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集中精神写点什么，但好几件事绕在脑子里。

　　一件事，河南出了“骨灰游街案”。孟津县一位老人去世，子女将其骨灰放进棺木安葬了，民政部门以为死者未曾火化，又将棺木挖出，写上死者姓名、生前住址，用“宣传车”游街，后又扣下死者骨灰不还。此事引出诉讼，民政部门的律师说，原告遭遇可以同情，骨灰同意归还，但民政局“执法”及保管骨灰都产生了费用，应由死者家属承担。

　　民政部门“宣传”了什么呢，且不管了。本来，以搞出“骨灰游街案”的蛮劲，民政部门大可以脖子一梗，横直不上法庭的。但现在要“依法治国”，体统也不能完全不顾，那就请个律师吧，自己不好说，由律师来说好了。

　　又一件事，贵州出了“奸杀免死案”。两名罪犯在安顺抢劫一名女高中生后实施轮奸，又挟持该女生再次抢劫，并决定将女生带到一座水库灭口，途中再次实施轮奸，然后船载女生推入水中，因女生会游泳未果，就用石头砸死女生，抛尸于水库。安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其中一名罪犯死刑(另一名因未满17周岁判无期徒刑)，上诉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认罪态度好”改判死缓。

　　从理性上考虑我倾向于废除死刑，不过既然死刑尚未废除，总不能免死没个说头。一个罪犯犯下抢劫、强奸、故意杀人三种重罪，杀人过程极为残忍，且无自首、立功、未成年等情节，“认罪态度好”又不是法定减轻刑罚的依据，改判死缓是让人相信“实现了公正”，还是感到蹊跷呢？

　　再一件事，北京出了“民工等死在医院事件”。黑龙江民工王建民12月12日晚腹痛吐血，再次来到同仁医院就诊，在一楼走廊厕所门口的担架车上疼叫半夜，医生称：钱送来了才能治疗。13日晚，王建民死亡。

　　《黑龙江晨报》报道，目击者说王建民是在不断喊着救命死去的，送王建民到医院的民工说医院工作人员要他别管闲事。人民日报主办的《健康时报》说，同仁医院对这一事件“群体失忆”。

　　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之轰动，固然在于充分显示了医疗的痼疾，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让拥有话语权的白领、金领等等人士都变成了可能等死在医院的民工。我没有说出来的是，当白领、金领们自忖不会落到等死在医院的田地时，恶劣事件就不会有太大的关注。农民郑铿弟差110元钱等死在福建省连江县人民医院，民工王辉因欠费被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扔到公路边，这次王建民未得救治死在同仁医院，未能引起轩然大波即是例证。

　　只要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仍然缺乏，穷人等死在医院的事情将难以绝迹，但我仍然无法原谅一所医院看着一个活人死在眼前而不施援手，所有关于“道德风尚”的美好教化都在这冷漠的眼光中坍塌。

　　几件事情缠绕在一起，使我想到一个词：残忍。骨灰游街、轮奸杀人是残忍的，看着活人死在医院而无任何措施是残忍的。但最残忍的是人们对残忍的习惯，见残忍而不以为残忍。掘过游过之后索要“执法费”，轮奸杀人尚能避免最高刑罚，人在医院里不得救治而死以后无人自责而只有“群体失忆”，表明人对残忍可以毫不介意。

　　习惯于残忍，不以残忍为残忍，耐受力在增长，正如冷水慢火煮青蛙，青蛙们尽可以悠哉游哉，但悠游所向又是何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