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市小学校旁教辅书十分畅销。闫一菲 摄
黑龙江日报10月11日讯 据一条微博上的段子说，在教育部发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公开征求意见后，国内某知名文化补习学校的股票连续3日涨停。不少网友惊呼，原来拯救股市的竟然是“减负”。
教育部第一次提出减负二字还是在1955年，如今已经过去了5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可小学生这些年，年年喊减负，但“负”却仍在那里。新的减负令能够让学生减轻负担么？家长和老师如何看待减负的呢？
观点碰撞
家长对话教育工作者
家长朱女士：要是班级其他的学生都提前学过小学内容，老师讲课很快，我孩子跟不上怎么办？
哈尔滨市兆麟小学校校长崔凤：小学一直提倡“零基础入学”，不管孩子们学过没学过，学过多少，我们都当成“零基础”，让老师注意课堂效率，利用小图片，小卡通动画片等灵活课堂形式，让孩子在玩乐中学会知识，注意课堂情境，让学生没学过的学得会，学过的愿意再学一次。
家长刘先生：要是真减负了，孩子不学习光玩怎么行？
哈尔滨市兆麟小学校校长崔凤：减负不等于不学习。比如说很多家长担心1~3年级不留书面作业，孩子没了压力，就会玩疯了。不过课后没书面作业，却可以给孩子留“体验式”作业，参观科技馆、公园，或者让孩子和家长一起收集资料，研究课题然后再展示给大家。例如春节，就可以给孩子留作业，了解和春节有关的知识和小故事，然后等班会上再讲给大家听，这样不但长了知识还培养了孩子表达能力。
家长赵先生：前一段时间，咱们省的教育部门严打补课，的确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可是这到底是一阵风呢，还是长效的呢？如果不是长效的，别的孩子补课，我的孩子不补课，不就落下了么？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7月15日至12月末，我省都将集中开展治理违规有偿补课行为专项行动。我们将严格禁止学校违规补课、严格禁止教师组织或变相组织任课班级学生校外办班、补课、收费，严格禁止在职教师参与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种收费培训班、补习班或搞有偿家教。对违规补课、办班的在职教师，一经查实，责令改正，全额退还办班或授课所得，视情节取消其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资格，取消其功勋教师等荣誉称号，取消其三年内参加评优、评职、评骨干等资格，并视情节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解除聘任合同，直至取消教师资格、开除教师队伍。查处违规教师的同时，连带追究违规教师所在学校校长和主管副校长的责任。严打有偿补课的行为将一直持续下去，不会是“一阵风”。
家长黄女士：现在的确补课班都哑火了，也没听说有老师敢在文化学校补课了，可是我听说，有很多老师现在在学生家里“一对一”的补课。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哈尔滨市教育局已经开始制定相应的方案来打击这样的行为。也欢迎家长举报，省教育厅设立了专项行动举报电话：0451-53638439、53642952。
家长周女士：减负政策很好，小学生确实不应该负担太重，但是关键是小学减了，中学减不减，大学减不减？现在小学减负，可是中考政策高考政策都没变，让孩子小学上完了以后怎么办？
哈尔滨市某知名小学宋校长：家长的意见没有错，如果评价体系不改革，减负只能是口号。不留、少留作业，取消、减少考试学校能做到，但是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不留作业不考试家长就满意了么？减负对低年级的家长可行，但是高年级呢？当面临择校压力时，无论学校留不留作业，孩子的压力都不会减少。我们社会的评价体系的形式是纸面笔试为主，中考高考要笔试，考研考公务员也要笔试，如果从小学开始没有好的笔试技能，在人生中确实会遇到很多障碍。这种评价体系不做彻底改变，减负最终只能是空洞的口号。
家长宁先生：减负效果谁来监督？
社会学者：据业内人士统计，近年来教育部曾就诸如心理教育、国防教育、艾滋病教育等发过数十个文件，要求在中小学课堂开展这些专题教育，但究竟开展到怎样的程度、会不会“走过场”，从来就是无人监督。如果减负也采用发个文件就了之的老套路，不仅不会起到任何效果，反而会将课业负担问题向家庭、向家长转移。而没有严格的监督检查，又没有相应配套措施跟进，这样的“减负令”十有八九只会是沦为说说而已。
高考在前减负成空谈
——三个家庭的减负路
幼儿园减负小学加担子
哈尔滨市的乐乐今年上小学一年级，在刚刚过去的幼儿园大班，他比同龄的小朋友要幸福很多。乐乐的母亲王女士自称是“素质教育”的坚决拥护者，小学之前，她对乐乐一直采取“放养”的教育方式，“孩子还那么小，不想让他太累，想让他有个快乐的童年”。乐乐的幼儿园小伙伴莹莹相比起来就累多了，为了幼小衔接的顺利，她的幼儿园大班过得并不“清闲”。她的父母送莹莹参加了“幼小衔接”班，莹莹学会了拼音，会了简单的英语，还做了十几本练习册。
“我儿子是幼儿园班中20个没上幼小衔接班的孩子之一，我要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减负。”王女士颇为骄傲的说。
刚开学没多久，王女士就发现儿子比班里的其他小朋友“会的东西少”，“才开始学认数字，有的小朋友乘法表都会背了，字也比我儿子认得多。”和其他家长一交流王女士才知道，这些“会的多”的小朋友都是上过“幼小衔接班”的。王女士很担忧，“老师要是看学生们都会，就不好好讲怎么办？孩子学习跟不上怎么办？我这不是把孩子给‘坑’了么？”
乐乐上学不到半个月的经历，让王女士从一个“素质教育”的坚决拥护者开始向“应试教育”的盲从者过渡，曾经引以为豪不上“幼小衔接班”的行为，如今也让她后悔不已。她决定“痛改前非”，虽然知道了教育部发布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她却有自己的观点，“一到三年级不留书面作业，不考试这可不靠谱，到了四年级以后孩子不适应，考试不好怎么办？我可不能再犯‘傻’了，管他政策如何，学校不留作业、不考试，我自己来。”
记者发稿前，再次联系王女士时，她已经开始为孩子找“课外班”了，“给孩子花钱报班，让他多学点东西，总不会是错的。”王女士的语气中没有迟疑。
文化课减负兴趣班加压
“不留作业，不考试很好哇，这样的减负我很支持。”甜甜的妈妈对记者说，可她后半句话却让记者大跌眼镜，“这样孩子课余时间多了，我就可以再给她报个特长班了。”
为了“应试大计”，不少家长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很多感觉自己孩子学习很难再有大幅提升的家长，则把目光瞄向了兴趣班，希望通过特长获得考试加分。
甜甜今年上小学二年级，作业并不多。除了英语外，她母亲也没给她报名参加课外的“补课班”。“孩子在学校好好学习，能把作业写好就行了，没有必要给孩子加那么多的负担。孩子就应该多学点儿‘特长’，这才是素质教育啊。”
在甜甜的母亲看来，只要不补习文化课，就是“减负”和“素质教育”了。虽然甜甜今年才8岁，可是她已经学了5年琵琶了，甜甜妈妈告诉记者：“一开始确实是因为孩子有兴趣，喜欢就给报了，可是后来听说有个特长以后升初中、升高中都能加分，所以就一直给上着，还找了专业的老师给指导，投入好几万元，琵琶都换了好几个了。”可甜甜却告诉记者：“不喜欢，讨厌学琵琶。”每天都要练两个小时以上，而且还要面对各种琵琶等级考试，甜甜早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兴趣”，剩下的只有被逼的无奈。即便文化课负担很少，甜甜也很少在晚上10点前睡觉。
“如果新的减负令真能执行，我就给孩子再选一个特长学，这样就算考大学还可以按艺术生来，文化分低很多。”听到妈妈还要给再选择一个特长班，甜甜很苦闷，在她看来，学“特长”是“甜蜜的负担”。可是她妈妈却说，“小孩子心性不稳定，不能由着她来，一技傍身怎么都是好的，等她大点就知道我的苦心了。”
为孩子能“减负”家长自己加“负担”
林先生在一家外企工作，今年他又跳槽了，因为年薪会增加6万元。6年间，他已经跳槽了4次，一次比一次工作辛苦，但是只要能够提高薪金，他就在所不辞。
林先生的儿子林敏今年读初四，和其他面临中考的学生不同，他除了在学校认真听课，写老师留的作业外，从来不上补课班，也从来不做习题册。他“悠闲”的初四生活，让同学们感觉羡慕嫉妒恨。可是林敏却说，他的“惬意”，并不“轻松”。
原来，林敏的父亲曾经有一份稳定而又清闲的工作，之所以选择了如今这种疲惫的生活方式，就是为了多挣些钱，好让林敏出国。“初中之前，我和其他家长一样，给孩子报了好几个学习班。为了能够考上好的私立初中，我还想尽办法找到‘名师’来为他一对一补课。可是最后他没能考上工大附中，我气得揍了他一顿。孩子当时边哭边喊，‘我都尽力了，整个五年级，我连一天电视都没看过，你还想我怎么样？’这句话点醒了我，干嘛要这么逼孩子？从那天起我就下定决心，挣钱，送孩子出国上学，用自己的努力来为孩子‘减负’。”
林敏上完初四就要去美国读高中了，会在美国参加高考。对于这样的结果，林先生很满意，他认为，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家长和孩子，必须有一方“加负”，才能换取孩子美好的未来。
锐观点
用改革撼动减负怪圈
三个家庭的减负路，不是走了回头路，就是走进死胡同，再不就是要另辟蹊径，可以说均以失败告终。
减负中家长的迷茫，让记者想起来一个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理论。经典的囚徒困境如下：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疑犯，但没有足够证据指控二人入罪。于是警方分开讯问两名囚禁嫌疑犯，并向双方提供以下选择：
若一人认罪并作证检控对方，而对方保持沉默(背叛)，检控者将获释，沉默者将判监10年。
若二人都保持沉默(合作)，则二人同样判监1年。
若二人都互相检举(背叛)，则二人同样判监8年。
试设想困境中两名理性囚徒会如何作出选择？若对方沉默，背叛会让我获释，所以选择背叛。若对方背叛指控我，我也要指控对方才能得到较低的刑期，所以也是会选择背叛，选择背叛成为了这场博弈中唯一的可能。
借用此理论，对于彼此分开的家长及学生，也面临三种选择：多数学生减负而少数学生增负(背叛)，少数学生将获得学业上的优势。如果所有学生都减负(合作)，没有学生输在学业的起跑线上，大家都会轻松。如果所有学生都增负(背叛)，没有学生在学业上落后，但是所有学生都无法减负。
在教育资源不平衡和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家长只会选择“增负”而不是“减负”。
那么如林先生那样另辟蹊径选择让孩子出国呢？先不说出国是不是一个好的出路，这种行为本身又把减负拉入到“拼爹”的怪圈。
在一个考分万岁、上升通道狭窄、成功标准单一的社会里，当家长不能给孩子提供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教育资源时，就只能依靠孩子的自身竞争来争取资源。换言之，如果不“拼孩子”，就只能像林先生儿子那样拼“爹”。
一纸“减负令”，希望能将孩子从学校的书山题海中解脱出来，但现实却是，不是孩子们又被逼入培训机构的书山题海中，就是逼着家长们省吃俭用，将孩子送到国外“享受”素质教育。减负，减了负担的不是家长和学生而是学校，获得利益的不是家长和学生而是补习班，最终增了孩子的负担，干瘪了家长的钱包。
好的教育资源、好的工作永远是稀缺的，这是减负令的先天不足。获得好的教育资源和好的工作，不是要“拼孩子”就是要“拼爹”，这是减负令无法调和的矛盾。应试教育的阴影笼罩着基础教育，中考、高考两大指挥棒指点学生的未来则是减负令最大的阻碍。这样先天不足、矛盾难解、阴影笼罩的减负令，怎么能让孩子轻松？如何会让家长“领情”？
总而言之，终点不改，起点从何改起？如果不改革招生考试制度，减负只能是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