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哈尔滨12月27日电 针对“王建民之死”，哈尔滨商业大学法学院院长王福友教授认为，北京同仁医院见死不救的行为不仅违背了人情道德，在法律上也难辞其咎。

　　王福友教授说，卫生部于1980年和1983年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强城市急救工作的意见》和《城市医院急救科(室)建设方案》，明确规定医院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和拒绝抢救。1994年，国务院又颁布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对医疗机构的义务和宗旨加以明确。作为医疗机构，救死扶伤是它的义务，这个义务从法律角度讲，是一种“绝对义务”，医院不能以病人没钱就拒绝履行这个义务。

　　王建民进入医院后，已经与医院进入合同缔结阶段，从整个事件看，医院违背了《合同法》的“诚实信用”规定。王建民两度入院，院方均称王建民没有生命危险，而实际情况是王建民已经大口大口地吐血。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医院负有如实告知义务，即使医院因为王建民没有钱拒绝治疗，在王建民已经被“120”送到同仁医院的前提下，同仁医院也有义务如实地告诉王建民，他的生命已经有危险了，而不应该欺骗病人。因此，北京同仁医院应依法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王教授说，在12月8日的北京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上，当面对民工伤亡增加21.1%时，北京市副市长陆昊曾痛斥：“一些企业漠视外地人的生命。”同仁医院“见死不救”事件给这句话做了现实注脚。王福友认为，要根治医院见死不救现象，除了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之外，还有赖于法律规章方面的约束。比如去年，深圳市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急救医疗条例》，规定对见死不救的医院处以最高3万元罚款；再比如，今年8月，福建连江县医院因见死不救而导致病人死亡，该医院三名正、副院长因此被免职。这些法规上的约束和事后处罚，显然比单纯的指责、批评更有效。每次见死不救的事件出现，都会受到舆论的道义谴责，可当舆论都已经陷入“谴责疲劳”时，又会怎样呢？风波过后，院长还是那个院长，医生还是那个医生，见死不救还是那个见死不救。

　　王福友认为，要拯救天下医者的冷漠心，仅靠道义谴责是不够的，需要公正透明的法制保障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约束。而且作为全国最著名的大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应该比其他普通医院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社会各界给予它的期望也更多。因此，出现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北京同仁医院在受到严厉的道义谴责的同时，更要承担必要的法律责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