群年迈体弱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这两年一直靠亲戚的救济生活。为了还债，他们原先住的房子卖了，借住在村里提供的草房里。由于没钱上学，王建群14岁的大女儿辍学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6岁的小女儿感染上了疱疹长期不愈……
王建群说，他和父亲打算回家种地，拿着剩下的钱给母亲看病，让孩子读上书。
8月30日清晨，王建群父子专程从北京赶到哈尔滨，感谢一路支撑他们走过来的人们……
望着王建群父子远去的背影，记者的心中不由得一阵酸楚……
背后的无奈与欣慰
□ 刘鹏
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不知流了多少委屈的泪水，不知什么时候起白发已浸染双鬓，王建群，这个来自黑龙江农村的老实的庄稼汉子，在与全国闻名、财大气粗的北京同仁医院顽强地打了近2年的官司后，终于为惨死在同仁医院厕所旁的弟弟王建民讨回了一个迟到的“说法”。尽管该案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尽管同仁医院的“见死不救”备受指责，但在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多达10余次的“调解”下，同仁医院最终以“人道主义”的“高姿态”掏出了18万。一切“摆平”了——“当事人同意向法院申请撤诉”、“不向媒体等其他第三方透露协议内容”……一连串的“不得”，王家人都无奈接受了。同仁医院这种趾高气扬的“施舍”，令人怒不可遏，但对于贫困潦倒的王建群一家来说，他们已经没有权利说“不”——面对“同仁”的嚣张跋扈、法院的“苦口婆心”，连声叹息之后，只能选择无奈接受！否则，王家可能会为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付出更大代价：“胳膊怎能拧过大腿？”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积极响应政府“跃出农门天地宽”的号召，带着勤劳致富的梦想来到首都北京，本打算依靠双手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但身无分文的王建民没有想到，他最终还是因为兜里没有钱而惨死在北京同仁医院，一个以“仁爱当先、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北京同仁医院。这种带血的“黑色幽默”令人不寒而栗！透过历时近两年的“王建民惨死同仁医院”事件，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很多东西。
农民工，往往是城市最为弱势的群体。他们可能因欠缺一定的谋生技能而从事着最苦最累的工作，拿着最低廉的薪水。而比起处境的艰辛和物质的贫乏，农民工在福利保障方面的贫困更令人担忧：一场重病，就足以把他们逼入绝境，乃至摧毁一个家庭。我们应该认识到，善待农民工，不是城市人在施恩，更不能理解成对弱者的一种同情和怜悯，而是城市政府应该担当的一种道义责任。农民工从乡村来到城市，的确是想为自己生活得更好一些，这没错。但事实上，他们同时也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无法取代的贡献，已经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分子，理应获得尊重，理应享受他们应有的市民权益。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许多城市特别是一些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并未对农民工表现出起码的善意！譬如对“血汗工厂”的放任和无视，给外来农民工设置诸多门槛……凡此种种，都在拷问着城市人的良知。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三农”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惠农政策。应该说，目前各级各地政府就农民工进城在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农民工工资支付及社会保障、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求助法律援助等方面，已出台了不少好政策。更加值得欣喜的是，这些好政策在多数地方已经得到了很好落实。原因很简单，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农民工的作用与地位都不可替代。
另外从社会发展来看，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农民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融入城市文明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必须拿出善待、包容农民工的品格，我们的社会才能变得更加和谐，我们朝思暮想的“现代化”才不会成为“空中楼阁”。
王建民之死，并非轻如鸿毛，那重击的警钟声一直在敲打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人们的心灵。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高强在“王建民事件”发生不久便出面强调，坚决杜绝公立医院“见死不救”……或许，今后更多的王建民们，还会带来更多的惠民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