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达电影城的敞开式吸烟室。
这是一个极少被烟民知道的事实。
一种不能吃、不能用、依赖人工存活的植物，创造着全球唯一按说明使用却可以致死的合法消费品。在被强大的烟草经济遮掩的科学事实面前，3.5亿中国烟民每年因吸烟死亡的人数为120万，是全球最高数字。他们吐出的烟雾同样严重威胁着非吸烟者的生命安全。
哈尔滨是全国第一批提出将防止二手烟危害纳入立法程序的城市，在今年入围全国7个禁烟城市后，正在向全国第一批无烟城市努力。这意味着，这座城市将无条件捍卫市区所有公共场所内非吸烟者的生命权。
控烟之战已经开始，并面临两个强大对手———难以摆脱的烟瘾，及其背后强大的烟草经济。
《哈尔滨市防止二手烟草烟雾危害条例(草案)》规定的禁烟场所
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大学和中小学的室内场所；除前项以外的各类学校、教育机构的室内场所；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儿童福利院、养老院、疗养院的室内外场所及其他医疗卫生机构的室内场所；体育场馆的室内区域及室外的观众坐席、比赛赛场区域；图书馆、影剧院、音乐厅、展览馆、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科技馆、档案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馆的室内场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室内工作场所；商品批发、零售营业场所的室内场所；股票交易场所；旅游景点的室内场所及游客密集的室外场所；公共汽车和电车、出租车、轨道交通车辆、客渡轮、火车、飞机等公共交通工具内及其售票室、等候室和设置在室内外的站台；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录像厅、歌厅、酒吧、游戏厅、棋牌室、美容(发)室等室内场所；室内餐饮场所；旅馆的室内场所；体育彩票和福利彩票销售网点的室内场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场所。
火车站吸烟室关闭后，烟民“转战”卫生间。
取消吸烟室之“火车站案例”
在室内公共场所设吸烟室，等同于在游泳池里划出小便区。
吸烟室并不会对非吸烟者起到保护作用。不受二手烟危害的唯一方式就是杜绝吸烟。
月初，哈尔滨火车站将3个封闭式吸烟室关闭，260名控烟监督员穿梭在这座“无烟车站”，以保证非吸烟旅客免受二手烟危害。
一个意料之中的尴尬很快出现了。“吸烟大军”开始浩浩荡荡“转战”卫生间。在不足5平方米的洗手室里，浓重的烟雾不断涌向敞开的门外，奔向不远处的老人、妇女和儿童。
第一、第二和第四候车室里的卫生间，远远望去像是着了火。如厕的女性旅客不得不出入于刺鼻的烟雾。吸烟的男性乘客站在禁烟标志旁，听着禁烟广播，看着监督员，就是拒绝掐灭烟卷。
在这个庞大而特殊的公共场所，每天穿梭着无数形形色色的烟民。4年前，正是为了保护乘客免受二手烟雾的危害，哈站在3个客流量较大的候车厅修建了配有抽风系统、大烟灰缸和座椅的封闭式吸烟室。
彼时，世界卫生组织已有定论：吸烟室并不会对非吸烟者起到保护作用，甚至在某些环境中，吸烟区外的二手烟雾水平比吸烟区内更高。
“二手烟草烟雾”(简称“二手烟”)，指从卷烟或其他烟草制品燃烧端散发的烟雾，且通常与吸烟者呼出的烟雾混杂在一起。在鲜活而又层出不穷的二手烟致死案例研究基础上，世界卫生组织的结论是，二手烟暴露已经对广大人群造成严重的健康后果。
香烟所造成的空气污染比柴油汽车尾气高10倍。证据表明，二手烟中含有4000多种化学物质，包含多种有毒物质，其中40余种能够致癌。20种乳腺致癌物质可导致年轻的，主要是绝经前的女性患乳腺癌。它对成年人健康的威胁还包括冠心病、癌症、呼吸道系统等疾病及早产和流产。数十项研究表明，嫁给吸烟男性的不吸烟女性存在较高肺癌危险。
根据《2010中国控烟报告》，我国现有烟民3.5亿人，每年因吸烟死亡人数达120万；超过5亿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每年因二手烟死亡的人数超过10万人，这一数字还在增加。
远离可怕的疾病，就要远离二手烟。哈市公共场所普遍采取两种方式：绝对禁烟与设置吸烟区域。后者愈加普遍。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二手烟是由无数小颗粒组成的，只能分散，无法消失。因此，二手烟暴露并没有所谓的“安全水平”，一旦产生，无论通风还是滤气，室内空气已经受到污染。
现实问题是，观察哈市多个公共场所的封闭式吸烟室就会发现，门是被不断开关的，甚至有人为了驱散浓重的烟雾而索性将吸烟室的门打开。在万达影院的大厅，还有基于消防安全考虑而设置成敞开式的吸烟室。对此，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所所长张敬冬更愿意将吸烟室比作“抽油烟机”：即使表面看油烟已经被抽走，不久后还是会在厨房的窗户上、墙上发现油渍。对二手烟的隔离难以保证。
“游泳池里划出小便区。”这是张敬冬对设置吸烟区打的第二个比方。哈市绝大多数公共场所的吸烟室，是在既有建筑内开辟的，无法做到独立换气。这意味着，二手烟雾会通过设置在吸烟室内的通风系统，更迅速、更广泛地分散到非吸烟区。即使不惜高昂的建设与维修成本去安装独立换气系统，也只能够降低二手烟暴露的浓度。
唯一能够防止二手烟危害的可接受方式，只有100%的无烟环境。
“火车站案例”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比起劝阻后遭到谩骂或投诉，监督员们宁愿埋头清扫不断被扔出的烟头。
二手烟引发的“属地划分”
无烟立法与“无烟城市”的概念，并不是规定吸烟者不能吸烟，而是限制了允许吸烟的场所，以最大程度有效保证非吸烟者免受二手烟的侵害。
在台湾，只要是抬头能看到天空的地方，就可以吸烟。创建“全国首个无烟城市”，并不是让香烟完全消失，而是明确划分出禁止吸烟的场所。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强大的宣传力、执行力和监管力是关键。这也是破解“火车站案例”的最终途径。
2003年的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上，192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了限制烟草使用的全球性公约《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条约》，中国成为《公约》的第77个签约国。《条约》将治理思路由“禁烟”转为“控烟”。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政法文卫立法处处长、控烟专家王忠民认为，这一提法的改变，意味着一个尊重个人选择、承认人类本性的治理体系正在形成。吸烟是个人选择，控制吸烟场所和启动无烟化立法，并不是规定吸烟者不能吸烟，而是用限定吸烟场所的方式保护非吸烟者免受吸烟之害。在满足吸烟者权利同时，以最大程度保证非吸烟者健康权利为最终目标。
按这一思路，今年10月，王忠民参与起草了《哈尔滨市防止二手烟草烟雾危害条例(草案)》。在汇总公众提出的161条意见后，修改后的《条例(草案)》相比14年前的《哈尔滨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条例》，呈现三个亮点：
扩大并更加明确禁烟场所的范围。以医疗、教育机构，行政办公楼和公共交通工具及室内等候室、售票厅为执行重点。《条例》(草案)对室内餐饮场所及旅馆这两种赢利性场所的执行，允许一个过渡：在条例实施一年内划分区域禁烟，一年后全面禁烟。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特定场所的某些时段禁烟或设置吸烟室，因为这不仅不会起到规范行为的作用，反而会加剧二手烟的产生。
明确了责任人与监督主体。此前的禁烟条例是由市爱卫会一家单位负责牵头的，执行力不够。《条例(草案)》明确了对各场所管理者的约束力，规定管理者有义务宣传禁烟规定、劝阻吸烟者、向监管部门报告或向公安机关报案。禁烟场所的任何人也具有同等权利。同时规定各单位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为监督主体，负责对禁烟场所的日常管理、监督与处罚。
罚款金额提高。在禁烟场所吸烟且不听劝阻的，由监督部门处以100元以上300元以下罚款。此前禁烟条例的罚款金额是10元。王忠民补充，网友提出的二手烟引发民事赔偿问题，也将被考虑进法规。
“原本应该再开一个听证会，但现在根本找不到反对方了。”在王忠民看来，周密的禁烟规定已经得到哈市吸烟者和非吸烟者100%的支持，社会力量让控烟运动站在一个很好的起点。
一个吸烟医生的影响，相当于一个烟草公司投入15万美元烟草广告的作用。对校园、医疗机构与机关单位等特殊场所及特殊人群禁烟，必然对社会起到特殊的教育和示范效果。王忠民认为，无烟环境如何实现，关键还是在执行力与方式上。“吸烟者的吸烟行为依赖着烟瘾，但同样是脆弱的、容易劝阻的。越来越多吸烟者的文明素质正在提高。如果公共场所有清晰有力的禁烟标志和处罚办法、拒绝提供烟灰缸，并配合讲求方式的劝阻，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控烟工作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并建立在社会普遍认同的基础上。王忠民说，如果无烟化法规受到广泛支持，意味着人们将接到下一个信号———吸烟是不为社会所接受的。
戒烟，须以药物治疗为主
和全世界13亿烟民一样，美国总统奥巴马挣扎在戒烟之中。他曾翻越事业上的重重阻碍，却屡屡输给烟瘾。
这恰恰印证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观点：戒烟并不是靠毅力实现的，烟瘾是一种必须用药物治疗的慢性病。
控烟运动努力让人们远离烟草，但它面对一个最强劲的对手———努力让人们迷上烟草的尼古丁。在科学事实面前，烟草拥有金钱资本。金钱不能改变事实，却能够蒙住科学的眼睛。
我国80%的肺癌患者是吸烟者。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科一病房刘宝刚教授说，可怕的是，肺癌发病率仍在持续走高。大多数烟民知道吸烟可导致癌症与冠心病，但大部分人并未充分意识到危害性。
人类对烟草危害的认识不足百年。2000多年前，美洲土著人开始吸烟，医生们还曾用烟草治疗癌症。转折的时刻来自1881年美国发明第一台香烟制造机。它可以每天生产12万支香烟，替代48个工人的工作。之后，随着安全火柴的发明，吸烟开始爆发式增长。但肺癌也随之大量出现。
直至1962年，英国发布全球首个关于吸烟与健康的报告，烟草危害才正式受到关注。1971年，美国同意在广告上做健康警示，但烟草的死期并未到来。
烟草燃烧产生大量有害物质，主要为焦油。刘宝刚说，好烟和次烟没有危害上的轻重差别，低焦油和过滤嘴只是一种“偷换概念”，无法降低疾病的风险。这是烟草行业也知道的事实。
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比如吸烟会导致阳痿。刘宝刚说，抽一支烟可使全身微血管痉挛2小时，连续抽烟则可使全身血管长期处于痉挛。尼古丁破坏微血管黏膜，致使脂质沉积、弹性下降、微血管动脉硬化。阴茎是微血管分布最丰富的区域，由于微血管动脉的硬化，使阴茎海绵体充血受阻，减少勃起时的血流，从而导致勃起障碍。吸烟者患阳痿危险是一般人群的2倍。
刘宝刚说，一提起成瘾物质，人们立即想到毒品，实际上，烟草与海洛因相比，除了前者是合法消费品，后者是违禁品外，几乎没有质的不同。尤其从物质依赖上看，更是如出一辙。吸烟时兴奋愉悦的感觉是暂时的，当停止吸烟，体内尼古丁水平下降会引发焦虑和烦躁，就需要继续补充尼古丁，以此形成恶性循环。这就是烟瘾。
烟瘾不是光依靠毅力就能解决的，必须以药物治疗为主，心理治疗为辅，它是一种必须用药物治疗的病。哈市有9家医院具有专门的临床戒烟诊室。研究精神疾病与酒精依赖专家，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建告诉记者，烟瘾的产生是因为生理依赖与心理依赖，但生理依赖占到更多比重。世界上没有一种可以迅速治疗烟瘾的特效药，而是采取戒烟疗法。我国通常采取尼古丁替代疗法、减少吸烟的对症疗法、综合治疗与心理康复的方法，在3至6个月可以实现戒烟。但成功率很低，复吸率很高。
戒烟是一个异常艰巨、痛苦的过程。胡建说，许多人初期尝试戒烟时身体发胖，浑身不舒服，焦虑紧张，坐立不安，用手夹着香烟摸来闻去。很多人越是戒烟，复吸得越频繁。频繁的戒烟和复吸会使他们的烟瘾变得更大，这会使体能遭到相当严重的破坏。
要经济效益还是国民健康
难以摆脱的烟瘾背后是强大的烟草经济。但在国民健康面前，一切都是次要的。
消灭烟草———这是一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是所有控烟者坚持的梦想。
在王忠民看来，控烟不仅是一个健康或科学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政治问题。
在我国，烟草管理局受控于政府，但并不受卫生部门监管。卫生部门在强大的烟草经济面前是缺乏力量的，这也是14年前的哈市禁烟条例无法推行的原因。
《公约》规定，烟草包装的健康警示标签有三个明确要求：大而清晰；占据可见部分的50%以上，至少30%；不能简单标注“吸烟有害健康”，必须告诉消费者吸烟导致肺癌和新生儿疾病，最好配图片。
我国某名烟在销往国外的包装盒上，按国际标准印刷50%以上面积的警示标志，而在国内的包装，甚至可以被当作漂亮的艺术品收藏。当西方主流社会对烟草态度转变，我国却以一种对吸烟者“特别关照”的方式表现出来。50%以上警示标志至今未通过，以各种隐蔽形式出现的烟草广告屡禁不止，烟税的提高远不及烟草消费的增长……卫生部和国家疾控中心甚至不能在其网站上登出“全球成人烟草调查-中国部分”的内容。
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目前我国烟草行业拥有5000亿资产和6000万从业人员，每年给国家贡献近1/10的财政收入。控烟者在强势的烟草业面前，显得弱势和力不从心。
但是，我们如何看待烟草行业本身———是为了眼前GDP和税收利益，还是为了长远的国民健康？如果将投资烟草的钱投资到其他地方，如电子产业、汽车产业、石油产业等，实际上会带来更大的利税。国家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烟草毕竟是成瘾的，不是想去掉就能去掉的。控烟运动至少在30年内不会影响税收，却可以很好解决国民健康问题。
杨功焕相信，健康的生活方式会是社会发展的趋势。移风易俗同样是控烟的关键部分。开展教育和咨询活动，民间团体的参与力量不可小视。
国内首个医学生“控烟讲师团”———哈医大学生控烟健康教育讲师团，由200名医科专业的学生组成。一年来，他们深入中小学，用生动的实验和活泼的讲课方式为哈市青少年拒绝第一纸烟、远离烟草和二手烟危害做出不断努力。讲师团发起人、哈医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教育学研究室王丽敏博士认为，学生的力量是无穷的，让大学生宣传烟草危害知识，不仅能够增强大学生以身作则的职业责任感，还能不断创新更多的宣传教育思路。
在心理学出身的王丽敏观察看来，我省很多职业人群吸烟现象典型，如矿工、伐木工人等，与缺乏教育宣传有直接关系。从2007年至今，王丽敏在宣讲过的地方深刻体会到健康教育的力量。“受过健康教育的烟民，吸烟行为会有明显改变。宣传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她认为，控烟需要法规、政府引导、机关干部的以身作则，更需要医务工作者的努力。“只要有宣传，就会有效果。哪怕有些地方走了形式，也还是有效果的。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正确健康的教育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