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不到60平方米的群租房被隔成了8个小屋。本报记者王东摄

　　高校附近的不少小区都可以见到群租信息。本报记者王东摄

　　最初，梦想是“尽快离开这里”；后来，梦想成了“有窗的屋子”

　　屋外，是繁华的都市与体面的生活。屋内，蜷曲着无处安放的青春、怀抱期许的未来与渺茫无措的现实

　　东北网9月26日讯 当你看到这篇报道时，他们仍然是群租者，在高校周边高层小区的群租屋里：一间使用面积不到60平方米的房子，被刷满石膏的5厘米厚木板切割成七八个不足5平方米的隔断间，每个“房间”基本只能容下一张床。最初，那里住满了备考生，后来，越来越多求职毕业生挤了进去；再后来，是白领与农民工。不明来历、不同身份的陌生男女混居在一起，在体面的楼群里过着难以体面的“新蚁族”生活。

　　一个月前，新晚报记者住进一间群租屋，开始记录他们的故事。彼时，全国房租继2010年以来已连续44个月上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要求以化名出现，只接受自己的租屋被拍照。我们同意了。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他们是千千万万个“新蚁族”中的一份子，不必被姓名、样貌与身份所界定。

　　他们对这种生活并没有什么不满，唯一的问题是清晨难以起床，因为完全意识不到天亮。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最贴切的形容词应该是“阳光”，而很多人却说自己每次从小屋里钻出来，最不适应的就是“阳光”。

　　“女汉子”

　　“谁的屁股这么大，把厕所给堵了！”

　　我们住进来的第二天，便被“女汉子”在清晨6时来了个声嘶力竭的下马威。

　　厕所不是我们堵的。因为一时难以适应，我们拘谨得连厕所都不会上了。

　　为了采访与记录，我们用于体验群租的这间小屋不足5平方米，只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只小柜。它占据了芳洲园的高层公寓房小小的一角——可能是原客厅的一部分，现在却被厚约5厘米、涂满石膏的木板隔成独立封闭的空间，距厕所不到两米，关上屋门也能闻到它的“重口味”。

　　客厅常常漆黑一片，头顶是几根悬着的粗电线，墙壁架子上放着一只闪着灯的路由器。纵使是新建小区，灰暗的房子却弥漫着股股潮气。就这样，和其他8名男男女女一起，我们开始了“集体宿舍”生活。

　　据说，每次有陌生人进住，“女汉子”都会不满。她身材矮胖，声音粗得像个男人，可能不到30岁，职业不明，性格敏感。她在这里住了两年，这让她的地位独一无二——负责接待所有准备租房的看房者，负责管理“室友”，为他们早上使用厕所的时间排序。被分割得迂迂回回的60平方米房子里，她的屋子是所有群租者最羡慕的：入门后拐进一个L型的狭长走廊，很僻静，关键是有窗。斑驳的墙壁上贴满地图和便利贴，大床上的小书桌摆放着苹果笔记本电脑和茶杯。包裹廉价花布的被褥上堆满了衣服、高级化妆品和一小只煮面锅——有一种拥挤的、奇异的寒酸和不搭配之感。

　　我们只在第一天得以进入她敞开的房间，随即便被她“拎”了出来。因为是后来的，我们被排在起床第一个使用厕所，时间为“清晨6时至6时10分”。

　　在这片被戏称“黑大D区”(黑大校本部有A、B、C三个区)的住宅楼里，群租房最早被用作“考试屋”。如今，这里所有群租屋内的生活基本类似：考研、工作、待业、实习生、外来打工者……不同身份的男女交替混住进来，大房子被切割成十几个“蚁窝”，有的甚至将原阳台和厨房也做成隔断出租。每个人的生活空间被隔成四五平方米，却并没有将彼此的生活分隔开来：房门大部分用的是球锁或明锁，一踹就开；男的光膀子在屋子行走，经常有人上厕所不锁门，甚至有人在自己三四平方米的房间里做饭。每天清晨，伴着拖鞋声、叮叮当当的廉价脸盆碰撞声在黑暗中起床；晚上，洗澡声、音乐声、键盘声、嗑瓜子声、电话铃声、呼噜声交错在一起。

　　我们的同屋林鲍鲍，几个月前犯了头疼病。这种“点把火就能着”的房子里，只要人没睡觉，小屋的灯和门就一定得打开。即使外面有陌生人走来走去，为了通风，认了。但一到晚上睡觉，无论多热都必须门窗紧闭。林鲍鲍终于忍不了了，房东便在她的门上方开了一个“牢房窗”。她勾着手指，拉动“吱呀吱呀”的小窗说：“呦，我的房间变3.0豪华版啦！”

　　蚁族3.0

　　他们绝大多数是“80后”，从事服务行业，月收入两千多元，工作不稳定，很多人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高知、弱小、聚居，还往往在廉租房、公租房等住房保障人群之外。

　　“住这种地方怎么了？”在福顺尚都一间群租屋里，范欢欢反问我们。她在这个高层楼脚下生活了一年，不断帮房东推荐房子的“卖点”：安静、干净，人不杂。

　　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成了“新蚁族”。

　　林鲍鲍毕业两年，在一家商场做销售。她管自己叫“蚁族3.0豪华版”。在她的概念里，真正的“蚁族”应该在北京城乡接合部的唐家岭——那是最早在北上广媒体中被曝光的、生活条件十分悲催的“蚁族”。

　　后来，唐家岭改造，大批“蚁族”被迫搬离，但他们并没有进城，而是迁往比唐家岭还远的村庄。理由很简单，那里和唐家岭低廉的房租接近。

　　还有一部分人从中慢慢分离出来，“升级”到楼房群租屋里。我们在“黑大D区”里就发现了大量这样的“新蚁族”——他们聚集在四季芳洲、芳洲园、西典家园、征仪花园、英伦名邸、福顺尚都、日出印象、测绘局小区、龙博名苑、盟科涵舍等高校附近、近年新建的中档小区，那里交通便利，有电梯和物业管理，房间能洗澡、有宽带。

　　听起来相当体面。“私密空间”是这种“体面”屋子最大的卖点，其次是350元至900元不等的租金，包水、电、网，可以每月一交。租房客可以来去自由，甚至不用签合同，也不用看身份证。

　　目前，北京正严格限制群租，并已于今年7月出台规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少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不得超过2人。限制群租的最重要原因是安全问题。而对“蚁族”来说，安全固然重要，钱更重要。

　　在龙博名苑新建高层中，我们见到了“房东”桂松伟和他怀孕7个月的妻子。一年前，他们将这套新房租下来，隔成6个房间给大学生、白领、护士和农民工，自己则住在没有窗子、仅四五平方米的仓库屋里，结了婚，准备生孩子，在这里长住下去。

　　“这里不是天堂，可也不是地狱。”林鲍鲍说。

　　我们的另一个同屋苏杨马上就要搬了。在林鲍鲍看来，苏杨的群租生活“升华”了，居然住上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盟科涵舍。

　　并不是所有群租者都能“华丽转身”。“那种房租至少一千元的房子，给我只要五百元，跟这儿价钱一样，条件还比这儿好。”帮到苏杨的，正是他大学时最看不上的同学张俊龙。

　　单身公寓15室0厅

　　这个一身工人扮相、长得有些“着急”的80后男孩儿，已经是同学眼中“拥有18套房子、身家二百万”的“大老板”了。他的“发迹”，靠的正是群租。

　　在盟科涵舍一间空荡荡的新房里，张俊龙和其他4个男孩儿正在为每个散发着石膏味道的崭新隔断房安床。“既然是苏杨介绍的，一个月800元，房间随便挑。”他对我们说。

　　10年前，大学毕业的张俊龙没找到合适的工作，牡丹江老家的父母就给了他一笔钱，在四季芳洲买了套房子。“一个人住挺没意思的，我就把房子租给两个考研的学生，后来又干脆把房子用木板隔开，租给5个考研的，那年赚了三万多元。”

　　第三年，张俊龙一口气从邻居手里长租下5个房子，打成隔断房群租。直到近四五年，四季芳洲等黑大附近条件较好的居民区里，群租已遍地开花。“别看我大学学习不咋的，但我抓得住‘机遇’。当年这附近啥都没有，现在成宝地了。”张俊龙说，“这一行还是有赚头的。七八年前，四季芳洲每平方米1700元，没人买；现在，每平方米一万七，根本没人卖！”

　　这个80后男孩儿瞄到的另一个商机，正是群租者的“面子”心理。于是，他将目标锁定黑大附近条件较好的高层。从开发商那里，他拿到了部分闲置毛坯房房主的联系方式，以“做仓库”为由，以千元左右的价格长租3到5年。然后，他带着四五人的“工程队”，为新房设计图纸，用最科学的方式打出带窗、通风、有合理空间布局的隔断，放进大床，连好高速的网线。“这里学问最多，要是设计不好，房子是要贬值的。”

　　“你设计过最牛的房子是什么样？”我们问。“单身公寓15室0厅。”他说，“把一个不到70平方米的房子‘切’没了……”

　　从毛坯到可以出租，至多需要5天。张俊龙在“58同城”等网站上以“经纪人”的身份滚动发布信息，再找人在高校和周边的商场拓宽出租渠道，很快就建立起一个市场网络。“黑大D区、中等装修、包水电网费、情侣免谈”都是房子的卖点。

　　以每间房8个小屋、每屋800元“保守估价”，这种房子一个月能赚6000多元，年收入7万余元。除去改造房子的材料费和人工费，空调、桌椅、床柜等约2万元的“简装”成本，以及水电网费、卫生费、管理费等，每间房年净收入约5万元。

　　为了进一步扩大“版图”，张俊龙特意跑到北京和上海考察群租市场。他已经拥有18套房子，靠租房赚了足有两百多万元，最大的心愿是年底突破25套。“市场非常火，几乎没有空置期，连春节都是满的。”张俊龙说，“我们这半年来基本不需要在网上宣传了，做出专业和口碑了。”

　　苏杨心有不甘。当年张俊龙样样不如自己，如今自己却混得要“寄他篱下”。他将自己那套板整的阿玛尼西装小心翼翼收进他的拉杆箱里，带着醋意对我们说：“同学聚会时都说，他读了四年大学，就干这个了？他也就这命儿了，再说他也住群租屋……”

　　保守估计，“黑大D区”靠这种群租发家的“二房东”足有上百个。正是苏杨、林鲍鲍这种怀揣梦想、带着心气儿、房租几乎占到月收入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撑起了这片庞大的、摸不清轮廓的“高端群租”市场。

　　张俊龙已经很少亲自出面，每天吩咐手下提着一大串贴有编号的钥匙，开着摩托车穿梭在高层小区之间，带着那些神情骄傲的求职大学生或是年轻小白领四处看房。

　　身在这里，却感受不到这里

　　人家不乐意跟我们说话，有时候都不愿意跟我们坐一趟电梯……”

　　心直口快的林鲍鲍花了一年多时间，才算是与做推销工作的苏杨、考研的朱琳、老家巴彦的大厨周传旺、考律师资格证的陈志卿、待业的杨渊慢慢相熟起来。至于“女汉子”，“那注定是个传说”。

　　周传旺可能是这间房子里收入最高的。“他就在附近的餐厅工作，一个月赚四五千元吧。”林鲍鲍提起大厨就乐，“他每天什么愁事都没有，吃了睡，睡了吃……有一天他跟我说，在哈尔滨住了十几年了，属这儿住得好，胖了十多斤。”

　　毕业三年间，杨渊换过3份工作：票务公司文职、电子产品销售、行政管理，每份工资不过一两千元。他一直想进入一家外企，从事外贸工作，但不得要领。收入上不去，连四五百块的房租都一度成了问题。

　　陈志卿班上的同学，有一多半挤入北上广。他坚持守在哈尔滨，为了避开北上广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激烈的竞争。“我也不知道这样的选择对不对，走一步算一步吧。”他想了想，“其实，哈尔滨的生活成本根本不算低。”

　　在朱琳的人生概念里，爱情是唯一能让她走出“贫民窟”的筹码。但“面包”最终灭了爱情，也几乎摧毁了她所有的念想儿。平日里，她不是外出打短工，就是努力迫使自己静下心备考。“现在谈恋爱，你不可能指着男朋友全给你花钱。”林鲍鲍说，“就算不买衣服，两人吃个饭、看个电影，这一天下来的恋爱成本少说百八十元吧……恋爱谈下来了，然后呢？结婚不？”

　　足够“热闹”的房子里，就这样唯独少了人的声音。沉默，更像是黑色幽默式的“抱怨”：他们几乎没有娱乐，也没有交际，彼此难以融入，更难以融入这座城市。他们甚至极少带外面的朋友到小屋里来。即使是中秋小长假，他们基本上只待在房间里上网、听音乐、吃饭、睡觉……这些事情不需要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