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年，许多的北方士人为了逃避战祸，而迁往南方。317年，以王导(王导，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为首的南下贵族，官僚和大地主，同江南的大地主一起，拥戴晋朝皇族司马睿建立政权，定都建康(今天的南京，313年由建业改为建康)，历史上叫做东晋。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他和王导交往密切。西晋后期，司马睿出镇建业，江南的地主土豪大都看他，后来有次，王导借当地人节日郊游的机会，让司马睿排出威严的仪仗，有王导和从兄王敦簇拥着出行，江南的大地主纷纷震惊，纷纷的跑到路旁拜见，司马睿终于得到了江南大地主的支持。东晋是门阀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皇权衰落。司马睿称帝有赖于南方官僚士族的拥戴，东晋政权建立之初，先后平息了王敦和苏峻之乱，统治趋于稳定。门阀大族王、谢、庾、桓先后支配着王朝政局。东晋统治者不以恢复中原为意，门阀大族致力于南方的庄园经营。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迁徙江南，给南方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下的北方农民和土著农民辛勤劳动，开辟南方广大的山泽荒野，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使中国经济重心开始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
南来士族祖逖曾率军北伐，一度收复黄河流域。在此之后，当权的士族多标榜北伐以增加门户威望，其中以桓温的三次北伐最为著名。他曾经收复洛阳，进入关中，进兵河北，但都未能够巩固北伐成果。公元383年，前秦南下，东晋面临空前威胁，在宰相谢安的运筹下，谢石、谢玄率北府兵大败前秦军队，取得了淝水之战的决定性胜利。此后，南方由于外乱威胁解除而爆发内战，孙恩、卢循起兵。桓玄在内战中获胜，一度篡晋。北府兵将领刘裕起兵镇压了农民军，并通过北伐树立威望，最终取代东晋。
在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了东晋政权以后，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先后建立了许多国家，北方这时期建立的15个国家，连同西南的成汉，总称16国，16国期间，从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建立汉国，316年灭掉西晋，到439年鲜卑拓拔部统一北方，这100多年里，北方各民族相互争战，先后建立了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前凉(汉)、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南凉(鲜卑)、西凉(汉)、北凉(卢水胡)、南燕(鲜卑)、北燕(汉)、夏(匈奴)等十五个政权，连同西南氐族建立的成汉，总称十六国。在十六国时期，除十六国之外，还有汉人冉闵建立的魏、丁灵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氐帅杨氏建立的仇池国、鲜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鲜卑拓跋氏建立的代五个政权，总计先后建立了21个政权。上述政权中，后赵、前燕、前秦都曾占据过北方的大部分疆域，尤其是前秦曾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不过时间都很短，在百余年时间，北方战乱基本上没有停息过。各国彼此攻战，使北方的经济遭的灭顶之灾，使北方的各民族人民颠沛流离，痛苦难言，饿殍满地。北朝在统一北方之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而形成的黄河流域民族大融合却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北方的诸族逐渐被汉族同化，最终成为同一民族。而正是这种作用，为将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打下了良好得基础，所以我们说南北朝的分裂，对加速民族统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也有好的方面，各民族通过了长期的交往和相互的影响，也加快了民族的大融合。北朝在统一北方之后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而形成的黄河流域民族大融合却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北方的诸族逐渐被汉族同化，最终成为同一民族。而正是这种作用，为将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打下了良好得基础，所以我们说南北朝的分裂，对加速民族统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五胡十六国”是指自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期间，曾在中国北部境内建立政权的五个北方民族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五胡指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指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此外，还有代国、冉魏、西燕、吐谷浑等都在十六国之外。共有二十国。五胡十六国兴替的历史相当繁乱，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界，这百来年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既人们常说的“胡亡氐乱”。永嘉(307-313)之乱后“五胡”所建立的多个政权一度为氐族前秦政权所统一，但淝水一战失败后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第二阶段更是祸乱不息，前秦灭亡后北方重又分裂，关中、关东、陇右政局纷乱，民族之间的斗争又出现一个，社会动荡比以前更厉害。直到北魏统一北方，才结束“五胡乱华”。
鲜卑是发源于中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鲜卑属东胡系，居于鲜卑山，因此得名。近年来，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与民族史研究，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山脉。鲜卑部落集团，可能先秦时已活动于大兴安岭山脉中部与北部，而兴起则晚于乌桓，其名始显于东汉初年。或又以鲜卑为春秋及春秋以前的山戎。语言与乌恒相同。属东胡语(古蒙古语)的分支。
秦汉之际，匈奴冒顿灭东胡，乌桓、鲜卑并受匈奴役属。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元狩四年，霍去病两次击败匈奴左贤王，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5郡塞外，原分布在鲜卑山的鲜卑劣随之南迁至乌桓人故地饶乐水(今西拉木伦河)流域，而分布在大鲜卑山(大兴安岭北段)的鲜卑拓跋部远祖不久也南迁至大泽(呼伦贝尔草原)。在建武二十二年(46年)，乌桓人乘匈奴内乱，击败匈奴人，迫使匈奴北迁。汉朝将乌桓安置在北方缘边，分布在今内蒙古河套和山西、河北二省的北部。鲜卑人开始也接受汉朝的招抚，并一起攻击北匈奴。以后一部分鲜卑人西迁，填补了南北匈奴间的空白。章和元年(87年)，鲜卑对北匈奴发动进攻，北单于西逃，从此鲜卑控制了匈奴在漠北的旧地。东汉和帝永元三年(91)，北匈奴被汉朝与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族击败被迫西迁，于是鲜卑大规模成扇形南迁与西迁，进至匈奴故地，留居故地的匈奴余众10余万落，亦自号鲜卑。当汉桓帝在位时(147～167)，鲜卑首领檀石槐(？～181)建庭于高柳北弹汗山组成诸部军事行政联合体，分为东、中、西三部，各置大人率领。檀石槐任用汉人，制定法律，由汉地输入铁器，促进了鲜卑社会的发展。以其军事力量，东败扶余，西击乌孙，北拒丁零，南扰汉边。檀石槐死后，诸部联合瓦解，有步度根，轲比能等首领，稍能号令各拥所部，附属汉魏。鲜卑疆域广大占有今阿尔泰山、阴山以北，大兴安岭以西，北至贝加尔湖的辽阔地域，并在从辽东到阴山一线逐渐蚕食汉朝的边疆。
386年，鲜卑族的杰出首领拓拔圭，建立了魏国，后来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历史上称“北魏”(现代汉语词典介绍，北魏，拓拔圭所建，386年——534年)。拓拔圭曾经被前秦的军队俘虏到了长安，在长安他结识了当地的汉人士大夫，学习到了不少了汉文化和中国军事精华。在他建立了北魏以后，他仿照洛阳的城市建设，修建了自己的都城平城，他非常的重视汉人的文化，使汉族的知识份子在北魏的时候得到重用。后燕的汉族大臣崔燕非常的有名声，在一次北魏攻打后燕的时候，崔燕逃跑掉了，拓拔圭不以他是汉族人，而把他拜为尚书。崔燕在北魏朝廷主持制定法律，官职等重大事情。不久就提议给拓拔圭让拓拔圭建立太学。北魏的太学学生达到了3000多人，他曾经问汉族的一位士人：“您说什么可以让人增长知识和智慧呀？”这位士人回答道：“是书籍”。拓拔圭立即的让自己的侍卫到各地去收集书籍，而运往平城。439年，随着北魏的统一黄河流域，代表着16国的结束。
北魏统一北方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仍然尖锐，北魏统治集团与各族人民的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青、齐、洛、豫、冀、秦、雍、徐、兖等州相继发生起义，北方边镇一带反抗逃亡频繁。北魏统治集团与汉族地方豪强的矛盾、北魏统治集团内部，封建中央集权与旧部落显贵的矛盾也十分尖锐。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地深入地改革。孝文帝就承担并且实施了这样的改革。
第一，班俸制代替断禄制。北魏官吏原无俸禄，中央官吏按等级得到战争中获得的财物、隶户。地方官吏只要上缴额定的租调，就可以任意搜括、贪污，旧制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谷二十石。有的州县只产麻布，因此，又令每户出帛一匹二丈，存放州库，作为官府委托商人调换布帛之用。有的商人籍此渔利。公元484年魏孝文帝下诏：“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蕳民事，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中规定：“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相付。卖者坐如律。”使开国以来形成的贪污之风有所收敛。
第二，以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西晋末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基层行政机构瓦解，出现以宗法关系为纽带，集军事、政治、经济为一体的坞堡。坞堡主管辖着前来依附的中小地主，众多的农民，部曲佃客。北魏初实行坞堡主任宗主督护制，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公元486年开始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负责督察户口，催督租赋，征发徭役和兵役，推行均田令，从而健全了县以下基层行政机构。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行政体制得以完善。
第三，实行均田制。北魏时由于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很多农民又得不到土地，农民或转入私门，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或亡聚山泽起义反抗。隐户增多，使国家税、赋减少。农民的反抗，动摇着国家的统治，为了缓和这一社会矛盾，公元485年孝文帝颁布了均田令：“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
均田令是北魏初期在旧都平城实行的计口授田、畿内课田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均田令并没有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其实质是在保障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束缚农民于土地，强迫他们垦种土地，以增加封建国家的租调收入和徭役来源。均田令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自耕农民对所耕土地的占有，一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荒田。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北魏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还颁了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帛一匹，粟二石；15岁以上未婚的男女1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其租调与一夫一妇数量相同。由于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主的营私舞弊，一般农户的负担略有减轻。流散的农民被强制定居，许多荫户户口脱离了宗主豪强。国家纳税户口及租调收入增加了。
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洛阳。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一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自己的叔父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发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叔叔，我老实告诉你，平城这地方春旱至今，野无青草，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卖儿卖女，流浪逃亡者甚多，可谓民不聊生也！加之北方均为少数民族贵族居多，保守势力强大，不迁都不改革将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发展。“国家兴自北土，从居于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兴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拓跋澄恍然大悟，表示拥护魏孝文帝的迁都洛阳的主张。高兴的回答道：“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此，应当大庆。”为了迁都洛阳，孝文帝于公元439年十月“幸金墉城。诏徵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已卯，幸河南城。……乙未解严，设坛于滑台城东，告行庙以迁都之意。”
为什么孝文帝拓拔宏迁的都城是洛阳呢？一般来说，城市具有政治影响、经济发达、文化辐射、交通便利、军事防御的功能。而都城，具备特殊作用的城市，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所在地，它必须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在多数情况下，又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可以说，都城是一定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而北魏在孝文帝时期正处在由游牧文明逐步向封建文明转变的阶段，国家的都城的中心功能必须向政治中心及文化中心转移，这样才能更好地统治中原地区，以期统一整个中国。重要的是，平城作为一个边塞城市，它缺乏传统汉文化生根发芽的土壤。它是北魏游牧文明发展的根据地，却没有封建文明的积淀。平城封建文化的缺乏，无法对整个北方、中原地区进行政治影响，文化辐射。且平城是守旧鲜卑贵族的阵营，在这里进行汉化改革，阻力重重。为了争取更为宽松的政治环境，需要迁都。这就注定了平城将丧失都城的地位。
与平城不同，洛阳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居天下之中”，“阃域中华，道理辐辏”，利用伊水、洛水可以通漕四方。从大范围看，洛阳地区属于一个盆地。它北有天险黄河，背依黄河边的邙山，中间有洛水和伊水流，西为连接关中平原的函谷关，华山的狭窄通道，也是天险，南有嵩山和龙门，东接平原，但也有一处关口——虎牢关，又名武牢关，在现荥阳县汜水两岸，处东西交通要道，南迎嵩山，北拒广武山，西与北利于防守。而洛河平原与邙山，水量充足，土地肥沃，树林葱茂，东南方向可以通过黄河、汉水、淮河上游，直达华中与东南沿海，在军事、经济、交通上都是一处适于建都的地区。作为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一旦控制了洛阳，就等于控制了中原地区。
另一方面，孝文帝迁都洛阳是看中洛阳能通四方之漕运，便于其进行对南朝的征伐，故都洛将事关军国大计问题。如《魏书》五三卷《李冲传》有云：“高祖自邺还京，泛舟洪地，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有出户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在同书七九卷《成淹传》说到，在高祖幸徐州时，命令成淹等人主舟楫，以泛泗入河，溯流还洛。但是，淹以黄河峻急，怕有危险，乃上书陈谏。高祖赦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峻急，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剩流，所以开百姓之山。”由此可以看出，孝文帝把洛阳的漕运既看作是南伐的重要便利因素，又将其看作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认为，都洛是关系军国大计的问题。然而，这个目的要实现，须在鲜卑贵族汉化之后。
同时，与平城偏于寒冷的气候对比，洛阳的气候方面相对比平城暖和的多。另外由于在经济、交通方面上的便利，洛阳可以很好地解决人口问题及粮草运输问题，这样，洛阳显然比平城更适宜人们居住。洛阳不仅仅在交通、气候、经济的条件上比平城优越，更重要的是洛阳的政治影响力及其深厚的汉族文化积淀。从东汉到北魏期间，共有东汉、曹魏、西晋三个王朝定都于此。其在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可见一斑。而且，都洛阳可以避开鲜卑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进行彻底的汉化改革，推进拓跋族的前进。另外，都洛阳还可以更好地控制中原地区，巩固北魏的统治。而在文化影响上，洛阳地区是我国文明起源之一。自殷商以来，洛阳一直我国汉族文化的中心之一，其拥有着深厚积淀的文化底蕴。如在东汉时期，洛阳的太学鼎盛一时，到西晋时代，太学在洛阳依旧有很好的发展。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洛阳的文化影响不是一般古城能比及的，更不用说平城了。正是由于洛阳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洛阳完全符合游牧文明逐步向封建文明转变所需要的国家都城向政治、文化中心转移的条件。可以说，洛阳无论是在政治影响上还是在文化辐射上，均可充当北魏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
从上面这些，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孝文帝何以都洛阳而弃平城的原因了。但是，笔者认为孝文帝迁都洛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中原地区的人民起义。自北魏统一北方以来，各族人民就进行不断的起义反抗。从孝文帝即位之年(471)到太和十七年(497)二十二年间，《魏书》上记载的人民起义有：延兴元年(471)，九月，青州高阳有封辩为首的农民起义；十月有曹平原为首的石楼堡起义；十一月，齐州平陵有司马小君为首的农民起义。延兴二年(472)，光州有孙晏为首的农民起义。延兴三年(473)，十二月齐州有孙晏为首的农民起义。延兴五年(475)，九月，洛州有贾伯奴为首的农民起义；同月，豫州有田智度为首的起义。承明元年(476)，冀州有宋伏龙为首的农民起义；太和元年(477)，正月，秦州略阳有上元寿为首众至五千余家的农民起义；十一月，怀州有伊祈、苟初为首大的农民起义。太和五年(481)，二月，首都平城有沙门法秀招结奴隶，策划起义。太和十三年(489)，正月，兖州劳山有王伯恭为首大农民起义。太和十四年(490)五月，平原郡有沙门司马惠御为首的农民起义。太和十七年(493)，七月，孝文帝南侵，北地人支酉在长安城北西山起义，秦北民王度人起兵响应，秦雍间七州人民皆响应，起义人众至十万。而这些起义的地区遍于今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甘肃各省。对于不断涌起的人民起义，孝文帝除了在中原地区推行均田制，减轻租调外，必须将首都迁至关内来，以便更好地“镇压”人民起义，更好地巩固鲜卑拓跋族的统治。而定都在中原地区的中心——洛阳，便可以很好地实现这个目标。
北魏迁都洛阳不仅仅是其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孝文帝个人战略才华的体现。从历史进程上看，定都洛阳是孝文帝开展大刀阔斧改革的重要阶段。如果孝文帝个人本身没有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的话，那他也不可能想到要离开居住已久的拓跋旧都而进入中原地区的核心来进行改革。从孝文帝的改革成绩，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封建统治者，具有十分丰富的政治谋略。如果不是孝文帝本身的政治才能及发展远见，或许就没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这一说了，即使有，也不会发生在那个时候的。总之，历史的发展固然有着其历史客观规律的作用，但同时历史也是由人来创造的。所以，北魏迁都洛阳既是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孝文帝改革作为的结果。
公元493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群臣叫苦不迭，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
众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纷纷的下跪在孝文帝的军马前，长跪不起，希望能阻拦孝文帝的进军齐国的军事行动。孝文帝故做姿态，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群臣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把手一挥，坚定的说：“众爱卿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
一个贵族大臣说道：“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叔父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心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他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孝文帝说：“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决心开始进行改革。他的汉化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首先得力于他知人善任。他不仅重用主持改革、提倡汉化的鲜卑贵族，还重用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人。他深知笼络汉族地主对于巩固北魏统治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不持民族偏见，重用汉人。对南朝投降过来的官吏，他也能不加怀疑，待之以礼。孝文帝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为自己的改革组织了一个智囊团，在这些智囊的支持和帮助下，孝文帝从改革鲜卑旧俗，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着手，开始了自己的改革。
第一：禁止鲜卑贵族穿着胡服，一律改穿汉族衣服。
第二：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
第三：公元496年，下令改鲜卑复姓为汉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贵族同汉家世族通婚。他先把皇族的姓氏拓跋氏改为元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又称为元宏。还把其他的100多个鲜卑姓氏改为汉姓。同时下令改变鲜卑人的籍贯。规定凡是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就算是洛阳人，死后不许归葬塞北。孝文帝这些强制性的政策，都是为了减少民族差异、民族隔阂。许多贵族虽然心怀不满，却也只能执行。为了拉拢汉族地主，扩大统治基础，孝文帝还主张同汉族通婚。他自己率先娶汉族大姓卢、崔、郑、王4家的女儿为妃，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大姓，还为自己的5个弟弟都娶了汉族地主的女儿为妻。这种姻亲关系，把汉族地主和鲜卑贵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壮大了北魏的统治力量。而且，血统的交融，加速了鲜卑的汉化。
第四，在鲜卑中建立门阀制度，把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族当中去。他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按门第分成4等，并按照门第等级，来确定官职的高低。这套制度在北朝一直沿用，从而形成了关陇氏族和代北氏族两大门阀集团。
第五，改鲜卑官制、法律、礼仪、典章为汉制，革除鲜卑旧制。孝文帝废除了鲜卑族原来的政治制度，让王肃仿照南朝齐，重新制定了一套官制礼仪，修订法律，改革官职名称等。
通过孝文帝的改革，鲜卑族的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比起同期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如羯、氐等，鲜卑族的汉化程度无疑是最高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北魏政权得以巩固。孝文帝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孝文帝还颁布“均田令”，实行租调制，为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
孝文帝把汉文化教育作为汉化鲜卑人的重要措施。迁都后的第二年八月，孝文帝下令恢复洛阳太学、国子学，建立四姓小候学；令有司广收民间书籍，大建图书馆，以儒家经典作为各级学校的教科书，把儒家文化作为北魏臣民的精神支柱。孝文帝重视汉字书法，到处用汉字刻石记碑。汉字书法成为北魏的社会风尚，并逐渐形成中国书法史上风格独具的“魏碑体”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影响巨大。当时沿着丝绸之路来到洛阳经商的西方人，喜欢中国各族和睦相处的民风，他们在洛阳建宅长期居住，和汉化的数十万鲜卑人一样，逐渐汉化为洛阳人。所以北魏洛京是当时世界上典型的民族都市，国际性的文化交流中心。北魏孝文帝迁都与汉化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太子元洵既反对迁都，又反对汉化。他外穿汉人服装，内套鲜卑衣裳；身在洛京，心在平城。他与守旧官僚勾结，准备伺机回平城，自立为帝，重建拓跋魏。496年八月，孝文帝南巡嵩山，令元洵监国。元洵乘机煽动一部分王公大臣，要返回平城，另立北魏。尚书陆琇获悉后，飞马直上嵩山急报孝文孝。孝文帝密令陆琇返京关闭城门，稳住元洵。接着，孝文帝回洛阳，召见太子，亲手打了元洵一百杖，宣布元洵为平民，另立次子元恪为太子，将元洵囚禁在无鼻城。497年四月，孝文帝为绝后患，令元洵自尽。在囚禁太子的同时，逃到平城的老臣穆仄、陆虞发动了叛乱，孝文帝即令任城王元澄率精锐骑兵赴平城，迅速平定了叛乱，稳住了后方。
在巩固了汉化成果以后，为实现南北统一，孝文帝于497年八月，亲率20万大军南下伐齐，在樊城大败齐军，震动荆襄。由于辛劳成疾，孝文帝病于军中，只得撤回洛阳。499年，齐军反扑，在邓州击退魏军。孝文帝闻讯，带兵亲征邓州，再败齐军，斩敌3万余人，迫使齐军南逃。这次战役魏军虽然获胜，但孝文帝病情加重，崩于撤军途中。按照生前遗言，遗体葬于长陵，一代英主长卧于洛阳北邙。
515年，宣武帝病故，年仅10岁的太子元翊登基，是为孝明帝。因孝明帝年幼，其母胡太后临朝听政。胡太后虽有才华，毕竟政治视野有限。她看到国内太平，国家殷富，国库财赋充溢，钱帛露积于外，便大开赏赐之风。由此刺激了北魏统治集团的贪欲本性。王公贵族、宗室外戚贪污行贿成风，买官卖爵公行，对此，胡太后不加约束，让他们纵情享受无穷之乐。他们擅山海之富，据山林之饶：高台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高阳王元雍积金满堂，富兼山海，宅第豪华如帝宫。他养有僮仆六千，婢女五百，一餐花费数万钱。河南王元琛实力不亚元雍。家造文柏堂，形如宫殿；歌妓三百，尽是天姿国色。元琛出任秦州刺史，多年不见政绩，带回名马却有无数。其中，日行千里的一匹，号称“追风赤骥”；日行七百里的十几匹，也各有名称。元琛用银制成马槽，用金铸成锁环。宗室诸王来到元琛家中观看，目睹名马、美妓无不叹服。为炫耀富贵，元琛令人拿出金瓶银壶、玛瑙珍珠、茶盘酒具，整整摆了一大桌。其中，仅酒杯就有玉杯、水晶杯、玛瑙杯多种。这些酒杯作工精巧，全是西域名产。诸王看得眼花缭乱羡慕不已。元琛当众夸耀："西晋石崇，出身武人，还能头戴雉尾冠，身穿狐皮裘，何况我是大魏天王，能不富有吗？"送客出门时，元琛对章武王元融说："不恨石崇不见我，只恨我不见石崇！"元融性情贪暴，听了以后，气生心中，回到家里得了病，卧床三日才起。清河王元怿不慕富贵，以为官清廉闻名，但他家的园林以自然山水见长，京城文人学士定期到他园中咏诗题字，押妓而歌，欢乐方式风格独具。(景陵，是北魏宣武帝元恪的陵墓。位于长陵南，今洛阳市北郊邙山冢头村东一里许。景陵处于邙山之巅，西南去谷水十里，东南八里至隋唐东都故城。孝文帝死后，次子元恪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4月丁巳嗣位，是为世宗宣武帝，先后改元景明、正始、永平、延昌，在位十六年。延昌四年(515年)正月丁巳日崩于式乾殿，年三十三，2月甲午葬景陵。冢头高耸，登上冢顶，俯视洛阳市容可一览无余。)
除了纵容奢移，胡太后还大起佛教建筑。当政期间，广建佛寺，大兴佛事。她下令诸州县各建俘图，费用或由公出，或由个人捐赠。王公贵族、外戚宦官，竟相占地建寺，相尚壮丽。太后本人多次向寺院施舍，动以万计。当时全国寺院三万余所，洛阳城内外就有一千三百一十七所。其中，胡太后建立的永宁寺名气最大。寺中有九级浮塔一座，塔高九十丈；塔顶筑有金刹，高十丈，刹顶离地整整一百丈，百里之外就可望见。塔身装有金玲一百二十个，夜深风起之时，铃声响闻十里之外。寺中有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都是雕梁粉壁。永宁寺四面各开一门。其中，南门最壮观；门楼高三十丈，上下三层，望去紫气生烟。整个寺院辉煌壮丽，堪称中国寺院之首。西域名僧菩堤达摩首次来洛阳，远远望见永宁寺金光四射，赞叹此寺举世仅有。从而是北魏京师洛阳占据了中国历史上最大最繁华的佛教胜地。一时形成了洛阳城"昭提栉化，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恣，竞摩山中之影"的壮观美景。(北魏永宁寺遗址：遗址位于今白马寺东，郑洛公路之侧。永宁寺是北魏时著名的皇家寺院。据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永宁寺》记载："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间阖门南一里御道西。"寺内大型建筑有九层：禾塔一座。《水经注》云："浮图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盘下至地四十九丈。"如取北魏尺折合今27.9厘米计算，49丈当合136.71米。浮图各塔角悬挂金铎，上下共计l30铎。因永宁寺塔甚高，故去京师百里，已遥望之。永宁寺极尽华丽，殿中有丈八金像一躯，中长金像l0躯，绣珠像3躯，金织成像5躯、玉像2躯，其作工之精，令人叫绝。北魏永熙三年(534)二月，永宁寺塔为火所焚，火经三月不灭。近年来，考古人员对永宁寺塔基遗址进行了勘探发掘，得知：木塔原是建在一座约百米见方的夯土基础上，木塔的塔基呈正方形，长和宽各为38.2米，残高2.2米，内有夯土，四壁以青石镶包。在发掘过程中，还清理出土了许多北魏时期的泥塑像和彩塑像，它们是研究北魏造型艺术的珍贵实物。)
北魏时期，特别迁洛40余年，朝廷"修复皇宗之学，开辟四门之教"(《魏书·高祖纪》)，即在魏晋基础上，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大兴教化，培养合格人才。在汉魏晋卓越成就的基础上，科技、文化、艺术成就斐然。特别是几大名著和龙门石窟的雕塑及其书法艺术，对后世影响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