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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网4月18日电 哈尔滨解放前夕，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给日伪当局以沉重的打击，在哈尔滨解放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张兰生就是这次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记者找到了张兰生的儿子包洪滨。包洪滨原来是哈尔滨卷烟总厂的工程师，１９９３年退休。退休后的包洪滨老人参加了烈士后代自发组织的抗联小分队合唱团，闲暇时在家浇浇花，生活过得惬意而充实。
“父亲是电车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也是因为这次运动，父亲才开始了四处奔波抗日的日子。”１４日上午，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陈列的张兰生照片前，已年过七旬的包洪滨深情地凝视着父亲的照片，说起了那次工人大罢工……
家成了地下党的秘密办公地
“父亲张兰生原先叫包巨魁，１９０９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因为小时候被舅舅家抱养，随舅家姓，于是改名叫张兰生。”包洪滨说，工人运动前夕，家里就成了父亲开展地下活动的办公地点。
包洪滨说，父亲１９２８年中学毕业时，正赶上哈尔滨电业局电车公司招工，家里托人、送礼，把父亲送进了哈尔滨电车公司做车长（现在的售票员）。１９３２年熏哈尔滨电业局党支部秘密成立，有先进思想的父亲首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父亲就开始投身于反满抗日活动中。
为了让更多的工人团结起来反抗日伪当局，父亲和工友们常常制作标语、散发传单，在工人中进行秘密的宣传活动。当时党的活动缺少经费，父亲就借着职务之便，为党筹集经费。他在卖车票的过程中，常常把乘客丢到地上的车票捡起来，悄悄放在售票袋里，再卖给别的乘客，从中攒下乘客的车票钱。然后，他再把乘客的票钱塞到事先放在包里的被掏空的苞米瓤子里，从窗户扔到轨道边的树毛子（低矮的树丛）里。其他的同志就到树毛子里找到苞米瓤子，拿出钱作为地下党的活动经费。
包洪滨说，父亲领导电车工人运动那会儿，他才刚刚一周岁，父亲的很多事情都是听母亲说的。据母亲讲，开始父亲做地下活动，如和赵一曼等人到家里开会等，都背着母亲。母亲经过了一番“侦察”，发现了藏在床底下的宣传标语，才知道父亲是在干“大事情”。母亲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也很明白事理，所以以后父亲在家开会时，母亲就抱着一周岁的包洪滨站在家门口，为父亲放哨。
父亲是工人中成长起的领导者
包洪滨说，在封建军阀统治下，电车工人不仅毫无政治权利，而且在经济上饱受着种种残酷剥削，动辄就被罚款，还经常受到车监督侮辱人格的抄身搜查，以及警察官吏们的凌辱、殴打。日本侵略者占领哈尔滨后，哈尔滨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当时，电车公司有司机、车长等３００余名工人。父亲原本是车长，后来改当电车司机。父亲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恶行深恶痛绝，他用言语和行动来鼓励身边的工友们起来反抗日伪当局。
一次晚间收车后，父亲和工友们一起，将欺压工人最厉害的一名车监督痛打一顿。他鼓励工友们说，咱们个人斗不过他们，要想办法联合起来进行斗争。他的反抗精神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周围工人。
１９３２年３月１日，日本炮制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日伪当局组织“建国”提灯晚会。父亲和工友们夹在游行人群中，进行反日宣传。当汉奸、走狗们呼喊庆祝伪满洲国成立的口号时，他们就在人群中进行破坏，撕毁张贴的宣传画，往标语上涂墨汁，烧毁了搭在霁虹桥上的彩楼。
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哈尔滨市委对工人的斗争非常重视，派党团员到电车工人中开展活动。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哈尔滨市委的领导冯仲云、赵一曼等都经常到电车工人中开展活动。父亲被选为哈尔滨电业局党支部委员，与冯仲云、赵一曼等一同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１９３３年４月２日２０时许，３线２号电车车长张鸿渔因向身着便衣的伪宪兵王永昌索要车票，遭到毒打。消息传出，工人们气愤难平，提前收车入库。
当晚，在省委领导下，电业局党组织在电车厂（今哈尔滨发电厂）召开党团员会议，研究罢工问题。接着又召开党团员、工会会员、积极分子参加的百余人大会。会上，大家群情激愤，当即宣布罢工，并成立了罢工委员会。父亲负责宣传工作，他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连夜画漫画、写标语、刻印《告哈尔滨市民书》等宣传品，贴在正阳街、桃花巷、火车站等主要路口及电车厂、电车沿线，向全市人民揭露了日伪宪兵殴打工人的罪行，呼吁全市人民对工人罢工斗争给予支持。
３日，罢工委员会向电业局提出５项要求：１．给受伤者抚恤金５０元；２．撤换宪兵队长；３．交出凶手，由工人惩办；４．负责受伤者医药费；５．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并表示，“不答应条件，不复工！”顿时，全市电车停驶，交通瘫痪。
电车工人的罢工斗争，使日伪当局非常震惊。开始他们采取利诱、分化的手段破坏工人斗争，后又调动大批保安队以武力威逼工人复工。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毫不畏惧，团结一致，将电业局总办吓跑。警察队长被迫声明：“决不逮捕工人。”经过斗争，工人们的要求基本达到，罢工斗争获得胜利。
这次电车工人大罢工，扩大了党的影响，也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和注意。他们派出大批警察、特务，加紧侦缉共产党员的活动。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６日深夜，工人们正在熟睡时，一群特务闯入电车厂工人宿舍搜捕，电业局党支部书记王知一等１０余人被捕。
翌日清晨，家住马家沟宣威街的父亲像往日一样，正准备上班，同院的电车工人卢子学急匆匆地跑来告诉他：“昨晚有人到电车厂抓了一批人，你快跑吧！”父亲略加思索后，迅速离开家，去找上级党组织。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和工作需要，决定派他到珠河（今尚志市）抗日游击区工作。
数日后，父亲秘密回到家中。他告诉母亲，自己要出远门，嘱咐她将两个孩子抚养成人。父亲走后，母亲带上两个孩子便离开了哈尔滨，去了呼兰县。从此，父亲为革命东征西战，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１９４０年７月，父亲赴德都县五大连池北朝阳山一带指导龙北地区党的工作，不幸在朝阳山里被日伪军包围，壮烈牺牲，年仅３１岁。
寻访电车厂旧址
为了真实地感受工人运动的那段历史，１４日上午，记者来到电车厂的旧址——哈市南岗区文明街４６号。
如今的文明街４６号是一个装修豪华的俱乐部。绕过俱乐部的正门往后走，斑驳的墙壁、零乱散挂在墙壁上的电线、突出于房顶的房垛、房顶上的阁楼都昭显着历史的印记。这一趟平房大概有近百平方米，有三米多高。两米多高的窗户的大半都被水泥砌上了，显露在外的窗框也严重褪色，部分地方已经发白。墙壁的一侧有一处一米宽的室外楼梯，上面堆满了树枝、纸箱子等杂物，十几级台阶上是一扇小门。记者猜想着：也许电车工人曾从这里进出，他们辛苦工作了一天，出来后是不是要仰望一下天空，伸展一下因整日端坐而疲劳的身体呢？
拐过来是房子的外墙，墙的中间有一个两米多高、两米多宽的暗红色的双扇大铁门，铁门被手腕般粗细的钢筋封住。站在斑驳破旧的大铁门前，依稀可以想象大铁门被“咣当”、“咣当”地拉开，张兰生和他的工友们开着电车从里面出来的情景。
沿着原路返回，记者站在一棵大树下，看着张兰生曾在此战斗过的老房子，想到张兰生牺牲在五大连池的朝阳山，不禁想起冯仲云为他题的一幅挽联 ：
为民族生存，数载苦斗，忠魂长绕朝阳岭！
求国家独立，千里转战，热血遍洒嫩江畔！
苏联远东军对日作战 遣送日本人回国
日本投降后，大量日本人遗留在东北地区，哈尔滨地区有８万余人，包括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牡丹江在内的北满地区有近２０万人。
经国共双方协商，这些日本人需经过哈尔滨运送至松花江岸，交给国民党方面，再由长春、沈阳、锦州到葫芦岛，登船遣送回日本。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和东北解放区民主政府为顺利遣送日本人，成立了遣送日本人办事处，由负责对外联络的李立三同志任处长。在东北民主联军和公安部门的统一安排下，动员和组织大批青年学生参加这些工作。参加遣送人员共１２００多人，其中学生占９００人，还有哈尔滨青年联盟盟员３００名，以及东北大学和其它学校的学生。
１９４６年８月１８日下午，在哈尔滨兆麟电影院，遣送日本人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召开。李立三同志做了热情洋溢的动员，并在讲话中多次强调，要求大家发挥高度的组织性和工作热情，团结一致，把事情办好；坚决反对任何人员的贪污舞弊行为，如若发现就立即按法律制裁；从处长到每一位工作人员，不分地位和职权，互相监督。当天李立三还就遣送日本人办事处（第四号）启事发表两点声明：一是，凡日本人所留一切财产，一律交哈尔滨市，作为建设经费；二是，除非确已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人，正式结婚，有法律手续，经过调查登记者外，其余日本女人，统统遣送回国，只有这样才是正当的、公平的、公道的。
在遣送过程中，遣送日本人办事处不仅保障日本人的安全，而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还给予充足的配给。当然，也要按例进行检查。工作人员建立起查封大队，负责查封离境日本人的房屋和不许带走的物品。查封大队分为５个中队和５０个小队，每小队１０人，在火车站对每一个出境日本人进行检查。
遣送工作开始后，每天有７５００人到１００００人左右的日本人集中到火车站，列队等候检查。检查人员执行两项任务：一是按战犯名单的姓名、年龄、体貌特征对照，发现可疑分子，交专门机构审查；二是检查日本人的随身物品，发现违法带有黄金、珠宝、古玩等贵重物品便予以扣留。队员们高度警惕，认真检查，不放过一个战犯，不漏掉一件禁品。有些日本人把金银珠宝藏在水壶双层底下、鞋后跟里、饭团子或罐头盒里，更有狡猾者藏在骨灰匣或妇女用品里，这都难逃队员们明亮的眼睛。这时日本人都表现得非常驯服，见了队员躬身施礼，主动打开包裹接受检查。也有少数不甘心失败的家伙，故意摆出大和民族“高等人”的气势，甚至扬言“十年后再见”。工作人员当场严词训斥，直到他低头认罪为止。
在一个多月连续不断工作中，青年学生们，尤其青年联盟的盟员们，每天工作１０多个小时，出色地完成了这项政治任务。
９月１４日，遣送日本人办事处在哈尔滨莫斯科电影院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到会者１５００多人，首先听取了李立三同志的总结报告。紧接着，大会报告了模范工作事迹及选举经过，并开始了隆重的授奖仪式。４０多名起过模范作用的工作者，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陆续登台领奖。６个模范中队，３个模范小队，也由松江省民主政府主席冯仲云及哈尔滨市长刘成栋同志亲手授予了锦旗。
会后，莫斯科电影院演出了文艺节目，并放映了电影，以庆祝遣送工作的最后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