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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抑郁症患者人数每年增加20% 10年患者数增长9倍
2013-05-05 09:40:50 来源:生活报  作者:周际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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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报5月5日讯 酝酿了27年之久的《精神卫生法》终于在5月1日出台。这部法律填补了我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在精神卫生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精神卫生法》中明确提出,精神障碍是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感知、情感和思维等精神活动的紊乱或者异常,导致患者明显的心理痛苦或者社会适应等功能损害。除了“被精神病”被终结之外,属于一种常见精神障碍的抑郁症,也将引起政府和民众的重视。

  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抑郁症患者十年增9倍

  近日,记者从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抑郁科了解到,截止到四月末,今年该院已收治抑郁症患者近300人。 

  据了解,2012年,该院共收治抑郁症患者超过1200人,与2002年收治患者129人相比,十年间,抑郁症患者增加了9倍。

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院长张聪沛

  另据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院长张聪沛介绍,该院收治的抑郁症患者人数仍在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精神障碍群体扩大化趋势十分明显。

  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院长张聪沛的办公室,是一间特殊的“心理诊室”,这里曾接待过数千位抑郁症患者。一幅“心理精神”的裱字下坐过太多心理不太精神的人,一个暗红色的皮沙发便是佐证。沙发看上去很新,右侧扶手却有一个显眼的窟窿,露出破碎的海绵。“这沙发其实才买两年,最初,一个抑郁症患者捅了个小洞,此后每个患者就诊时都会下意识地去抠一抠,他们心理太焦虑了……”张聪沛用手指着破洞,无奈地摇了摇头。

  从一个小洞变成一个窟窿,近几年,随着沙发破洞一同变大的,还有逐渐庞大的抑郁症群体,这道日益扩张的精神缺口,催促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医院。4月29日,记者在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还看到了这样一份收治抑郁症患者的记录:2002年收治129人;2003年收治197人;2004年收治207人……2012年,收治患者超过了1200人,10年间患者人数增长9倍。

  在该院抑郁症门诊,记者看到,不但病房和走廊里住满了病患,连楼梯间也加了几张临时静点的病床。“这几年,病人明显增多,现在有六十多人挤在这儿,都快住不下了,每天还在往里进人……”抑郁症科主任龚子敏告诉记者。

  一只泄了气的皮球

  抑郁科走廊里,挂着几幅院长张聪沛的摄影作品。这些名为《见》、《雾》、《田园》的风景照片,画面上是绿树、高山、田野,视野很开阔,令人忍不住多看几眼。但每天几十张阴沉的脸从照片下走过,没人驻足观望,他们沉溺在自己世界里,专注地忧伤着……

  如果不是得了抑郁症,63岁的王鸰原本可以安享晚年。这位教了一辈子书的大学教授,退休后一直郁郁寡欢,整夜睡不着觉。他开始胡思乱想,前六十年大大小小的事儿在深夜里如潮水般向他涌来,最终定格在了一套运动服上。

  在张聪沛的办公室里,王鸰一边抠着沙发上的破洞,一边讲述着一段陈年往事。五十多年前,他在上小学时,加入过学校的鼓号队。有一次表演前,他曾在教室里偷偷地和同学调包,把自己脏兮兮的运动服换成了一套干净的运动服。这件发生在少先队时期的事儿,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王鸰本来忘了,但不知怎的,退休后突然想起来了。心存愧疚的他对此事耿耿于怀,变得不爱说话了,也不愿意出门,经常一个人发呆,惦记着把运动服还给那位同学,并向对方道歉。可他甚至已经想不起来那位同学的名字,更无从找人,“我想跟他说一句‘对不起’,不说出来心里堵得慌,难受得吃不下也睡不着……”63岁的王鸰用颤抖的手抹着眼角,一时间老泪纵横,委屈得像个受到惩罚的孩子。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坎,有人过去了就忘了,过不去的就抑郁了。“其实,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件运动服的小事儿,但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王教授其实得的是抑郁症。”张聪沛解释说,抑郁症不像一些普通的疾病,无法通过验血、X光检查、活组织切片或唾液培养等客观检测结果来诊断,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只能靠辨别一些症状来判断。“抑郁症最常见的表现是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患病之初,患者往往容易流泪,喜欢独处,回避社交活动,生活中普通的小事都会感到困难。同时还会反应迟钝、思维紊乱,难以保持注意力,整个人的状态,如同一只泄了气的皮球。”

  容易被误解的“小心眼”

  迄今为止,尽管抑郁症的病因与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但很多人却简单粗暴地将其归结为性格因素,认为是患者“太小心眼了”。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抑郁症其实是一种病,抑郁症患者并不是无故从天而降的“林妹妹”。

  60岁的张旭从没想过自己会得抑郁症。在此之前,他是家人、朋友眼中“喜欢唱歌跳舞,特别乐观开朗的人”。去年十一月份,女儿和相恋多年的男友突然分手了。由于情绪受到女儿的影响,张旭变得郁郁寡欢,不出去跳舞了,也不爱搭理人,感觉自己如同走在悬崖边上。他和大部分抑郁症患者一样,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吃三四片安眠药顶多睡一两个小时,换了各种安眠床、安眠枕,也都不管用。”

  抑郁,犹如一剂慢性毒药侵蚀着张旭的精神和身体。他夜里隔一小时看一次表,一躺到床上,脑海里恨不得有一千个念头闪过,“每天都是眼睁睁地看着天是如何亮起来的”。看着身边安睡的家人和窗外寂静的街道,张旭痛苦地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睡不着觉的人。

  事实上,和他有同样遭遇的抑郁症患者大有人在,深夜里,他们大都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大约有抑郁症患者3000万人,全球范围内,有超过5亿人正在遭受抑郁症的折磨。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超过癌症,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患。

  与患者骤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对于抑郁症却知之甚少。由于缺乏“可见的”病灶病征,它不被当做一种疾病,而常与“多愁善感”、“意志不坚强”联系起来。很多抑郁症病人往往受到来自家人朋友的“开导”、“劝解”,经常会被要求“振作”起来,但在张聪沛看来,“这一切有时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延误病情。”

  还有一些出现食欲紊乱、体重下降、周身不适躯体化症状的抑郁症患者,会辗转于各大医院,徒劳地重复做检查,直到发展为中重度抑郁症,才想到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由于人们对心理疾病的认知度和包容度较低,有些人即便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仍不积极配合治疗,且理由相当直白,“得这种病太丢人!”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抑郁症患者,崔永元曾向公众坦言,抑郁症最严重时,他需要人24小时陪护,一心只想着“自由落体”。“社会上对这方面的知识知道的特别少,比如包括我的家人,包括我的领导,他们都觉得没有这种病,觉得就是想不开,就是小心眼,就是太爱算计了……”

  张聪沛告诉记者,事实上,抑郁症并不是单纯的心理问题。目前,医学界认为抑郁症的发病原因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除了个人性格因素,还有遗传、生化因素、不良的应激事件,以及工作生活压力大等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抑郁症的发生可能与大脑突触间隙神经递质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浓度下降有关,现在的很多抗抑郁药就是在有针对性地提高人身体中这两种物质的浓度。”


  要命的“情绪感冒”

  电影《失恋33天》里,文章饰演的王小贱曾轻松地调侃:“这年头,人不得个抑郁症什么的,都不好意思出门!”然而,对于真正的抑郁症患者和家属而言,“抑郁症”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从家门到闹市、从闹市到医院,几乎每踏出一步,他们都会犹豫不决……

  尽管张聪沛更倾向于把得抑郁症形容为“一场情绪感冒”,但这似乎很难减轻患者及其家属心里的病耻感,并未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感冒若不及时治疗,一旦病情加重是会丧命的,“情绪感冒”亦如此。

  “轻度的抑郁症患者,可以通过口服药和心理治疗治愈,但如果不来就医延误病情,发展成重度抑郁症,80%的抑郁症患者会选择自杀。有些患者情况很危险,可是觉得丢人,无论我怎么劝说,就是不肯住院治疗,家属也不配合。”张聪沛长舒一口气,但内心的郁结并未因此舒缓。

  “2008年,一个名叫李红的患者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向我诉说心中的苦闷,可是不久之后,她就从楼顶跳了下去……”这是张聪沛不太愿意提及的一段往事,六年后,他向记者回忆此事时仍心绪难平。因为,在这起事件中,身为精神科医生的他,也曾是个病人。

  这位名叫李红的患者是一位中年作家,当时孩子快要参加高考了,她总是过分担心孩子考不上大学,结果得了抑郁症,每天从早到晚地念叨着,“这一天可怎么过啊”。张聪沛在给她做完心理疏导之后,还开了一些抗抑郁的药,叮嘱她一定要按时服用。可是,几天之后,李红却从上海打来电话,称自己就要解脱了。“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她回去后根本没吃药,而且听她说话的语气,知道她去意已决,一切都晚了……”张聪沛说。

  当时只有四十多岁的李红,从上海的一个烂尾楼楼顶跳了下去。一同随之跌落的,还有张聪沛身为医者的信心,他一直责怪自己当初为何没能留住李红,强烈的失败感让他终于“绷不住了”。于是,身为精神科专家的张聪沛自己也被抑郁症击垮了。

  “那段时间,我连续27天闭门不出,把自己关在家里,脑袋嗡嗡地像是要炸开了,总是控制不住地去想那些不好的事,觉得活着没啥意思。尽管我是名精神科医生,与抑郁症打交道三十多年,可直到自己得了病,才真正理解了抑郁症患者的感受。”

  俗话说,医不自治,张聪沛无法揪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救出泥潭。他在同事的帮助下,每天坚持服用抗抑郁药,有意识地鼓励自己去人多的超市里走动,心态渐渐好转,最终战胜了抑郁症。张聪沛告诉记者,如果能够引起患者和家属足够的重视,抑郁症其实并不可怕,目前,它的治愈率已达80%以上,“绝大部分轻中度抑郁患者能够通过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行为恢复如常。严重的抑郁症患者,通过MECT(改良电痉挛治疗)减缓病情,最终也能康复。”

  时代病因像根“导火索”

  历史上,抑郁曾是件十分文艺的事。海明威、伍尔芙、梵高等人皆为抑郁症患者,愤世嫉俗的人格与唯美主义倾向,令他们无法容忍社会、文化和他人的缺陷,最终生活在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圈子里。时过境迁,他们的情况显然不太适用于当代人。

  “抑郁症虽然不是一种现代病,但抑郁群体的扩大化却与现代难脱干系。远的不说,就最近十几年来看,抑郁症患者呈现出低龄化趋势,二十年前,一年能碰上一个年轻患者,但现在一个星期就能确诊好几例。”张聪沛说。

  在被确诊为抑郁症之前,赵林的父亲曾带孩子去第一专科医院的青少年心理门诊,被医生告知“不是青春期的事儿,要治好病得上二楼。”在抑郁症病房的走廊里,记者见到了15岁的赵林,他躺在一张临时增加的病床上输液,面庞苍白、非常消瘦,连闭目养神时仍皱着眉头。在一个本该乘风飞翔的年纪里,他却如同一只挂在树上的风筝,躺在医院里在与抑郁症搏斗着。

  赵林,曾是一个被父母给予无限厚望的孩子。他从小聪明过人,擅长弹琴、画画,从六岁起就被家长从玩耍的孩子堆里揪出去,参加各种兴趣班。上小学时,他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英语背诵“比老师还流利”。但由于体质较差,每次流行性感冒他都落不下,还得了严重的鼻炎,上初中后经常缺课往医院跑,成绩渐渐下降。赵林难以接受这个现实,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晚上睡不踏实,“他平均每天夜里四次起夜去厕所,听着抽水马桶的声音,我的心都要碎了,宁愿自己得病!”提到儿子,赵林的父亲悔恨地落泪,“如果当初不给孩子那么多压力,不这么要强,也许就不会得抑郁症了”。

  尽管55岁的张友瑞年纪比赵林大了四十岁,但他的抑郁症也同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张友瑞是在儿子的陪伴下,拄着拐来到医院就诊的。去年9月,他从7楼跳了下去,庆幸的是被二楼存放的苯板接住,虽然腿摔断了,但保住了一条命。事到如今,坐在医生诊室里,他仍坚称“跳楼的事儿,我一点儿也不后悔”。

  张友瑞的儿子今年30岁,与女友相恋多年,却因为买不起房子迟迟无法结婚,张友瑞本人多年来一直住在二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里。“房价太高了,我那点儿存款别提给儿子买房了,连交首付的钱都不够,孩子结不了婚,都是我这个当爹的无能啊,我活着太没意思了!”

  在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的抑郁症诊室里,除了为成绩忧郁的学生,因没房绝望的老人,还有为升职发愁的白领,为生意焦虑的老板……不同经济背景、不同性别和不同职业的人群,正在承受着这种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日益突显出来的精神疾患。

  中国正飞速进入一个“压力型社会”,工作节奏日益加快,人们的精神压力不断地加大,医疗、教育和住房“新三座大山”让更多的人感到紧张、疲劳和烦闷,社会环境因素如同一条导火索,引爆了群体性的心理危机,于是,一根根脆弱的神经在忧郁与焦躁中随着时代一同剧烈震颤。

  记者采访结束时,一位抑郁症患者刚刚办理完出院手续,一边拎着行李和脸盆往外走,一边微笑着跟病友们说再见,她突然犹豫了一下,说了句“还是别见了,咱们打电话吧!”然后和家人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走廊尽头……

  (为保护病人隐私,以上抑郁症患者均为化名)

  【自测】

  你抑郁了吗?

  在医学中,“抑郁症”属于“情感障碍”。具体来说,有以下常见的表现:

  1.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感到悲伤或情绪低落;

  2.对许多事情或活动失去兴趣;

  3.睡眠障碍:包括失眠、早醒,或者睡眠过多;

  4.食欲、性欲或体重下降;

  5.原因不明的疲乏、劳累;

  6.内疚,甚至自责;

  7.注意力不集中;

  8.烦躁或者焦虑;

  9.绝望、无助,反复出现自杀的念头,甚至采取自杀的行为。

  如果以上问题大部分出现并超过两周或者更长时间,那么很可能是得了抑郁症,请前往专科医院或专门科室进行诊治,切勿自行判断和服药。

  【后记】

  如何能让抑郁症患者摆脱疾病的折磨,如何能让更多的人避免患上抑郁症?除了人们改变消极的认知观念,及时调整情绪、释放压力,认识到,有时候承认生命的不完整,恰恰才有机会获得更加完整的人生。还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支援,人们需要更多专业的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门诊社工,需要更加完善的社会、社区和家庭多层次的关怀救助体系。唯有更多的人来关注抑郁病,才能早日战胜它,让人们在精神世界里也能安享明媚、如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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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邵春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