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李丽云 张琦

　　激情，豪放，黑土地上的人。跃动，腾飞，黑土地上飞翔的梦。

　　在这个中国位置最北、纬度最高的省份：严寒，挡不住人们如火的创造热情；距离，也未能阻止人们攀登科技高峰的脚步。

　　30年，黑龙江旧貌换新颜；30年，科技谱就奇迹新篇；30年，浓缩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春回大地：“含金”的黑土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时代的号角犹如滚滚春雷，唤醒了大江南北无数科技工作者；“科学的春天”，也给严寒中的北国黑土地带来了萌动的春意。

　　科技，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礼遇。在全国，有11个省的省委常委开始兼任省科委主任，行动迅捷的黑龙江人也昂首走在了队伍的前列。

　　1983年，春节过后上班的头一天。

　　从国外留学归来不久的朱典明，突然接到通知去省委参加一个座谈会。令他没想到的是，就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担任院长助理的他竟一下子跨越三级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委常委兼省科委主任。

　　做惯了科研，却突然要从政，46岁的朱典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而他即将要面对的科技工作，无疑更为复杂而艰巨：

　　“有一次，我去参加省委全委会议，有位年龄较大的副省级领导把我叫到一旁，小声问我，邓小平真的说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吗？”

　　在今天，对于科技的作用人们早已形成共识，而在当时，许多人却仍疑虑重重。

　　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走出国门的知识分子，从事船舶科研出身的朱典明决意要真正改变人们对科技的看法。而他的“武器”，却是与所学专业毫不相干的——农业中的大米。

　　“那个年代吃大米非常困难，每人每月只有2斤大米票，我家都攒到过年一起买。那时吃大米不用菜，蘸点酱油就吃了，那个香啊！”黑龙江省科技厅潘忠副厅长回忆当年如是感慨。

　　1983年，黑龙江省科委从日本引进了水稻旱育稀植技术。当时，国内的水稻都提倡靠密植来增加产量，而这项技术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稀植。

　　“水稻插在地里远看就像是三毛的头发，稀稀疏疏的。”

　　就在很多人等着看笑话的非议中，朱典明和省科委坚持了下来。

　　“我们在推广这项技术的时候，通过组织农业专家对这项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推广应用，解决了来自日本的技术在中国‘水土不服’的一系列问题。”今年已经75岁的原省科委副主任冉秉利，那个时候主抓农业，水稻旱育稀植技术推广至今仍清晰地印刻在老人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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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当年，水稻单产竟翻了一番，一季的产量超过南方两季。不仅让许多种植水稻的农民发了家，黑龙江省的水稻种植面积也从350万亩迅速扩展到1000多万亩，黑龙江一跃成为全国水稻大省。

　　随后，“科技之火”迅速燎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本土化的水稻旱育稀植技术推广到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最南端走到了海南岛。如今，黑龙江省水稻种植面积已超过了3000多万亩，商品量居全国第一位，而其历史性的转变就始于引进旱育稀植技术。

　　水稻的增产改变了黑龙江百姓的餐桌，人们告别了粗硬的大子吃上了香喷喷的大米。

　　“那个时候，黑龙江人端起大米饭碗就想到了科技。”今年已经70多岁的朱典明自豪地感概：“这是黑龙江科技史上最辉煌的一件事，没想到黑龙江人第一次体会科技的威力却始于小小的大米，也让我认识到农业依靠科技，效果立竿见影。”

　　一石激起千层浪。

　　尝到了水稻旱育稀植技术的甜头，科技不再被人瞧不起，不再被人怀疑，从此开始在这个幅员广阔的农业大省里“大施拳脚”：

　　随着大豆、玉米、水稻、小麦大面积高产综合技术研究与示范的开展，“30%耕地生产出了占全省40%的粮食”；

　　随着大棚、节能日光温室和地膜覆盖三项技术的推广，我国最北的地方———漠河也可以种植各种蔬菜了；

　　随着农业机械在农垦系统的普及，垦区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

　　随着以九三油脂和完达山为代表的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走出“原字号”的尴尬境地，农副产品的附加值大幅提高；

　　……从粗硬的大查米查米子到细软香甜的大米，从白菜、土豆、萝卜冬日“老三样”到日益丰富的各种蔬菜……30年，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不仅给黑土地老百姓带来了真真切切的“实惠”，更让黑龙江收获了“中国大粮仓”的美誉。

　　2008年这个大粮仓总产再创历史新高，初测为424亿公斤，创历史新高，粮食商品量继续居全国首位。

　　潘忠曾与2006年来黑龙江考察的袁隆平院士笑谈道：“没有您袁先生，中国百姓吃不饱肚子；没有黑龙江，中国百姓一样吃不饱肚子！”

　　如今，随着航天、测绘、信息、生物等新兴技术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农业领域，黑土地的“科技含金量”也日益高涨……

　　创富神话：北国火炬

　　在黑龙江，当第一缕科技之光率先照耀了乡村，进军高科技的火种也在城市里悄悄点燃。

　　1988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第一支火炬在北京中关村高高举起时，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墙外的南通大街还只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道。当然，没有人认识在南通大街上四处兜售电脑的邓伟，更不会有人留意一个靠1万元起家，卖电脑、做小工程的民办科研所———哈尔滨现代电子应用技术研究所。

　　然而，刚刚兴建的哈尔滨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国家认定后更名为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却把这家更名为“亿阳”的小科研院所当作了“宝”，并由此成就了入驻哈尔滨高新区的第0005号企业———亿阳集团。

　　由于历史原因，黑龙江国营工业、重工业比重大，传统产业占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工业结构不合理，新产品开发能力低，高新技术产品出现断层，经济效益差。

　　因此，当国家“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命令甫一发出，远在北国的哈尔滨就应声而起，着手开始创办高新区。

　　一个废弃的军用机场，一片方圆1公里的荒地，办公场地是租借的，办公人员是抽调的……

　　毫无疑问，创业异常艰辛。但难的还远不止这些：

　　“当时，很多企业不了解什么是高新区，不明白为什么要入高新区。”原哈尔滨高新区宣传部部长张峰奇回忆，“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到处寻找高新技术企业，苦口婆心地讲述优惠政策，拉企业入区……”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1989年末，高新区已有了23个“家庭成员”，实现产值2000万元。1991年，哈尔滨新技术开发区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首批、黑龙江省首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幸运地搭上了振兴高新技术产业的“头班车”。

　　1992年，哈尔滨高新区出了件“新鲜事”———在成立还不到5年、年产值不到100万元的亿阳公司，雄心勃勃的邓伟放出一句“狠话”———10年后，要造就100个百万富翁。

　　岂不是“天方夜谭”？有人不以为然，有人嗤之以鼻。

　　然而，若干年后的今天，人们却不无惊奇地发现：“说大话”的邓伟不仅兑现了当初的承诺，他率领的亿阳公司也茁壮成长为以电信、交通、能源、投资为主要业务领域，拥有29个子公司的高科技产业集团，被科技部认定为“全国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首批创新型企业”。邓伟本人则“跻身”于“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而当年邓伟曾扛着计算机四处兜售的南通大街，也已经拆掉了与大学之间的黄色围墙，成为哈尔滨最繁华的电子一条街，人称哈尔滨的“中关村”，其单体电子卖场面积雄踞全国第一。

　　在“石油之城”大庆，尽管这里拥有以“铁人”为代表的第一代创业者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世界一流的大油田，有着共和国历史上最光辉的工业成就，但作为一座因油而兴的资源型城市，也必须面对原油逐年递减的残酷现实。

　　大庆人明白，他们必须跑赢一场“特殊的比赛”———地上的经济转型、城市转型速度，必须大大超过地下原油的递减速度。

　　而如今，他们也做到了。大庆高新区内的服务外包等新兴产业，作为资源型城市的接续产业正续写着大庆的美好未来。

　　走访哈尔滨和大庆两个国家级高新区，你会发现，这里处处洋溢着智慧和激情，不仅上演着一幕幕个人创富的传奇，集聚了汽车、医药、软件及服务外包等一个个新兴产业，更孵化出了“小喇叭打天下”的万宇科技，“一年走出150个机器人”的博实自动化，“成功掘金美国纳斯达克”的泰富电气，承担奥运数据传输和控制的大庆“软件先锋”三维集团等一大批优秀的高新技术企业。

　　2007年，哈尔滨和大庆两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工业总产值在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比重达57%，占据了半壁江山，确立了引领黑龙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龙头地位。

　　数据显示，黑龙江省高新技术产业年总产值从1989年的2000万元，增长到2007年的2068亿元，放大了10340倍，并且连续多年保持了26%以上的增长速度。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755家，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1090.8亿元，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

　　时代强音：“科教兴省”

　　上世纪80年代，在国家科委“让开大路走两厢”科技方针引导下，科技的火种不仅播撒在了高新区，还悄然现身于零星出现的民营企业中。

　　没有政策的认可，更没有资金的支持，甚至连存在的合法性都要讨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上，民营企业的起步尤为艰辛。“前无坦途、后无靠山”，但这些发端于底层的经济幼苗，却总能在市场与政策的夹缝中奇迹般地生存下来。

　　1985年，哈工大教师刘小刚(音)创办了黑龙江历史上第一家民办科研机构。

　　尽管饱受“不务正业”的鄙视，但恰恰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崛起，使得不安于现状的科研人员和他们“待字闺中”的科研成果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思索：如何让科技发挥更大的威力？如何让科技跃入经济发展的主战场?

　　先人一步的黑龙江人又交上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黑发(1990)2号文件，编号0001915。”

　　时至今日，朱典明仍珍藏着一份1990年由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发布的红头文件原件。

　　这一纸文件，不仅是他多年心血的凝结，更是黑龙江成为全国最早开展“科教兴省”省份之一的历史见证。直到5年后，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才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其实，早在1988年7月，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就确立了“科技兴省”的战略方针，明确提出：科技兴省就是依靠科学技术，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全省的经济振兴、科教繁荣、生活富裕和社会进步。

　　但它并没有收获所有的“赞成票”。时任省科委副主任、省科教兴省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俊华告诉记者，“当时，这一提法被一些人认为是‘老虎吃天，说大话’。”

　　然而，在绥化开展的“科技兴市”试点工作却让人们再次领教了科技的魅力：依靠科技项目的实施，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绥化市各项指标竟翻了一番，工业生产总值增长了8.9%%，财政收入增长了3.9倍，超过1个亿，成为当时财政收入最高的县级市。

　　1992年，在一次省人大会议后，“科技兴省”被正式更改为“科教兴省”。于是，就在人们把热切的目光投向邓小平同志南巡的深圳时，却并未留意，这个位于中国最北部边陲的省份，已经悄然吹响了“向科技进军”的时代号角。

　　有了“科教兴省”政策强有力的支撑，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黑龙江传统工业企业里突然兴起了一个新鲜词儿———“高新技术角”。

　　据原省科技厅副厅长郑志成回忆，这个“高新技术角”独立于企业之外，单独立项，孵化高新技术项目，并反哺企业，带动整体企业的发展。当时一共在原齐齐哈尔一机床(今齐重数控)等18家企业发展了18个高新技术角。

　　据1996年的数据显示，黑龙江省10个省级高新技术角共开发新产品65项，为母体企业提供产品及技术所创造的产值达1.9亿元，超过原定1.8亿的目标。高新技术角在那时成为科技部门推进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有效途径。

　　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曾对这一最先在黑龙江兴起的新鲜事物给予很高评价：“东北企业里的高新技术角，就是孵化器的雏形。”

　　与此同时，黑龙江民营科技企业也迅速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1994年，时任省科委主任何琏向当时主管科技的马淑洁副省长建议发展民营科技企业，随后黑龙江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民营科技企业工作会议，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的决定》。

　　“从那个时候起大家才知道有民营科技企业，当时省委书记、省长都亲自到场参加会议，引起了大家的重视。紧接着我们就推动建立了民营科技企业示范区，哈尔滨市南岗区成立了我省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示范区。”何琏回忆说。

　　1996年7月，哈尔滨南岗区民营科技企业示范区被认定为国家级民营科技企业示范区；2006年，黑龙江“民营科技企业巨星计划”启动，12家“巨星”企业和23家“巨星种子”企业保持了30%以上的发展速度……

　　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已建成哈尔滨南岗、大庆让胡路等10个民营科技企业示范区，其中哈尔滨南岗、牡丹江阳明为国家级民营科技企业示范区。2007年，黑龙江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到10099户；实现技工贸总收入1078亿元，实现利税140亿元。其中技工贸总收入超亿元以上企业有202家。

　　而这，仅仅是激情时代的一个缩影。

　　当偏居一隅的巨人睁开沉睡的双眼，当蜷伏多日的巨龙插上腾飞的翅膀，人们见证着，更期待着，广袤的龙江大地上，一个和科技有关的神话正升腾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