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新闻网讯 杨淑英是鸡西原城子河煤矿林业科建筑队“大集体”工人，1987年左右，林业科建筑队解体，杨淑英自此没了正式工作。去年6月份，她听说国家出台政策，像她这样的“大集体”，只要拿着自己的职工档案证明身份，就可以办保险拿养老金和医疗补助了。靠打零工过活的杨淑英大喜过望，觉得晚年生活有了指望。然而，她在向档案托管单位——鸡西城子河多经公司调取档案时，却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沉重打击：她的档案被弄丢了……截至今年5月10日，她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因档案缺失仍无法办理。

　　为了寻找莫名失踪的档案，杨淑英奔波劳顿快一年了。在与城子河多经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她还发现，丢档案的不仅仅是她一个人，还有百十人和她有着同样的遭遇。更离谱的是，其中几名“大集体”在交了两三千元甚至更多的钱后，竟然“赎”回了档案……这个淳朴的家庭妇女彻底迷惑了：档案，难道是“倒买倒卖”的筹码吗？

　　说法一：“调走了”

　　杨淑英是个话语不多的人，丢档案的事儿憋在心里差不多近一年了。“太离奇了。”今年4月份，她见到记者时说，“我的档案丢了，我觉得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今年45岁的杨淑英是鸡西原城子河煤矿林业科建筑队工人。1981年上班，属临时工。1983年受工伤，差点丢了命。因为这个，单位给她转成了“大集体”。其后，单位所有的临时工全部转为“大集体”。杨淑英说，大约在1987年，林业科建筑队解体，将档案全部转到城子河多经公司托管，此后杨淑琴再没上班。

　　去年，杨淑英听说国家给“大集体”办理养老和医疗保险了。于是，她到城子河多经公司找自己的档案。工资科的一名工作人员找到了编号为“2021”署名杨淑英的档案，但查找时却发现那个编号里的档案已经在2004年11月份被人调走了。

　　“那个工作人员没辙了，让我去找工资科科长徐景芬。”杨淑英回忆说。徐景芬当时解释说，的确是有人把编号2021署名杨淑英的档案调走了。还说：“没事儿，谁拿走你的档案都有人签字，跑不了，肯定能给你转回来。你去找原城子河矿工资科的于永安要档案。”

　　杨淑英又找到如今在工会上班的于永安。于永安称，当时确实拿了一些档案，但根据政策只把办“混岗”的留下了，其余属于“大集体”的又都退回到城子河多经公司了。

　　说法二：“重名了”

　　无奈，杨淑英又回来找徐景芬。这次，徐景芬换了个说法：那份编号为2021的档案是另一个叫“杨淑英”的档案，与她重名，并不是她的。

　　杨淑英接受了重名的解释，“可是，我的档案呢？”杨淑英找到了城子河多经公司经理李新国，在李新国的过问下，徐景芬答应再回去查一查，然后再给她打电话。一晃儿，一个月过去了，还没动静。

　　杨淑英几次去问，坚持索要属于自己的档案。去年10月份，她又去找李新国经理，并要求徐景芬提供那份“杨淑英”的档案复印件，但徐景芬坚持不给。“他们左推右支，我也急眼了，就说‘不给我档案，我就上告去！’在这种情况下，徐景芬把编号2021的档案复印件给我了。”

　　杨淑英手中的这份“杨淑英”的档案，一份属于未婚时填写的原始档案，另一份则是“大集体”职工档案。记者查看时发现：这个“杨淑英”的原始档案中叫杨素英，原籍是山东；而职工档案中却改成了杨淑英，原籍为河北。职工档案表中的字体明显是两个人填写。

　　“你看，这档案根本不是我的，和我的经历对不上号。”杨淑英说，“徐景芬为了证明这份档案不是我的，还去档案室查了整本档案，共有10多页，里面还有好多差头，徐景芬都解释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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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法三：“不存在”

　　4月2日，记者拿着这份档案复印件来到城子河多经公司，经理李新国承认“很多信息不对称”，徐景芬的解释是“当年在填写的时候工作人员失误，填错了”。最后，徐景芬给记者的解释是：这里只有“这个杨淑英”的档案，“那个杨淑英的档案根本不存在。”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新国则承认“职工档案丢失”的说法。他说：“公司从其成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前身算起，到现在有10多个人经手管理档案，因管理不善而丢失档案在所难免。”同时他还表示，如果确切查明档案就是多经公司弄丢的，多经公司一定承担责任，并会想办法进行弥补。至于什么时间、如何弥补，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李新国也没有给予正面答复。

　　说法四：“可赎回”

　　“我怀疑档案没丢，而是被城子河多经公司卖给别人牟利了。”在采访中，杨淑英说，自己在找档案的过程中有个“内部人”对她说：“你的档案是不是被卖了？他们可没少往外卖档案。”

　　杨淑英说：“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可是后来发现和我一起办理‘大集体’的好几个人档案也都丢了，但是后来他们花了3000元钱，从城子河多经公司把档案买回来了，已经办完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其中一人，她表示，档案的确是买回来的，但她拒绝透露自己的姓名：“档案这东西，买和卖都不是好事儿吧？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好不容易买回来了，要是抖搂出去就白办了，钱也白花了。”

　　“杨淑英们”的忧虑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城子河多经公司的档案管理非常混乱，根本达不到国家法律规定的管理标准。杨淑英的档案“丢失”也绝非个例，杨淑英说，她在城子河多经公司寻找档案的过程中，碰见不少和她有着一样遭遇的矿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也遇到了近10名档案“被丢失”的矿工。

　　仲崇萌，女，今年39岁，原城子河煤矿建筑工人。1987年上班，1989年转为“大集体”，1995年回家做家务；

　　仲崇嵩，女，仲崇萌的姐姐，1985年至1986年在城子河多经公司的面粉厂当工人，后转到同属于城子河多经公司的瓦厂上班；

　　马立力，男，今年39岁，曾在原城子河煤矿机械配件分厂上班，1995年离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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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这几名矿工反映，他们去找档案的时候，发现有许多人也在找档案，一拨一拨总能遇到，估计有近百人甚至更多。他们多为“大集体”矿工，还有少数的“全民工”。

　　“在城子河区，职工档案丢失已经不稀奇了，也没人管这事儿。”马立力说。

　　这些“杨淑英们”的担忧是：因为城子河多经公司弄丢了他们的档案，由此，他们变成了身份不明的人。“我们的后半生怎么办？”

　　用新闻影响生活

　　为找回自己的档案，杨淑英再次踏上曾经走过无数遍的鸡西城子河多经公司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