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春做报告

　　东北网11月9日电 生活中的好伴侣 事业上的好榜样

　　牡丹江师范学院保卫处民警、金桂兰同志的丈夫 李永春

　　各位领导、同志们：

　　站在今天的演讲台上，我的心情非常复杂。说心里话，作为丈夫，为妻子着想，我真的不希望她当什么典型。她平时对自己要求够严格的了，她能够好好地活着，我们全家人就已经很知足了。我实在害怕她那本就虚弱的身体经受不住过多的压力和劳累。

　　我和桂兰是在1984年结婚的。我们夫妻相濡以沫，互敬互爱，携手走过了21个春秋。由于工作原因，多年来我们一直分多聚少。特别是她调入法庭14年来，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三年。这样的生活，苦了我，也苦了她，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让我们在困难中彼此理解，相互支持，从而获得了别样的快乐和满足。几年来，尽管不幸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到我们身上，但面对死神，面对病疼的折磨，我们始终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始终没有放弃对事业的热爱。在家里，她是一位好妻子，在单位，她是一名好法官，我为今生遇到这样一个法官妻子感到幸运和骄傲。

　　桂兰是一个视工作为生命的人，无论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只要有工作，她就全然忘了劳累和病痛。

　　1993年1月的一个周末，桂兰打电话给我，要我陪她到偏远的牛场村送传票。当时，我正在开会，到家时已经是晚上6点多钟了，她等不及，就一个人先走了。那天，气温零下30几度，寒风裹挟着鹅毛大雪，打得人脸生痛。我在黑暗中踩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牛场村赶。心里抱怨，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赶在这鬼天气去办。走出6里多地，突然前面传来阵阵狗叫声，我急忙奔过去，只见桂兰在空旷的雪地里独自一人挥着棍子，几只恶狗正围着她狂叫。见此情景，我迅速冲上前去，一把将她拽到身后，搂着她那还在微微颤抖的肩膀，刹那间所有的怨意都化作了心疼，我责怪她说：“你怎么就不知道爱惜自己呢!”桂兰喘着粗气惊魂未定地说：“幸亏你来了。”她接着说：“被告是个生意人，刚从外地回来，明天就要走，如果不抓紧时间将传票送给他，案子就不好处理了。”事后回忆起来，我真的替她后怕，但桂兰就是这种人，为了工作，她可以不顾一切。

　　作为法官，桂兰热爱自己的工作；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也热爱自己的家庭，可当工作和家庭利益发生冲突时，她就会毅然地舍小家顾大家，心里想的始终是工作。

　　结婚这么多年，她很少有时间待在里家，可每次回到家，她都会利用这短暂的时间，不知疲倦地干家务活，为我和孩子做上可口的饭菜，烧好洗脚水。我有时喝多了酒，她就守在床边，为我端水掖被，从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我知道，她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补偿对家人的愧疚。

　　孩子小时候，我因为经常外出，桂兰下乡或办案时，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亲戚或邻居照看。一次，她外出调查，由于走得急，就将儿子反锁在屋里。走后不久，一个小偷撬开了我家的门，儿子吓得钻进了床底。小偷见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拿了几件衣服溜走了。金桂兰回来后，发现家门四敞大开，锁已被撬，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大声叫喊着孩子的名字：“一男……一男！”不顾一切地冲进屋里。从惊吓中逐渐清醒过来的儿子，听到是妈妈的声音，才慢慢从床底下爬出来，一头扑在妈妈的怀里，号啕大哭起来。桂兰含着眼泪轻轻地拍着儿子的后背，“别怕，妈回来了，别怕”。

　　1997年，我家搬到牡丹江市内，由于家与单位相距80多公里路程，桂兰十天半个月才能回一次家，我们相见的机会比过去更少了，更别谈照顾孩子了。我在家既当爹又当妈，工作又忙，有时真想跟她发点牢骚，可每次见面后，看到她拖着疲惫的身体为我们忙里忙外的情景，又实在于心不忍。

　　桂兰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朝鲜族女子，但她与病魔抗争表现出来的常人少有的坚强意志，让我这个大男人都自愧不如。那是1997年底的一个晚上，我和一名同事夜巡，原本爱说爱笑的同事，今天情绪非常不好。我问他怎么了，他告诉我，姐姐患乳腺癌去世了。我问：“那为什么不早住院治疗呢？”他说：“开始腋下长了一个肿块，没在意，等病重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晚期了。”“什么？腋下肿块！”我差点叫出声来。我立即联想到二姨姐前几天说桂兰腋下长了一个硬块。我的脑袋顿时大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侵袭着我。那夜，我不知道怎样回的家，只记得自己在寒风凛冽的操场上，面对着满天繁星，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坐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天还没亮，桂兰就起身赶火车去单位了。当天，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让她尽快赶回市里来，好去医院检查一下。可她说正忙，没时间，并安慰我不会有什么事情的。这样，一直拖到1998年春天，在我的一再催促下，她才到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告诉我们3天后出结果。

　　那3天，我饭吃不好，觉睡不实，默默祈祷我们家桂兰平安。当医生告诉我妻子患的真是乳腺癌时，我呆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那天夜里，我们相拥而泣，她流着泪说：“真对不起，我怎么会得这种病呀，我们的儿子还小，我还没有完成任务啊！我一走，你们爷俩谁来照顾啊！况且，我才40岁，我还想再多干点事儿呀！”我一边给她擦着眼泪，一边安慰她：“不要太伤心了，我们还有房子，我和儿子还有血，我就是扒房卖瓦、砸锅卖血，也要把你的病治好。”一晚上，我们谁都没有睡，相互安慰和鼓励着，不知不觉天已放亮。

　　为防止癌细胞继续扩散，桂兰前半身肋条上的肉全部被切除，留下了巨大的疤痕。时至今日，每当我想到她为此而承受的巨大病痛折磨时，我心里就会阵阵发疼，有时想着想着，眼泪就会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这次大手术后，医生告诫她要休息3年。可没过多久，病情稍有稳定，她就坚持要上班。我犟不过她，只好同意了。我知道，像她这样视事业为生命，视群众为亲人的人，让她待着，就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桂兰上班后，我总担心她的身体能不能撑得住。一天，我办事途经她单位，特意下了车看她。在她办公室门前，聚集着十几个人，有裤腿挽到膝盖，脚上粘满泥巴的小伙子；有满头白发、敞着怀的老大爷；也有带着孩子的妇女。在她的办公室里，有的当事人讲到动情处时，激切的言辞，刺人耳鼓；有的当事人抽着辛辣的旱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睛。我知道桂兰最爱干净，最烦抽烟，可她对当事人却丝毫没有一点嫌弃之意，耐心、热心、诚心地回答着一个又一个问题，排解着一个又一个纠纷。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一个又一个当事人带着满意走了，可她连地方都没有动一下。我真想走上去，替她擦把汗，给她倒杯水；我真想提醒她，你还要不要命了？可我没有这样做，我实在怕打扰她的工作。

　　由于过度劳累，桂兰又患上了严重的胆结石。在我和孩子的一再劝说下，她第六次被送进了手术室。医生给她取出了一个核桃仁般带刺的结石。手术后，在家休养的金桂兰感觉不适，包扎伤口的十几层纱布全被血水浸透了。我立即找车将她送到医院，大夫打开纱布一看，缝了11针的伤口已经全部化脓，仅脓血就抽出两罐头瓶子。为了把脓血擦净，医生拿着大块的纱布，在伤口处擦了一遍又一遍，纱布换了一块又一块。忍着巨大的疼痛，坚强的她咬紧牙关，硬是没吭一声。

　　这次手术后，我想她总该在家好好休养一下了吧。可她只休息了几天，就又要去上班。我的火气马上就上来了，第一次对她发了脾气：“金桂兰，你这是图的啥，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可她最终还是坐上了去往单位的火车。

　　送走金桂兰，我后悔了。她为了啥，难道作为丈夫的我还不清楚么，是为了钱吗？不是！这么多年虽然家庭拮据，她自己连一件象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但对当事人送的钱物，她一次也没收过，单位关心我们，特批了5000元住院补助款，她都如数退了回去。是为了权吗？也不是！她十几年如一日，甘心当一名普通的法官，把几次提升的机会，都让给了别人。是图舒适吗？更不是！组织上几次调她到市里工作，她都谢绝了。她到底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她所钟爱的审判事业么！不就是为了她心中时刻牵挂着的父老乡亲么！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抽着烟冥想。桂兰对乡亲们感情，就像树叶对根一样，有着深深的眷恋和热爱，桂兰和乡亲们的关系，就像鱼和水一样离不开。她真心实意地为乡亲们排忧解难，乡亲们一样没有忘记桂兰，得知她有病，那么多人想着她，惦记着她，关心她，就凭这一点，我们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去年底，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儿子，亲手做了一桌饭菜，来招待我和他妈妈。我们朝鲜族喜欢唱歌跳舞，那天，桂兰唱了一首歌，是她平日里最喜欢的《从头再来》。她深情地唱道：“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歌还没唱完，我和儿子都已经泪流满面了。

　　这些年来，党和人民给了金桂兰很多荣誉，这是她的骄傲，也是我们全家的荣耀。20多年的夫妻生活，我从桂兰身上悟出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人活着，不在于生命的长短，而在于它的质量，这种质量体现在为社会、为人民做了多少事情。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要像妻子那样，在有限的生命里努力为党工作，多为群众办事，像桂兰那样，做一个咱老百姓的好民警。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