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12月1日讯 故事发生在中国，一个并不完全开放的社会。公共意识之强大、个体之渺小，使他们在绝大多数人眼中仍然是异类、病态甚至变态。而剥掉这层“外衣”，一见钟情、爱情、婚姻、欲望、出轨、忠贞、白头偕老——他们的生活与情感轨迹，可以从我们的情感角度找到很多共通。

　　唯一不同的是，这个群体正在被打上特殊的时代与地域符号：以隐秘为特征的时代结束，公众的漠视与现实的夹缝，无不掩饰的迷茫与痛苦，艾滋病感染比例逐年上升的现实，以及他们正努力通过抗艾树立社会形象，成为我省乃至中国防艾工作的生力军。

　　因此，我们愿意走进这些故事，听到他们的诉求、指向与表达。

　　我们有过犹豫。对记者来说，这种采访需要触及他们的隐私，也需要克服心理上的生涩与距离。我们的读者更是如此。

　　我们同时相信，当你看完这篇记录，会愿意在了解他们的基础上，去理解、关注、善待与帮助，并愿意将他们置于社会环境的良性循环之中。我们帮助他们，最终的受益者会是我们自己。

　　这正是这篇记录的初衷。

201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的活动主题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时间把他们的悲剧变成喜剧

　　他们一个40岁，一个38岁，到今年已经整整生活了18年。从远离乡土，在哈尔滨遇见，到决定一起生活，又各自结了婚。几年后，两人感染了艾滋病，各自离了婚，回到寄居十几年的半地下室租屋，靠手艺活为生。18年，两个男人的爱情，刘强和刘强林管这种关系叫“婚姻”。没有法律会承认这种“婚姻”，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康同工作组多少带着点儿“地下工作者”的意味——这个成立11年的组织，办公地点几经更换，甚至年会的举办地点每年都要换。他们的活动极少有女性参加。这个全省最早开展防艾工作的草根组织，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密切协助当地疾控中心开展防艾工作的民间组织之一。绝大多数志愿者是男男性接触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男同”。

　　刘强和刘强林这两位故事的主角，表面上看不出来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俩没啥海誓山盟的。家人也知道了，再就是圈子里的人。”刘强搓了搓双手，看着正仰头看着自己的刘强林，“15年纪念日那天，他在地摊上花两块钱买了两张‘结婚证’，就是小年轻儿玩的创意礼品，做得跟以前的结婚证一样一样的，写上我俩的名儿，说要白头偕老。”

　　刘强微胖，眼睛小；刘强林很瘦，睫毛长长的。此前，记者先后接触过的男同情侣有7对，一起生活5年至18年不等。即使是在圈子里开展工作，他们也不会公然牵手或是“粘”在一起。外型上看，表面看，他们像是互补的：高的和矮的，胖的和瘦的，好看一点儿和不怎么好看的……长久的相守，眉宇间甚至有了“夫妻相”。

　　像最初相遇那样，刘强和刘强林始终互称“小哥”和“小弟”。“我是2006年感染艾滋病的，当时我和小弟都各自结婚了。”刘强回忆，“我感觉天塌了，快要死了，赶紧拉着妻子和小弟去检查。在路上，他第一次当着外人的面握紧我的手说：‘小哥，你别怕，你啥样我都跟你。就算没感染上，我也可以为了你感染上……’我当时悔啊……”

　　“死亡也没把我和小哥分开。”刘强林的语气轻而坚定，“现在我只剩一个心愿了：希望我们俩死了也能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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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和你们，怎么不一样了”

　　刘强和刘强林的老家都在县城。他们十几岁就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女孩缘特别好，可是对女孩完全没感觉。在那个没有网络又闭塞的年代，这种“异样”加深了他们内心的恐惧与压抑。他们选择逃离。

　　坦克是哈尔滨最大的同亲(同性恋亲人)交友群负责人，是一名男同，在南方工作过多年。在他看来，相比南方男同的细腻，哈尔滨的男同则更为粗犷、豪爽，性格坦诚，容易冲动。“哈尔滨的帅哥在全国圈子里是有名的。只不过，南方现在已经出现由普通人群组织的同性恋反歧视组织了，而在哈尔滨，男同更多是被当作异类。”

　　刘强上面有两个哥哥，他从小好动，喜欢打架，性子直爽，十分惹女孩子注意。但从青春期开始，“入眼”的就全都是男孩儿，他对所有追他的漂亮女孩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刘强林则完全不同。他有四个姐姐，是家中唯一的男丁。母亲身体不好，他从小就喜欢帮家里做家务。缝衣服、做饭，或是陪姐姐们跳皮筋、踢毽子。

　　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刘强和刘强林为自己的“异样”快疯掉了。在那种没有网络、信息闭塞的环境下，很多男同完全不晓得自己到底怎么了。他们逼着自己“找女人”，自残，甚至逃跑。直到2005年，哈尔滨的几家公共浴池里，绝大多数是外地男同。

　　每个省会城市的流动人口，都存有一定比例的男同人群。包括如今北上广等大城市，一方面，很多同志想要逃避老家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寄希望于大城市，渴望得到更多“择偶”机会。

　　随着康同工作组的开展，黑龙江防艾组织遍地开花，包括其他男同QQ群、同亲群、真爱家园等大大小小的社会草根组织出现，使哈尔滨逐步形成一个稳定的由圈内人帮圈内人的男同群体。其中，康同工作组的工作覆盖的男同是最多的。负责人洪涛十分清楚，每个加入组织的志愿者都怀抱不同目的：回报社会，互助，也包括“择偶”的欲望。像18年“艾滋夫妻”这种故事，特别能给大家提气儿。“这个群体的最大诉求，仍然是对爱情的渴望，跟异性恋是一样的。”

　　一个明显变化是，哈尔滨很多80后和90后越来越选择出柜(公开性取向)。他们能从网上了解到同性恋相关知识，有人在性成熟期就明确知道自己的性取向，想要和男人结婚。

　　绝大多数公众对男同群体仍存有误解。“比如，人们认为男同就是伪娘。”洪涛说，“他们虽然喜欢同性，但内心认同自己仍然是男人，只是想找一个更想依靠的男人。无论他在恋爱中扮演男性还是女性的角色，男同群体都既有男性的爆发力，又兼具女性细腻的心态，多愁善感，有艺术天分。圈子里喜欢京剧的特别多。”他调查发现，哈尔滨男同所从事的行业与全国情况基本相似，多集中在美发、服装设计、舞蹈、音乐、播音、主持等与艺术有关的工作。

　　“很多家长让同志去医院治病。”坦克说，“我经常说，要有哪个医生敢说同性恋是一种病，你大可以扇他一耳光。”

　　命定的恋人

　　“你信吗，那种一见钟情？”刘强林的眸子里闪出亮亮的光，“我们都是外地来的，一起干零活。就那么看了对方一眼，就认定了他是我想找的人。还有，我们的名字就差一个字……”大多数男同情侣的讲述，喜欢从“一见钟情”开始。他们的“婚姻”充斥着战战兢兢。有甜蜜，有喜悦，更多是悲壮。

　　在洪涛的帮助下，记者认识了共同生活13年的大庆情侣唐建宁和唐枫。他们结识于网络，唐建宁的网名用的是唐枫的本名，他们把这种细小的巧合看成“上天的安排”。“我们聊了三个月的电话，觉得投缘才决定见面。”唐枫说，“他是我的初恋，我知道他以前交过一些男朋友。我们在一起谈了3个月恋爱，又各自订了婚，后来觉得真的放不下对方，才最终选择生活在一起。我能接受他的过去，只能说这个圈子诱惑太多了。能长期在一起的人，凭靠的还是感情。”

　　刘强和刘强林的感情，则是从兄弟开始的。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唯一的放松方式便是大半夜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散步。他们无话不谈，在好感与爱情之间跌跌撞撞。在刘强林眼中，刘强是一棵大树；在刘强眼中，刘强林是最懂自己的人。

　　哈尔滨的同性恋酒吧的鼎盛时期在2005至2006年，最多时有七八家，每晚聚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同性恋者。近年来，同性恋酒吧文化在哈尔滨急速衰落。从早年的绿地、公园、公共卫生间、浴池和酒吧等用于“碰运气”的场所，到现在一对一交友的网络，男同寻找圈内人的准确率大大提高。建立联系后，双方先互报一下三围，再交换照片，视频聊天，合适的话再出来看个电影、吃个饭。

　　“绝大多数男同迫切追求有爱的生活，并试图将双方建立在与男女关系一样的固定关系上。”国内首位在男同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张北川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他曾在男同人群中做过一个关于自杀的未公开调查，其中问到自杀理由，排在第一位的是失恋。

　　很多男同会把一见钟情当成爱情，这种感情基于性关系，与异性恋的一见钟情性质相同。只是，异性恋发生性关系通常需要一段过程，同性不是。他们很感性，会轻易付出，分手“成本”低。大部分男同经历过痛苦的初恋，分手、伤害，甚至被玩弄，往往认定“这个圈子没有真感情”。

　　圈子里笼罩上一层“怨妇”的空气。他们渴望悲伤有人分担、欢喜有人分享，可归根结底因为性向不同，他们饱受压力与争议。“你不可能随便跟人说你的取向。”坦克说，“万一哪个男的知道了，你跟他走近一点，他就会想‘你是不是喜欢我呀’。开玩笑！我们是个男人都喜欢吗？哪有那么不要脸？”

　　大城市信息相对开放，刘强与刘强林也认识了很多跟他们一样的人，慢慢懂得了自己的取向与爱情。他们决定“结婚”。没有婚礼，没有见证人，只有一间半地下室，一个潮湿的却被收拾得无比温馨的小屋。他们挤坐在小桌旁吃饺子。两人都没忍住，边吃边嚎啕大哭……

　　这种“婚姻”，注定了他们要成为隐形人。小心翼翼，竭尽全力，希望海誓山盟。有甜蜜，有喜悦，更多的是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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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轨”

　　激情过后，刘强与刘强林的“婚姻”出现了“七年之痒”。他们在外面有了新伴，彻夜不归。每次从老家回来，两人对彼此说的最多的就是“我妈让我结婚”。这种“婚姻”没有任何保障与约束，到处是“分”的力量。终于有一天，两人“出了轨”，和女人结了婚。

　　“两个人一起过日子，是两个人的事，不一定非要公开不是吗？”记者说。“你体会不到那种压抑和恐惧。我们俩那么多年了，日子过得紧巴，又始终生活在‘地下’，实在太难受了。”刘强说。

　　当激情变成亲情，两个人开始“拉锯战”。性格的不合、观念的冲突与情感的淡漠，嫉妒、欺骗与背叛的痛感，他们和两个吵架的夫妻没什么不同。这世界为异性提供了无数婚姻模板，但没有一个是给同性的。对异性婚姻来说，都是合的力量：法律的约束，道德的谴责，孩子的维系。即使爱情的核没有了，契约还要遵守。

　　但对同性来说，却是“分”的力量。社会没有提供一个支持系统，让这群人享受到阳光、健康的爱情心态。即使出去找一夜情，也不会受到法律的惩戒与道德的谴责。有人甚至为了家庭、身份与社会地位，不得不选择和女人结婚。

　　“在中国的历史上，同性恋不是大问题，但生育却是最大的问题。”张北川说，同性恋面临一个向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挑战，那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婚姻观与生育观。

　　早在2005年，我国有一份相关调查，认为90%以上的男同在婚内，或认为结婚不可避免。中国的一半人口在农村，农村人基本都要结婚的。总体说，中国男同的结婚率在85%到90%以上。即使是现在很多固定在一起十几年的男同伴侣，很多人也至少曾有一次婚史。

　　男同的性取向不会因为与女性结婚而改变。刘强有过一个女儿，因为一场大病死掉了，他变得更加消沉，不管更换“新欢”，并与刘强林始终保持着同居关系。刘强林也很不幸福，妻子性格粗暴，他一面默默忍耐，一面巴望着能与小哥回到从前。“我不想欺骗妻子，她们是无辜的。”刘强林说。

　　越来越多同性恋选择“形婚”(男同与女同形式上结婚)。张北川也接触过几名哈尔滨的形婚者，他认为，这种方式虽避免了对异性恋女性的伤害，但却不可避免地伤害到双方家人。“我之前跟一个女同谈了半年，‘密谋’形婚。”坦克说，“现在想想，这哪儿是形婚，简直就是行骗！那家人对我太好了。我说我买不起房子，她奶奶私下给我打电话说，要是暂时没钱，奶奶可以给我们拿钱……”

　　说到这，坦克的眼泪“唰”地涌了出来。“我们怎么能这么骗人？我以后一定不会和女性结婚了。”

　　“艾滋病怎么能是一两个人的事”

　　刘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感染艾滋病。刘强林也并不是不害怕。相反，他非常恐惧，但他知道，他必须守护在小哥身边，不能让刘强孤独死去。艾滋病“惩罚”了他们，考验了爱情，也将他们“收编”到一个可以彼此取暖的社会圈子里。

　　老赵是康同工作组的另一个灵魂人物。他在南方工作多年，不顾家人反对，执意与一个男同生活在一起。发现自己感染艾滋病后，他独自一人跑到哈尔滨治病，差点死去。他的爱人知道后，义无返顾地来到哈尔滨，在病床前日夜陪伴。到今年，他们在一起整整15年。

　　这个故事同样给圈里人极大的鼓舞。幸运的是，刘强和刘强林的妻子都没有感染。两人各自离了婚，又重新生活在一起。经朋友介绍，他们加入了康同工作组，在这个“只有彼此”的圈子中逐步走出阴影，并愿意像其他人一样，用自己并不卑微的双手，去帮助更多像他们一样的人。

　　周围有人察觉到什么，明讥暗讽：“自己得了脏病还不藏着掖着点儿，还有脸抛头露面，装什么高尚？”刘强林急了：“这怎么能是一两个人的事？我们站出来，是为了让更多人不受伤害。”

　　更多时候，大家在一起抱团取暖。这种温暖让他们坚定，内心异常强大。

　　男同是艾滋病感染的高发人群。近年来，我省男男性传播感染率呈逐年上升趋势。黑龙江省艾滋病防控部门刚刚发布一组数字：2013年1月至11月25日，全省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新增病例报告为895人，性传播途径占97.1%，其中同性性传播627例，占70%。

　　如何看待这组数字？“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工作开展得好，覆盖率高，大家都出来检测，感染者更易被发现，这意味着工作做得十分到位。”张北川说，“哈尔滨男同人群防艾工作走在全国前面，但同时，因为综合原因，感染者也多。东北人的性格豪爽，男同比较好冲动，自控能力差，可以明显看出，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支持力量仍不够。”

　　洪涛的感触是，现在男同人群的防艾意识增强了，并且对艾滋病作为一种慢性疾病而非绝症的认识越来越明晰，

　　大部分人能够积极配合治疗。“尽管我们主张反艾滋歧视，但另一方面，对男同人群，我们更多是‘恐吓’，不能让这些人放松。”

　　去年，省疾控中心做过一个60人的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男同拒绝戴安全套是因为不舒服，人们有防艾意识，只是心存侥幸。另外，新媒体使人群的社交变得更方便，但性开放了很多，伴随着健康的不安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原因，是因为很多男同往往因为太喜欢对方而迁就对方，满足对方的一切要求，包括不戴安全套的性行为。

　　全国的二三百个城市有草根组织。在张北川看来，哈尔滨防艾工作的男同人群力量，在全国的艾滋反歧视工作中都是很突出的。这种草根组织联手疾控部门的形式，极具地方特色。男同可以在中国抗击艾滋病危害中发挥号召力，并且正不断发挥生力军的作用。“中国的防艾工作比西方国家晚了至少30年，但目前西方普遍认为，在防艾工作上，他们越来越看不懂中国。”张北川说，“中国人用10年时间在防艾工作上取得了很大进步。我们不断谈一个话题，那就是‘向零感染前进’，同时提出‘向零歧视前进’。央视在近年正面报道男同人群，接受采访的男同已经开始选择不做影像处理、直接出镜，这是一种非常明显、也十分可喜的社会进步和文明进步。”

　　“你理解我们，我们感激你。你不理解我们，我们理解你”

　　狭小的半地下室租屋里，到处摆放着很多没有封面的刊物，都是关于同志的。刘强和刘强林不仅在工作组里掌握知识、帮助别人，也从这些刊物中不断获取国内和国际关于同志的资讯。他们开始考虑更多：家庭、未来，甚至包括领养一个孩子。“特别想有一个孩子，可是我们身体不好，怕养不了。你说，我们这群人，等有一天病倒了，该怎么办？”

　　坦克说，他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和男性合法结婚。记者对他说：“你知道以中国来说，可能100年都没法把同性婚姻合法化。”他说：“我知道。但我希望这个社会可以给我们充分的社会地位和法律。我们希望不要被异化，没有被道德歧视，希望不被误解，希望公众了解我们，正视我们。”

　　孙玉发和刘长青在哈尔滨生活了9年。按他们的话说，背叛了家庭，背叛了亲人，甚至背叛了全世界，只剩下彼此。一次车祸中，孙玉发一度生命垂危，医生让家属签字，可是刘长青没资格签。“我们在一起9年了，我们就是夫妻，是亲人，怎么会没资格？”刘长青跪在地上，抓住医生大声哭……

　　孙玉发捡回一条命。他拼命赚钱，给刘长青买了一个房子。他把房产证和钥匙交到他手上：“名字是你的，等我死了，至少还能给你留个房子……”

　　洪涛的感触更深。“你不给他们婚姻，但你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寻找伴侣的资格？这种资格需要一个国家权力的认可。种种压力会使他们的身份和心态扭曲与颓废，也直接导致性随意。他们迫切渴望社会的正视而不是无视。这种正视会让这个人群更有安全感、提高自尊度，变得健康起来，这会为防艾工作另外提供一种途径——不再是‘地下性工作者’，而是以公开身份去帮助社会。”

　　尽管哈尔滨男同人群防艾工作已经走在全国前面，但最大的困难还是缺少足够的支持。“没钱。”洪涛笑，“大家更多是靠信念支撑下去。”

　　“很多人跟我说，咱们要打一场防艾的人民战争。我说打不起来啊，怎么打？民众不关心啊，中国每年只在艾滋病日关心艾滋病。”张北川说，防艾的关键在预防，然而地方对预防工作的投入并不理想。关注艾滋病，需要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与高度。“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增加一些这方面的投入？是否可以站出来公开会见男同，做一个反歧视的样本呢？我们对男同的关注与艾滋病干预，最终的受益者是我们，是全社会。”

　　【尾声】

　　在中国，男同人群将随着防艾工作的开展和社会环境的宽松、文明的进步，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正视。同时，为了保护与争取平等权益，在反歧视的道路上，他们将面临更多辛酸与荆棘，也将守住更多的信念与责任。

　　采访末了，记者问张北川：“您接触到的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男同有多久？走到今天，他们靠的是什么？”

　　张北川想了想：“快30年了吧，是两个成都人，我在2005年把他们的故事推荐给了《南方周末》，也让全国重新认识了男同。我曾问过他们，究竟靠什么能走到今天。他们说，这个事情很简单，靠责任。我们都是一样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主要人物均使用“圈中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