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网4月25日讯 中国改革开放的芬芳气息，是从泥土里散发出来的。

　　翻开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作为最初尝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启动农村改革，农民成了无可争辩的先行者。

　　在双城的一个小小的村落，我们推开了四家农户的门扉，听他们口述一段有意义的历史，这是真实的中国人的故事和感慨。

　　我们目睹转型之中的中国之变，同时感受到三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贴身温暖。

　　家庭人物介绍

　　丈夫：马宪伟

　　住址：双城市乐群满族乡光华村

　　我叫马宪伟，小名马五儿，属鸡的，今年四十。

　　你猜对了，我在家是排行老五，我还有一个小妹呢。六个孩子，我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经济困难“大户”，全靠父母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养活。穷归穷，但我们姐六个都上了学，那时每学期只有两元的学杂费，不像现在，要交乱七八糟的那么多的费用。我们都念到初中毕业，只有大姐学习好，念完了高中，要不是家里拖累重，要她回来挣工分，她肯定能考上大学。

　　那时穷啊，出屯子上学，有时连块大饼子都带不上，中午就饿着，忍着，那时一天能吃上两顿饭就不错了。

　　你问我照片？那时候谁有钱想这个啊，这不，那时我们家唯一一张照片，就是这张“全家福”，好像是我11岁时照的，还没有我家老爷子。他舍不得放下队里的活儿，挣工分要紧啊。

　　那天，我们姐六个都换上最好的衣服，我妈领着我们六个走了两个多点儿，18里地，走到城里的照相馆。第一次照相，紧张，你看我们的表情，都挺僵的。

　　马宪伟(前排左一)11岁时与家人合影。

　　对我来说，生活条件真正变好，也就是这七八年的事儿。土地承包那会儿，虽然家里有了五十来亩地，但由于人多，变化也就是一年到头能吃饱肚子了。八九年我结婚时，由于没钱，只能住爸妈那儿，大哥一家也住在那儿，十来口人，三间屋，很挤。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由于经济困难，三家人难免磕磕碰碰，几年后，我和媳妇儿、女儿一家三口搬了出来，我得到的分家费是20块钱。我们买了个小土房。

　　马宪伟和妻子在家院子里合影。记者刘大泳摄

　　1997年，我和张萍，就是我媳妇儿，商量了一下，买了辆六千多块钱的小四轮农用车，二手的。有了小四轮，我帮人家拉水，拉玉米，耥地，后来村里修路时又拉沙子拉石料，村里没活时就外出找活儿干，张萍也帮人家绣花挣点钱，日子渐渐有了起色，我们还买了电视机呢。村里修了路，出去跑就方便了，东西运出去也方便了，后园子种的菜，茄子、西红柿、辣椒啊，都能运出去卖钱了。我又租种了全家外出务工人家的地种玉米，每年租种四五垧，年纯收入能有两万多块，再加上出车挣的钱，一年下来，四万多块钱没问题。电脑刺绣兴起后，张萍就不再用缝纫机绣花了，她去帮从牡丹江宁安来村里种西瓜的大户打零工，也有一些收入。

　　买车挣钱后，我花8万多块钱翻盖了三大间砖瓦房，100多平方米，上下水都有，能洗澡。沙发、床、衣柜等家具都置办了，洗衣机什么的也买了。看我家的厨房，和城里人家差不多吧，有橱柜，有煤气，嘿嘿，就是这口大锅嘛，城里没有。它连着我家的炕呢，虽然那屋也买床了，但这屋我还是砌了炕。累了一天，回家躺到热炕上，舒服啊，床没法儿比。听说现在有等离子电视、液晶电视了，我正琢磨着换一台呢，原来的那台该淘汰了。嗯，也要换台大的农用车了，这是关系到生计的大事。女儿18岁了，刚去哈尔滨学电脑去了，她喜欢这个。

　　你说我这日子过得不错了，可你知道吗，我是我家姐六个中，过得最差的呢。大姐嫁到大白，家里养牛，她给村里人做衣服也有收入，三个孩子，两个是大学生，大女儿已经结婚了。二姐也种地，二姐夫是瓦匠，他们大儿子还买了微型车，拉座呢。小妹在哈尔滨有公司，给建筑工地包活儿。过得最好的是二哥，他投奔在哈尔滨开收购站的四姨，从推三轮车收破烂儿做起，现在已经买了楼，开了好几个收购站，他给人拆报废车，一年能挣二十多万。他那俩孩子，一个开出租，一个学幼师，也都好着呢。