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汉圭：1940年生人，现任韩国21世纪韩中交流协会会长兼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曾任韩国民主自由党总统秘书室长。
东北网11月12日讯 在解决工农业发展失衡及城乡差别问题方面，有一个国家的一场运动，曾为世所公认。那就是始自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的“新村运动”：改革农业、改变农村、改造农民的运动。
这场运动给韩国带来巨大变化：原来农业人口近80%，城乡贫富差距悬殊；如今农业人口仅为8%，城乡收入比例为1：0.85。其成就和经验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肯定，更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先后有100多个国家的1.3万余人到韩国取经。我国大多省份派人去韩国对此做过专项考察学习。
日前，对韩国“新村运动”有着较深了解的金汉圭会长来我省访问，记者对其进行了一次采访，深感其“新村运动”对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有颇多值得思考、借鉴之处。
农民必须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记者：新村运动的核心是什么，运动是如何引发、怎么搞起来的？
金汉圭：“新村运动”的核心是“改革农业、改变农村、改造农民”；但增加收入、改善环境和精神教育是韩国新村运动的三大法宝。
“住草屋，点油灯，吃两顿饭”，是上世纪60年代韩国农民生活的写照。那时，我们全国80%农户住茅草房，只有20%的农户通电，60%的村通汽车，很多人吃不饱饭。韩国实施的第一、二个五年发展计划，确立了出口导向战略，工业化、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但同时，工农业发展出现严重失调，城乡差距急剧扩大。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起，政府开始调整发展战略，把实现“工农业均衡发展”和进行“农水产经济开发”放在经济发展目标之首。但让人“犯难”的是农民没有“状态”，一到农闲，人们便聚到一起喝酒、赌博。在这种背景下，从1970年开始，政府开始倡导“新村运动”。
记者手记：没有想到访谈刚一介入正题，金先生便谈起了“水泥”事件。随着谈话的深入，记者方知：这“水泥”暗含、隐喻着其运动的基本精神——“勤勉、自助、协同”。
金汉圭：开展“新村运动”，1971年初韩国政府实施了一个实验性项目：政府向每个村免费提供300包水泥，限制农户不得自行处理，而要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同时，政府也提出建议性项目，但不强制执行。第一年，有一半的村干得不错；第二年，政府对成绩显著的村庄继续提供物资，给他们加拨500袋水泥、1吨钢筋，让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同时将所有的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佳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的援助物资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
记者手记：韩国新村运动有一点很值得我们深思，就是主要不是靠政府加大投入，而是靠调动村民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这是一场以政府支持、农民自主进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进行的家乡建设活动。
金汉圭：韩国新村运动最主要的经验是以农民为主体，农民需要什么就搞什么；政府不“缺位”，发挥指导者作用，但也不“越位”，大包大揽。韩国的新村运动都没列入政府1972年第三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的事业经费。
记者手记：“韩国的新村运动都没列入政府1972年第三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的事业经费。”这不能不让人吃惊！政府适当支持，发挥“指导者”作用，主要靠激发农民的“勤勉、自助、协同”精神，韩国圆满地完成了其“新村运动”。
政府既不“缺位”也不“越位”
记者：您以上所述，几次提及在新村运动中政府和农民的“位置”问题，韩国的新村运动是如何具体把握政府不“缺位”、“越位”问题的？
金汉圭：你们中国讲究“人，是要有种精神的。”我们也认这个道理。韩国的“新村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把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国家伦理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的运动。政府主要是通过培训村庄领导人即指导者，带动村民积极开展村庄建设项目，启发农民树立“勤勉、自助、协同’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过上好日子。新村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韩国国民的精神运动，农民从“我们不能做”到“我们能够做”，改变自身的精神面貌，从而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上世纪70年代末，政府行政部门就开始退出“新村运动”，全国各地以行政村为单位自发组成了开发委员会主导“新村运动”，吸收全体农民为会员，并成立了青年部、妇女部、乡保部、监察会和村庄基金。到上世纪80年代，“新村运动”逐渐完成了由民间主导加政府支持到完全由民间主导的过渡。
记者手记：韩国的新村运动一开始就倡导“勤勉、自助、协同”六字基本精神。其“新村运动”不是要改变社会结构，而是通过挖掘民众中潜在的“精神动力”，弘扬民族的传统文化美德，疏解民众不良情绪，弥补社会发展盲区，进而促进社会进步发展。其政府在运动的始终都很好地把握了这一“基调”。
金汉圭：在新村运动中，政府只做其认为应该做的。在各村之间，政府实行奖勤罚懒机制。干得好的，多给物资和资金，出成效即使再偏远，政府架设电力线路时也予以优先考虑，相反则距离近的也不管。对村里的“指导者”，尽管他们不拿报酬，但政府给予精神和其他方面的物质奖励，如发勋章、有权随时面见行政官员、优先选拔做国家公务员、坐火车汽车票价便宜50%等。
现代化的农业需要现代化的农民
记者：从一些资料中得知，在“新村运动”中，韩国政府的不“缺位”尤其体现在教育方面？
金汉圭：你们中国讲“教育是百年大计”，这句话说得特别有道理。韩国在“新村运动”中，教育是核心。上世纪70~80年代中期，韩国大学在招生时都必须保录一定比例的农村考生，并全部免费，政府提供奖学金；1980年还成立了新村运动中央研究会，并下设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对新村指导者提供新村运动教育。加强对农民的教育，解决村民能集中讨论活动的场所，开展新村运动的第二年，各地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利用会馆召开各种会议，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村民会馆收集了大量农业生产技术、统计资料；村民会馆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村民会馆组织各种活动，农民不只通过书本，还在各种活动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也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真正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质，进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能力。
记者手记：韩国的学者们认为，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并不难，难的是农民自身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勤勉、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现代化的农业需要现代化的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如何把农民素质的提高摆上日程、抓在手上显得尤为重要。建设新农村，决不应重视硬件建设，忽视农民素质教育这个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