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包”者云集绥芬河火车站。周丽娟摄

　　王俊平作

　　东北网4月15日讯 20世纪80年代，共和国面向俄罗斯(前苏联)重新打开国门，开启了一个沿边开放的伟大时代。

　　此举，终结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共饮一江水，两岸不往来”的灰色历史，中俄经济贸易的大幕徐徐拉开，同时，易货风暴引发了思想解放的头脑风暴……

　　国门重开，黑龙江商潮汹涌，惊涛拍岸。潮起潮落间，我们懂得了依靠诚信赢得市场的真谛。

　　国门重开，凭借地缘优势，我们南联北开，引发“穿堂风”效应，不仅唤来东南沿海温润的风，也汇聚了东南亚的热风。从此，黑龙江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了黑龙江。

　　国门重开，我们冲出死角，踏上了兴边、富民、强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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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叩门，重启冰封二十年的商贸航程。国门打开，封闭了二十几年的黑龙江豁然开朗，往日沉寂的东北角一夜之间变成了畅通的欧亚大陆桥。黑龙江人由此闯出一条路，这条路通向前苏联，通向韩国、日本，通向东南亚，通向欧洲和美洲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的最北端，虽然有3000多公里边境线，但是边境线那边的国家只有一个——前苏联。当两国的关系处在蜜月期时，黑龙江省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老大哥”的经济技术援助优先到达黑龙江，黑龙江省也一度成为全国经济的热点地区；当双方关系降到冰点后，黑龙江省也是首当其冲。随着对方技术和资金的撤走，黑龙江的经济脚步迅速减慢，二十几年后，黑龙江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

　　绥芬河，中苏东部边境的一个小城，因中东铁路绥滨线起点而闻名。20世纪20年代，绥芬河繁华一时，人口从几千迅速膨胀到6万，18个国家在此设立商号和办事机构，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境商都”。就是这样一个国际商贸中心，在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候，绥芬河变成了东宁县的一个人民公社，人口只剩一万多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前苏联关系出现松动迹象。1984年，一位国家领导人来到绥芬河，讲了类似这样的话：两国关系迟早要改善，绥芬河可以做些“以下促上，促进开放”的事情，在对外开放上绥芬河和海南岛争取做到“南海北绥，两翼齐飞”。

　　在这次指示和鼓励下，绥芬河人酝酿了一次试探性的外交活动。1986年9月，绥芬河市以地方友好协会的名义向对面的波格拉尼齐内区送去了1000斤西瓜。令人欣喜的是，对方不仅欣然接受，而且将此作为两国友好的象征。

　　当时作为绥芬河友好协会的会长，李恩泰亲历了“西瓜外交”的整个过程。 “外事无小事，有事就通天。当时我们没有请示外交部门，这是犯大忌的。毫不夸张地讲，这次活动我们是冒了政治风险的。”但实践证明，正是这次犯大忌的“西瓜外交”，开启了中苏冰封二十几年的航程。

　　1987年10月28日，滨海边疆区波格拉尼齐内区，前苏联地方代表罗仁克和中国地方代表纪庆福签订了《中国绥芬河市与苏联波格拉尼齐内区关于开展以货易货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协议》，双方达成了52.9亿瑞士法郎的易货协议。

　　从此以后，沉寂了多年的两国边境迅速热闹起来，一个个口岸相继开通，一群群洋人走进来，一包包货物运出去。双方用生硬的语言和手势交流着，谈论着，就像多年未见的朋友，熟悉而又陌生，兴奋而又紧张。在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之后，边境由热闹而喧嚣，1993年，双方的交往和边境贸易达到一个高峰。

　　国门的打开，使封闭了二十几年的黑龙江豁然开朗，往日封闭的东北角一夜之间变成了畅通的欧亚大陆桥。黑龙江人由此闯出一条路，这条路通向前苏联，通向韩国、日本，通向东南亚，通向欧洲和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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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换木材，服装换化肥，成为中国与前苏联恢复友好后我省第一批边境贸易。此举瞬间点燃了全民参与边贸的热情。美丽的黑龙江上穿梭着两国的货轮，漫长的边境线上活跃着“倒包”者的身影，双方用最原始的易货方式，创造着一个个贸易神话

　　当600吨中国马铃薯跨过同江口岸，它们换回了7000立方米造纸木材。中国人看着木材笑了。对方看着他们急需的马铃薯，也笑了。

　　那是1987年。中国与前苏联两国门户洞开。以土豆换木材，用西瓜换化肥，成为两国关系恢复友好后，我省第一批对前苏联的边境贸易。在当时，这批贸易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它在瞬间点燃了全民参与边贸的热情。美丽的黑龙江上穿梭着两国的货轮，漫长的边境线上活跃着“倒包”者的身影。

　　20余年过去了。当年的同江市口岸办副主任侯国桥已是76岁的老人。在以土豆换木材的生意中，他冲锋在前。尽管现在头发已经花白，但忆及当年往事，侯国桥老人依然谈笑风生。听者则从他身上感受到了当年“金戈铁马”的豪情。

　　老人至今还记得，1986年6月10日，当前苏联第一艘货轮驶入同江港时，他的心中充满了兴奋、好奇，甚至还有一丝紧张。在与对方的交谈中，他居然不敢随便说话。在当时，老人尚未意识到，随着这艘船的驶入，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或许是尘封得太久，开放的大门一经打开，则势如破竹。南来北往的客商涌向祖国东北角的边境线。甚至普通百姓也涌向了那里，寻找合适的商机。刚刚开放的口岸还未来得及做好准备，一夜间骤增的人群使得衣食住行都成了难题。现任同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树林说，几十年不相往来，在门户打开之初，难免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无奈之下，他们将客商领到家里吃住。

　　古老的黑龙江承载起现代社会商品交换的重任。中国的轻工产品、农副产品、机电产品走出去，对方的化肥、木材、钢材运进来。侯国桥老人用“货换货，两头热”来形容当时人们对商品交换的热衷。最简单的民间贸易也在进行着：一盒泡泡糖换一块毛料布，一双旅游鞋换一条银项链。现在看来，这几乎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事实。然而，在那段时期，两国却用最原始的易货方式，创造了一个现代版的贸易神话。

　　这一时期的商品交换，很难用商品的真实价格来衡量其合理性。甚至交换的方式也是最原始的——易货贸易。然而，它却符合了一条最简单的市场经济规律：两国资源结构、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使双方互相投入了最大的热情。在这场交易中，无所谓亏盈，因为，“需要就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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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绥芬河61名农民作为农业专家到前苏联种菜，这是两国恢复边贸后的第一个劳务合作项目。现在，在俄罗斯边境地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建筑工地，还是牧场农田，都能看到中国劳务人员的身影，其中不少精英已从建筑工人变成建筑商，从普通农民成长为“农场主”

　　早在1988年，绥芬河对前苏联劳务输出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波格拉尼奇内签订了第一个合作项目，派遣61名农民过境种菜。也在那一年，绥芬河向波格拉尼奇内派了三支建筑队。

　　现在，在东宁县，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在中俄边境两侧过着“候鸟”生活——春耕之前，他们过境从事辛劳的种植、养殖等各业；秋收之后，他们回来享受清闲而富足的幸福时光。

　　封瑞霞就是这群“候鸟”中的一个。2008年3月20日，当记者在东宁县城内一家农杂商店前遇到她时，她正在买农药。这位现年52岁的中年妇女看上去十分干练，且有生意人那种特有的刻意低调。

　　封瑞霞是东宁县东宁镇菜一村农民，家有夫妻二人和两个儿子。在东宁县口岸开通不久，很有经商头脑的她便与人合伙，做起从牡丹江向乌苏里斯克贩运水果蔬菜的生意。后来，她和合伙人分家单干。近年来，由于很多人到俄罗斯承包土地种植果菜，那边较低的成本和价格使她家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最终，她家也选择了到那边去种地。到今年，她家的种植规模已达十多个大棚另加二十余公顷大田，总投入已达一百多万元。

　　封瑞霞告诉记者，她丈夫和儿子早在今年2月初就过境了，她在购完农药等农资材料和招雇18个帮手后，也将奔赴乌苏里斯克和家人会合。

　　东宁县农委副主任秦海玲告诉记者，据初步统计，在东宁像封瑞霞这样的“候鸟”农民已达1.3万，约占该县农村劳动力的两成左右。此外，这些农民还从本县和外市县招用了大批农民为他们打工。近年来，他们每年赚回的劳务收入都过亿元。对俄劳务输出，已成为该县农民增收致富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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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了封闭世界到开放世界的慌乱后，人们蓦然发现，边境线的那一侧，是如此广阔的市场。人们的视野开阔了，思想也跟着前行。边境口岸悄然迎来“经理时代”，大小公司数不胜数。观念改变，由易货“风暴”引发的头脑“风暴”成为沿边发展的强劲动力

　　曾经，离开自己的户口所在地去另一个地方，要到主管部门开具介绍信，目的地的有关部门也会随时查对这些证件。绥芬河等边境地区，还要到有关部门办理边境临时居民证，做小买卖也是被严格禁止的。

　　一个外地人要到绥芬河办事，则须经过多重手续办理边境通行证，甚至比现在办出国手续还要难。

　　这种状况直到1987年才有所改变。当年的1月1日起，绥芬河市取消查验边境居民证和边境通行证。自此，人们可以自由出入绥芬河了。

　　第二年，绥芬河市市长纪庆福在哈尔滨举行口岸对外开放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十条经商优惠政策以吸引全省乃至全国的各界人士到绥芬河创业。封闭经年的绥芬河羞答答地向人们频频招手。也正是从那时起，大批怀揣淘金梦的外来人如潮水般涌进绥芬河。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曾做过省贸促会会长、现任省政协经委主任的纪庆福告诉记者，虽然当时对外对内的大门均已打开，但是还有很多“规矩”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其中，最主要的是只有很少几个国有企业享有外贸经营权，最具活力的私营企业被排除在外。眼看着有钱赚但是不得其门而入，急坏了来此淘金的人们。于是“承包”、“挂靠”等经营形式先后出现，众多公司也纷纷以省对外贸易总公司及其分公司的名义从事贸易。这种现象后来被戏称作“一个身份众人用，一顶帽子大家戴”。

　　1992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绥芬河市为沿边开放口岸，并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在这些政策中，既有对外贸易经营权向各种所有制企业开放的内容，也有出国护照的审批权下放绥芬河的内容。而后者对做外贸的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做外贸必然有人出入境，在此之前，办理护照要经过国家、省里和牡丹江市里的层层审批，整个过程漫长而又耗神。审批权的下放，意味着出国更加容易了，做生意的成本更低了。

　　束缚解除，活力迸发。时任市外办主任、现已退休在家的李恩泰，在他的书中记录了当时绥芬河人的经商热：人们最急切要学习的也只有一个：俄语；人们最想做的事也只有一件：开公司。

　　到1992年年末，据有关部门统计，绥芬河已有1000多家外贸公司和1200多家内贸公司，另有4000多家个体户。当时有人戏称，如果不经意间在大街上扔块石头，肯定能砸到一位公司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